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归何处

＂又有人请他喝酒去了。＂大娘从门口探头说，眼里满是不屑，手里还攥着刚摘下来的辣椒。

我从账本上抬起头来，透过窗户看向那个熟悉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么笔直，就像二十多年前刚穿上干部制服时一样，只是如今肩膀似乎略微佝偻了些。

我叫赵明辉，今年三十二岁，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堂哥赵德贵比我大十岁，是我们赵家第一个走出这个穷山沟的大学生，也是西冲村几十年来出的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

记得我小时候，村里人见了他都要客客气气喊一声＂贵娃儿＂，那语气里满是羡慕和敬佩。

当年堂哥高考考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村里人敲锣打鼓给他送行，连祠堂里的老祖宗都好像笑得合不拢嘴。

后来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工作，没几年就被提拔为乡镇干部，后来又慢慢升到了市里当处长，在外头整整当了二十五年的官。

想当年，每逢过年过节他回来，那架势堪比电视里的高干下乡——村口人山人海，鞭炮一挂接一挂，连老支书都亲自出门迎接，场面好不热闹。

村里有什么难事，大伙儿都愿意等他回来商量。

＂咱们德贵有本事，跟他说准没错！＂这是乡亲们的共识。

前年，德贵哥帮村里争取到了一条水泥路，把咱们这个穷山窝窝连到了大马路上，结束了几代人雨天踩泥巴的历史。

那条路通车那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凑钱买了一头猪，摆了二十几桌酒席，硬是把德贵哥灌得酩酊大醉。

那时候，谁能想到变故会来得这么突然呢？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超市里忙活着盘点货物，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新闻联播》。

突然，桌上的大哥大响了起来，显示是三叔打来的。

＂小辉啊，你德贵哥...被停职了，不日就要回乡下来...＂三叔的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沉重。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货单差点掉到地上。

＂三叔，出啥事了？＂我忙问道。

电话那头，三叔支支吾吾，最后只说是＂得罪人了＂，便匆匆挂了电话。

那晚我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满是德贵哥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待他三天后回到村里，我才从七大姑八大姨的碎言片语中拼凑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据说是因为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顶撞了一位市领导，加上平日里办事太过刚直不阿，不懂得＂拐弯抹角＂，所以被借机打压了下来。

堂哥回村的头几天，院子里静悄悄的，连往日里最爱凑热闹的王婶子都不见踪影。

邻居见了他，也只是远远地点个头，然后快步走开，好像他身上有什么瘟疫似的。

我去看他的那天，他正坐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喝酒，桌上只有一盘花生米和几根咸萝卜。

＂德贵哥，＂我喊道，＂喝酒也不叫我一声。＂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恍惚，好像在努力辨认我是谁。

＂小辉啊，来，坐。＂他给我倒了一杯酒，声音沙哑得不像样子。

＂乡亲们呢？咋都不来看你？＂我试探着问。

＂怕沾上晦气呗，＂他苦笑一声，＂官场失意，谁还搭理你啊。＂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德贵哥——落寞、无助、甚至有些自嘲。

他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如今只剩下浑浊和迷茫。

＂哥，没事，咱不是还有家吗？＂我给他满上酒，硬要和他碰杯。

他举杯一饮而尽，泪水却在眼眶里直打转。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村里的气氛却突然变了。

起初，是老支书登门拜访，带着两条＂大前门＂香烟和一瓶汾酒，说是要请德贵哥吃饭，聊聊村里的发展大计。

接着是村里新开小卖部的张老五，说是要感谢当年德贵哥给他家批宅基地的恩情。

再后来，村里的能人魏胜利也来了，说是想请教德贵哥关于养猪场选址的事情。

慢慢地，请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一天甚至能有两三桌。

起初，我以为是乡亲们终于想通了，要来安慰他。

可有一次，我陪德贵哥去吃酒席，看到的场景却让我心凉了半截。

＂贵娃儿，听说你还认识咱县里管教育的李局长？我孙子今年考高中，你看能不能...＂老支书端着酒杯，满脸堆笑。

＂德贵啊，我那块山地批不下来，你看能不能...＂

＂兄弟，我家那小子想去市里找个工作，你在那边人脉广...＂

饭桌上，七嘴八舌的请托声不断，酒一杯接一杯地往德贵哥嘴里灌。

堂哥笑着举杯，一口一口地喝，眼神却渐渐黯淡下去。

那时我才明白，村里人找他，不是因为尊重他这个人，而是看中了他这些年在外头积累的人脉关系。

堂哥从一个受人敬仰的干部，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

这顿饭吃到一半，德贵哥突然站起身来，二话不说就走了，留下满桌目瞪口呆的村民。

那晚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找到了他。

初夏的风带着泥土的气息，远处田野里的蛙鸣此起彼伏。

堂哥独自坐在石凳上，手里的＂红塔山＂明明灭灭，烟灰积了老长也不掸一下。

＂小辉，你说我这二十多年是不是白当了？＂他突然问我，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疲惫。

月光下，我看到他的白发比半年前似乎又多了不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我的记忆里，堂哥一直是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是全村人的骄傲。

可如今他却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老树，找不到归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组织上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我信了，真心实意地干。＂德贵哥深吸了一口烟，＂后来慢慢发现，有些人嘴上说为民，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小算盘。＂

＂当年我去市里报到那天，全村人给我凑了五十块钱，那时候可是大数目啊。＂他仰头看着星空，目光恍惚，＂我娘拿出了压箱底的十块钱，是她一年的积蓄；你爹给了五块，说是卖了两只老母鸡的钱...＂

＂我发誓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让咱村里人都过上好日子。＂他继续说道，声音低沉，＂可这些年，我在机关里忙着争名夺利，应酬走关系，倒把初心给忘了。如今回来，大家找我不过是看中了我的关系网，谁还记得我赵德贵这个人啊？＂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年闹水灾，村里一片汪洋，是德贵哥跋涉十几里山路去县里求援，又带着解放军战士挨家挨户搬东西、修堤坝。

那时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裤腿卷到膝盖，在泥水里趟了整整三天三夜不休息。

后来村里评功臣，乡亲们都说德贵是头一个。

再后来村小学要撤并，是他跑前跑后，几次三番去市里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学校。

那时候的他，眼里有光，走路带风，干事不计个人得失。

＂哥，我记得。村里那些老人也记得。＂我轻声说。

＂娘在世的时候，常念叨你当初救了李大爷一家老小的事。王婶子到现在还说，要不是你帮着联系专家，她家老王的病早就没救了。＂

德贵哥沉默了许久，忽然笑了：＂人这一辈子，到头来，能让人记住的，恐怕就是这些实打实的好事吧。＂

我点点头：＂那些虚名浮利，转眼就没了，但你做过的好事，村里人心里都有本账。＂

夜深了，蛙声渐弱，远处的山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我和德贵哥并肩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他的脚步似乎轻快了许多。

接下来的日子，堂哥变了。

他不再随叫随到地陪酒，婉拒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

村里有人背后嘀咕他＂摆架子＂，＂忘恩负义＂，可他似乎全不在意。

倒是我着急，忍不住问他：＂哥，你这样会不会得罪人？＂

他呵呵一笑：＂怕什么？我现在就一老百姓，还怕得罪谁？＂

说来也怪，他越是这样＂不合群＂，反倒有更多人找上门来，不过性质变了。

听说村东头的刘大妈想卖掉自家的几亩薄田，德贵哥主动去了解情况，得知她是为给孙子治病筹钱，马上给县医院的老同学打了电话，不仅联系到了专家，还帮忙申请了农村医疗救助。

村里的年轻人想外出打工，他就把这些年积累的人脉整理成一个小本子，写明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需要什么条件，有什么注意事项。

得知县里有教育扶持资金，他连夜写了申请报告；听说镇上有返乡创业政策，他组织年轻人开了培训会。

慢慢地，找他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但不再是为了酒桌上的吹捧和利用，而是真心实意地请教问题、寻求帮助。

有一次，我去他家，看见他正在院子里和几个年轻人讲解如何填写创业贷款申请表。

阳光下，他神采奕奕，眼神里又有了当年的那种光彩。

＂德贵哥，你这是转行当农村顾问了？＂我打趣道。

他摆摆手，笑道：＂我这不是没事干嘛，总不能天天躺着喝西北风。＂

一旁的年轻人插嘴：＂赵处长可帮了我们大忙了！要不是他，咱们哪懂这些弯弯绕绕的政策啊？＂

＂别叫我处长，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德贵哥纠正道，但脸上的笑意掩饰不住。

转眼到了秋收时节，村里的稻子熟了，金灿灿的一片，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

这一年的收成不错，村民们忙着收割，院子里晒满了稻谷，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息。

德贵哥也下地帮忙，那双曾经拿文件签字的手如今沾满了泥土，脸也晒得黝黑，但却比刚回来时精神多了。

就在这时，县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村小学改建的项目获批了！

要知道，这件事村里盼了好几年了。

老校舍年久失修，每到雨季就漏水，冬天北风呼啸，窗户关不严，孩子们冻得直打哆嗦。

前些年申请过好几次，都因为资金有限被搁置。

消息传来，村民们都欢呼雀跃，自发来到德贵哥家门前，敲锣打鼓，摆起了酒席。

老支书颤巍巍地举起酒杯：＂德贵啊，这杯酒，是我们发自内心敬你的。要不是你帮着跑项目，咱们村的娃娃还不知道要在危房里上几年学呢！＂

德贵哥有些不好意思：＂这都是应该做的，别太客气。＂

但我知道，为了这个项目，他跑了多少趟县里市里，熬了多少个通宵写申请材料，打了多少电话给昔日的同事......

酒过三巡，气氛热烈，德贵哥站起身来，举杯向乡亲们致谢。

他说话不多，只是简单地表示：＂我赵德贵虽然不再是什么处长了，但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会尽心尽力为乡亲们做事。不图名，不图利，只求大家过上好日子。＂

简单朴实的话，却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看到，许多老人的眼眶湿润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落叶归根＂，什么叫＂官无所至，情有所归＂。

德贵哥笑了，那笑容里重新有了光彩。

我知道，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是冰冷机关里的一个职位，而是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一个有血有肉、能为乡亲们做实事的普通人。

第二天一早，我去他家串门，看见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本，正写写画画。

＂哥，写啥呢？＂我好奇地问。

＂给村里做个五年规划。＂他头也不抬，继续专注地写着，＂咱们村光景不错，土地肥沃，又靠近县城，应该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和乡村旅游。＂

我在他身边坐下，看着他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的点子和构想，心里一阵感动。

＂哥，你还真是闲不住啊。＂

他这才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小辉，我这些年在外头，见过不少地方，学过不少东西。与其让这些经验烂在肚子里，不如用来帮大伙儿致富，你说是不？＂

我点点头，心里忽然有种踏实的感觉。

这才是真正的德贵哥，不是那个为了官位勾心斗角的＂赵处长＂，而是那个心系乡亲、两袖清风的赵德贵。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连邻村的人都开始慕名而来，请教各种难题。

德贵哥的旧办公桌被搬到了村委会大院里，每天早上八点准时＂上班＂，帮乡亲们解决问题、出谋划策。

村里人亲切地称呼他为＂赵顾问＂，比当年喊他＂赵处长＂还要尊敬几分。

冬天到了，北风呼啸，小学新校舍的主体已经完工，红砖碧瓦，崭新气派。

孩子们从临时教室搬回来的那天，德贵哥亲自去帮忙，还送了一套《中华古诗词》给学校图书室。

校长坚持要在开学典礼上请他讲话，他推辞再三，最后还是拗不过大家的热情。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德贵哥动情地说：＂娃娃们，你们是咱们村的希望。书读得好不好不要紧，做人一定要正直、善良，心里装着家乡和乡亲。无论将来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简单的话，却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离开学校时，我看见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怯生生地拉住德贵哥的衣角：＂赵爷爷，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当官！＂

德贵哥蹲下身，摸摸小男孩的头：＂当不当官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对乡亲们有用的人。记住了吗？＂

小男孩用力点头，眼睛亮晶晶的。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也许对德贵哥来说，失去官位反而是一种解脱——他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不必再迎合、钻营，只需要本本分分地做事，踏踏实实地为乡亲服务。

春节前夕，县里来人，说是要请德贵哥出山，担任县里新成立的乡村振兴顾问团顾问。

消息一出，村里沸腾了，大家都来祝贺。

可德贵哥却犹豫了。

那天晚上，他找到我，说想听听我的意见。

＂小辉，你说我该去吗？＂他问道，眼神里满是纠结。

我想了想，说：＂哥，这是好事啊，说明县里认可你的能力和经验。＂

＂可我怕...＂他欲言又止。

＂怕什么？＂

＂怕又回到从前那种日子——整天应酬，斗心眼，做表面文章...＂他叹了口气，＂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现在这种踏实的感觉，不想再失去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哥，那就告诉县里，你可以当顾问，但有条件——不要虚名，只做实事；不搞形式主义，只讲实际效果。以你现在的威望，他们会答应的。＂

德贵哥眼睛一亮：＂对啊，我现在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反而可以光明正大地说真话、办实事！＂

第二天，他就去县里谈了条件。

没想到县里不仅全盘接受，还给了他更大的自主权——可以直接向县长汇报工作，避开中间环节。

＂看来咱们德贵哥的威望还在啊！＂村里人都这样说。

春节那天，德贵哥请全村人吃饭，大锅煮肉，自家酿的米酒，其乐融融。

席间，有人提议让德贵哥讲两句。

他站起来，举起酒杯，环顾四周，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

＂感谢乡亲们这一年来对我的支持和信任。＂他声音洪亮，＂当年我离开村子时，想的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如今回来才明白，无论官做得多大，倒头来还是要落叶归根。＂

＂官可居，可不居；名可得，可不得。唯有心安，方能立足。＂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冲我点点头，然后继续说道：

＂在外头这些年，天天忙着往上爬，却忘了初心和根本。如今回到村里，重新找回了自己，倒觉得比当什么处长都痛快！＂

众人大笑，纷纷举杯。

老支书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德贵啊，你这一生起起落落，到头来还是没忘本。咱们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是真心为民的，谁是假意图名的，大伙儿都看得明白！＂

德贵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做人嘛，不就图个心安理得？＂

酒过三巡，我看德贵哥有些微醺，便扶他到院子里透气。

初春的夜晚还有些凉意，远处的山影在月光下若隐若现。

＂小辉，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不是当上什么处长，而是现在这种被乡亲们真心实意需要的感觉。＂他靠在院墙上，仰望星空，＂当官不难，难的是当个对老百姓有用的官；做人不难，难的是做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我点点头，心里忽然明白了许多。

官做不做得成，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德贵哥卸下了官职的枷锁，反而找到了更宽广的天地；失去了职位的光环，却获得了更真挚的尊重。

这大概就是他的归处——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宝座，而是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这些与他血脉相连的乡亲。

官归何处？归于民心，归于本分，归于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