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北京西城区的一家派出所里，值班民警正在例行盘查。

那天收容了一名流浪汉，衣衫褴褛，神情平静。

他在登记表上写了三个字——王耀军。

警察愣了愣，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好一会儿。

字写得太好了。

那笔力，那结构，一看就是练过的。

可问题是，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有个年纪稍大的警察低声嘀咕：“不会就是那个‘墙上写诗的’吧？”另一人接话：“就是那个人，哪儿都能看到他写的诗，连甘罗祠墙上都有。”

那个流浪汉抬起头，只说了一句：“我是。”

当时没人说话了。

屋里一阵安静。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耀军，河南杞县人，1950年代出生，出身农家。

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迷诗词。

村里人都说，这孩子脑子灵光，是个读书的料。

到了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他那会儿已经二十七八岁，正是人生的转折点。

村里人都盼着他能考出去。

他也拼了命地读，考场上答题稳稳当当，一点没出错。

可等来的却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一个彻底的打击：他落榜了。

谁都不信。

他是全县第一，按理说怎么都该录上。

他自己也想不明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名额被人顶了——是个县里干部的孩子，成绩不如他，但“背景”够硬。

那时候的农村，谁家要是出了个大学生，全村都得放鞭炮。

他不是没想过去告，但这事根本没处说理。

最后只能咬牙认了。

父亲为了供他上学，干活干得病倒了，后来也没挺过来。

王耀军扛下了整个家，复读的事儿也就彻底断了。

他回了村，干农活，一边种地一边写诗，还偷偷往报社投稿。

可这在村里人眼里，就变成了笑话。

有人当面说他：“你都多大了？还装文人。”还有人背后议论，说他是“疯了”。

那时候的农村，讲究的是实用。

他写诗没人看得懂，大家只觉得他不务正业。

他不再投稿了。

转而拿着石灰，在墙上、电线杆上、桥洞边写诗。

每走一个地方，留下几句。

他把写诗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不写就难受。

那年头到许昌、南阳、洛阳一带出差的人，经常能看到这些“野诗”。

有一回，他走到鄢陵甘罗祠，站在古柏前写下那首《复拜甘罗祠》。

其中一句：“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后来不少人说，这是他的代表作。

1990年代初，北京街头也陆续出现了他的字迹。

他不乞讨，不要钱，只是写。

有人问他为什么写在墙上，他说：“写给天看的。”

王耀军的诗有点特别，一边是古风古韵，一边又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

比如他写：“毛泽东打天下，邓小平治天下，王耀军游天下。”这种句子，放在当年，听起来很突兀。

他在落款时常写“中华共和国王耀军”，故意少写“人民”两个字。

有人说他是在表达不满，也有人说他精神出了问题。

但他从不解释，只说：“艺术是自由的。”

北京那次，警察没有为难他。

只是做了简单登记，就放他走了。

他走出派出所，回头写下一句：“大鹏锁囚笼，有翅难飞腾。”

那会儿，他已经在街头漂泊了十多年。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他基本就没有固定住所了。

春天在南方，冬天往北走，随身只带几本旧书和一袋石灰。

他的一生，几乎和体制彻底脱节。

没有单位、没有户口、没有社保。

他不是被社会遗弃的人，而是主动离开的人。

他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不和任何体制妥协。

2000年以后，他的身影渐渐少了。

年纪大了，身体也扛不住。2012年，他在一次寒潮中病倒，没有及时送医，去世时身边只有一张写满诗句的纸。

他的朋友李济民，是少数几个一直记得他的人。

李在他去世后整理了他的大量作品，后来出版了《“墙上诗人”王耀军》。

书里收了接近两千首诗，多数是从墙上抄下来的，也有一些是王耀军自己写在废纸上的手稿。

这本书没有大范围发行，但在一些小众文学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有人说他是被埋没的天才，也有人质疑他的精神状态。

但无论怎么看，他的诗都是真诚的。

他没有为谁写，也不想讨好谁。

他只写自己。

他死后，那些贴着“王耀军诗作”的墙面，陆续被粉刷覆盖。

北京、开封、许昌这些城市里，再也没人看到他的字迹了。

参考资料：

李济民主编，《“墙上诗人”王耀军》，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张树森，《流浪与诗：民间诗人的历史断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河南地方档案馆，《杞县人物志（1950-2000）》，2002年编。

王立新，《恢复高考初期的社会背景研究》，《现代中国教育史研究》期刊，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