1955年4月1日，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统战部部长潘汉年终于打开心结，给中央写了份报告，袒露了埋在心底12年的秘密，他请市长陈毅代为转交主席。

潘汉年

主席看了后，雷霆震怒。他抖着手中的报告，对陈毅说道:

“潘汉年如此辜负党的信任！”

随后，大笔一挥，写下批示：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两天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队将潘汉年秘密逮捕。

自此，无儿无女的潘汉年万劫不复，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那么，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泰山北斗，有着“南潘（潘汉年）北王（王石坚）”美誉的中共一代谍王潘汉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气得主席至死都不原谅他呢？

我们从头说起。

关键时刻担重任，成就“南潘北王”地位

193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既改变了中共的历史，也改变了潘汉年的人生。

这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常务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此人掌握着中共中央最多核心机密，同时兼任特科三科科长，而三科承担保卫中共中央的重任。由于他的叛变，负责情报工作的二科科长陈赓等骨干被迫撤离，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中共特科陷于全面瘫痪，劫后余生的中共中央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重组特科以及谁来接替陈赓，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头等大事。负责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找来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商量，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人：25岁的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

为什么会选择他？

这是多方合力的结果。

1931年1月，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博古当时与王明走得很近，而博古又与潘汉年是老乡，很欣赏潘汉年，于是，博古就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所以，周恩来、陈云同时选中潘汉年，自然得到了王明的首肯。在潘汉年看来，王明对他有知遇之恩，这就为他后来犯低级错误埋下了伏笔。

当然，周恩来、陈云同时选中潘汉年，主要还是他自身过硬。

潘汉年1906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富裕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学渊博，加之天资聪慧，他写了一手好文章，并且酷爱文学。16岁时，他开始向报刊投稿，崭露头角，受到了一些文学大家的重视。在担任过几年的小学教师后，怀揣着文学梦，他在1925年初辞去教职来到上海，加入了由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不久，经叶灵凤介绍，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助理编辑，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

1926年年末，应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请，来到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的主编，几个月后，因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来到在江苏省委搞宣传工作，并担任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在半公开的文化活动中，他政治坚定，把握大局，博学儒雅，潇洒倜傥，广交朋友，游刃有余，以非凡的沟通交际和社会活动能力，把宣传文化工作做得风生水起，魅力四射，特别是他筹备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更是以出色的软实力，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这样，潘汉年进入了周恩来的视野。

1931年5月，新的中央特科完成重组，由陈云、康生（中央作战部部长）和潘汉年三人组成。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虽然潘汉年没有做过情报工作，但他确实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接替陈赓上任伊始，他就推出了“一石二鸟”计划。即在近期组织一次突击行动，以灭敌人威风而长革命者的志气。。

不久，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这个专任破坏中共地下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首恶分子，被中共特科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

此事很快成为报界热炒的新闻，也成为上海的街谈巷议的谈资。

首战告捷，潘汉年一鼓作气，扩大战果，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就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情报系统”。这些人中包括有着“五种特殊身份”的袁殊，知名文学家关露，以及黄慕兰等人，他还把当年在文化战线上的好朋友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都拉入情报网，又拉拢了杜月笙的座上客杨度、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他的情报来源更是广泛，既有汉奸，也有日本人，如中西宫尾（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顾问，佐尔格小组成员）、尾崎秀实（日本的近卫首相的顾问，佐尔格小组成员）、岩井英一（日本驻上海副领事，实际上是日本特务头子。潘汉年给他提供假情报，他给潘汉年提供经费，后来这也成为潘汉年投靠日本特务的罪证之一）。

除了建立情报网外，他也亲自上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参与营救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联合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人，成功营救国际进步人士牛栏博士夫妇；代表高层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反日反蒋协议；与黄火青一起来福州策划福州事变，以减轻苏区的压力……

1937年冬，由于上海沦陷，潘汉年被迫转移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迅速在香港建立起情报网。

在抗日战争期间，潘汉年的情报网更是硕果累累：

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南进北进，日军偷袭珍珠港等绝密的战略性情报，相继传到延安。

特别是当时日军到底是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搞得毛泽东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这个时候日军下一步究竟是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还是南进和英美作战，这将对红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日本从远东从西伯利亚攻进苏联，国民党再向延安进攻，共产党就没有地方逃跑了，往哪跑，往内蒙古跑，那真是可以说是走上绝路了。

潘汉年近卫首相的顾问尾崎秀实处获悉日本可能难进。为了验证情报的真实性，潘汉年还对日本的经济状况和战略物资进行了研究，判断日本海军的油料储备只剩下30天，因此很有可能要南进印尼获取石油。而袁殊也从岩井公馆送来了一份材料，同样判断日军下一步将会南进。与此同时，他分析如果南进，就会对胶皮套鞋、雨衣这种枪套有大量的需求，他又托人打听上海橡胶厂的订单量，果然上海正泰橡胶厂、双钱橡胶厂定单成倍增加，确定无误后，他立即将情报发送延安。

这个情报终于让主席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他高兴地让康生给潘汉年回电，甚至称呼潘汉年为“小开兄”，并且连说了五个“好”字！

不仅如此，潘汉年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后来还多次得到中央的公开表扬。

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最终成为中共情报史上的巅峰，也成就了潘汉年在中共情报史上的“南潘北王”的地位。

两件事情，为他后半生悲剧埋下隐患

1934年1月，福州事变失败后，潘汉年辗转来到瑞金，随后参加了长征。

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当时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因而需要将此事汇报给苏联方面。党中央商议后，分别派陈云与潘汉年完成这个任务。

就这样，潘汉年从长征的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1935年9月，他与陈云一道，经海参崴，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共产国际方面又对中共的发展路线，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关内容，作出了指示。

为了确保这一信息能够顺利传递，共产国际分别派潘汉年和张浩回国汇报，并要求他们将新密码全部背熟带回。

1936年1月，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回国时，此时已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忽然拦住了他。王明将潘汉年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要他先和国民党在苏联的武官邓文仪接触，然后回国代表他与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一事。

王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35年底，中共元老吴玉章等人在巴黎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刊载了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呼吁“国共谈判”。蒋介石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他很兴奋。因为他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抵制，尤其是1935年底，胡汉民当选为党主席后，明确主张“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蒋介石意识到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会危及他的地位，所以希冀与中共和谈。正好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这个呼吁，蒋介石就顺势选择了一条跳过延安，直接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结盟的“舍近求远”的路线：一来可以攀上“高枝”，二来“四两拨千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搞定了共产国际，中共就不在话下。

同年底，蒋介石就派了中执委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假道欧洲到苏联。但陈立夫一行在意大利登陆时，被日谍机关发现，并被日本报纸披露出来，搞得他灰头土脸，只好立马召回陈立夫和张冲。但他并不死心，密令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跟王明进行秘密谈判。

邓文仪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其中核心的一点是红军要“开到内蒙古前线”。

王明反对，因为那样，意味着红军必须放弃陕北根据地。他还说明了实情：虽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但是要进一步开展国共谈判，还是要找在国内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

另外，王明告诉邓文仪，将派潘汉年回国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系人。

邓文仪把回国后如何跟陈果夫联络的途径通知了潘汉年。

接到任务，潘汉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因为他这次到莫斯科是充当中共中央与国产国际之间信使的，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急需新密码本与共产国际联系，此事比与国民党谈判更急迫和重要，但他却感情用事，本末倒置。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并没有去延安复命，而是先去找陈立夫、陈果夫商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陈果夫知道此时中共真正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当他知道潘汉年是王明派来的，便没有见潘汉年，而是派了铁道部的次长曾养甫来敷衍他。

几次谈判下来，毫无进展。曾养甫也觉得无聊，便明确要求潘汉年必须先和陕北最高层沟通，再进行两党正式谈判。

潘汉年无奈，只能选择返回延安。当年8月他来到了延安，这才得知自己犯了大错。因为延安为了能拿到他手中掌握的新密码，已经是“急疯了”，从1936年1月开始直到8月，整整耽误了7个月。多亏在此之前，张浩先回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才避免了他受到处分。

不过，这是还让毛泽东心里很不舒服，他对周恩来说：

“潘汉年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七个月，却先去办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潘汉年不满。

虽然不满，但在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下，他还是继续担任中共的谈判代表。

一个月后，潘汉年返回上海，在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等人协助下，这次终于见到了陈立夫，两人在上海的沧州饭店进行了一次“神秘”的会谈。潘汉年当面转交周恩来致国民党的信，并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八项条件”。因为陈立夫缺乏诚意，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后双方又多次密谈，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可以肯定的是，西安事变之前，国共谈判一直是由潘汉年与国民党单独进行，他既坚持了原则，又机智灵活，尽管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为后来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了新的转机。事变爆发后，陈立夫立刻派人把潘汉年请到了南京，潘汉年再次向他申明了中共对和平的诚意，并希望南京方面也积极响应，千万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次会谈促使国民党下定决心派出了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此后潘汉年又受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双方高层会谈穿针引线。

如果说第一件事，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做得第二件事，则是罪不可恕。

1939年，潘汉年再次临危受命奔赴上海组织情报网络，此次上海之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从日军和汪伪政权方面获得情报。

初到上海，潘汉年需要尽快打开局面，正巧瞌睡来了就有人来送枕头：汉奸李士群主动派自己的亲信胡均鹤与潘汉年联系，希望与中共合作并愿意向中共提供一些情报。

李士群

李士群和胡均鹤曾经都是中共党员，后来被捕叛变到国民党，抗战时期，他们又投靠了日本人。

李士群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在成为了汪伪政府在上海的特务组织“76号”的主要负责人后，整天提心吊胆，为了给自己留好后路，李士群便在暗中设法与中共建立联系。党组织经过考虑后，选择了同意。在此期间，李士群通过他的亲信胡均鹤，确实给中共递送了一些情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了香港，并进驻上海租界。

中央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从上海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具体的撤退路线以及撤退方案，都由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制定。

潘汉年和几个人商量以后，决定利用此时已任汪伪浙江省省长的李士群关系，另开辟一条交通线，以确保万无一失。

1942年11月初，潘汉年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尧山等人一起来到镇江，他立刻与当地特工负责人胡均鹤取得了联系。在李士群的安排之下，他们大摇大摆地从敌占区通过。

这次撤退的成功，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战区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的交通线。接下来，胡均鹤还给新四军送过几次情报和药品。

到了1943年，由于抗日形势日趋严峻，潘汉年与李士群、胡均鹤的秘密联系，也就此中断。

1943年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这时，从各地汇总的消息，已经有迹象表明，日伪军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潘汉年，希望他尽快确定这一情报的真实性。

为了得到准确情报，潘汉年和其他人员商议，决定亲自去上海与李士群会面。

来到上海后，潘汉年见到了他与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胡均鹤。胡均鹤告诉他，李士群不在上海，而是在苏州。潘汉年没有多想，当即跟着胡均鹤来到苏州。可是等他们来到苏州，李士群家人又告诉他们，李士群已经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是汪伪政府所在地，潘汉年有些犹豫了，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尽快确定情报的真假，在短暂思考后，他决定去南京。

但他不知道，此时的李士群已经在南京设好了套，就等着他入局。

到了南京，他见到了李士群。李士群表示，汪先生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要亲自见一见你。

这下潘汉年知道自己中招了！

这个时候向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而他也明白，自己如果不去，后果难以想象。最终，潘汉年与汪精卫见了面。

汪精卫

其实，此次汪精卫找潘汉年，只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希望共产党不要跟国民党搞在一起，而应该选择跟他汪精卫联系，他希望潘汉年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中央。

简单聊了两句，汪精卫就起身送客了。

之后，潘汉年通过李士群了解到，日伪并没有大规模的扫荡计划。

回来后，潘汉年向饶漱石汇报了日伪军近期没有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计划，但要不要将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上报，他有些犹豫：

一来常年做情报工作的他，性格变得格外谨慎；二来私下会见汪精卫，事前事后不报告，肯定违反纪律，但这件事毕竟没有损害党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当时正赶上整风运动，饶漱石利用整风运动，反对军长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饶漱石还以“抢救运动”为借口胡乱整人，潘汉年不想“中枪”，也不想被他当“当枪使”去针对陈毅。

在反复权衡后，最终他还是决定将这事隐瞒不报。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一消息很快被国民党特务知道了。国民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诬陷中共与汪伪政府勾结，这件事情闹得特别大。

毛泽东特意找来潘汉年，问他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事已至此，潘汉年还是坚决不承认。对于自己的同志，毛泽东还是信得过的，所以他公开出面讲话，替潘汉年证明清白。

潘汉年一面感动主席对自己的维护，一面又愧疚自己不敢面对问题。从此这件事就埋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

也许时间会治愈一切，随着时间推移，此事很快被人们遗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潘汉年出任副市长，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由于成绩突破，潘汉年很快上海市二把手，担任了上海市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

1955年，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主要解决“高饶事件”，毛主席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如果在会议上不讲，会后可以写成材料，中央一律欢迎。

高岗、饶漱石

散会回到宾馆后，潘汉年辗转反侧，12年前的问题让他彻夜难眠，最终他下定决心，向组织袒露一切，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一幕。

潘汉年以“内奸”罪在功德林被关了7年后，先是被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文革开始后，又被再次判处无期徒刑。

1977年因潘汉年肝病病逝，而由于历史罪名，下葬时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只能用当年的化名肖淑安。

不过，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潘汉年并不认同，即便在狱中，他也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从1955年潘汉年被捕时，周恩来就责成罗青长组织人员开始调查。罗青长曾经给出过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指出，潘汉年联络汪伪、中统人员进行情报工作是经过当时中央领导同意的，并且相关往来的书信、电报都是有据可查的。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当时法院的重视。

陈云对潘汉年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同样不相信潘汉年投敌叛国。尽管法院已经宣判，但是陈云一直都在努力搜集能够证明潘汉年清白的证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他致力于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经过多年调查，终于在1982年，潘汉年被平反，骨灰被安葬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恢复了一个革命功臣应有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