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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在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动荡局面。

近日,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在犹他州遭枪击身亡。据美国联邦调查局11日早间发布的法律公告,杀害柯克的子弹上刻有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字样。之后,特朗普在出席柯克追悼会的全过程中,被防弹玻璃三面环绕。

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前段时间,法国民众发起无工会领导的“封锁法国”大规模示威活动,各地约有17.5万人参加。后来蔓延成规模更大的罢工和示威活动,全法共有超过50万人参与罢工,其中首都巴黎约5.5万人。

回到2024,美国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在在曼哈顿中城希尔顿酒店外的一个繁忙区域被一名蒙面枪手多次开枪,布莱恩·汤普森胸部中弹身亡。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多家大型健康保险公司开始加强对其公司高管的安全保护。

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与预期不一致的是2025年9月16日,法官当天驳回了针对路易吉·曼吉奥内在纽约州的两项刑事指控,只保留了二级谋杀罪指控。

为何发达国家的暴力事件频发?尤其是美国,枪杀事件频发,从底层民众的仇杀或抢劫,现在发展成为对政治人物或社会高层人物的定点清除。

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1、美国动荡是多方面的原因

主要包括种族矛盾加剧、政治极化严重、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文化和制度缺陷。

种族矛盾长期存在且不断加剧: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历史上种族问题一直是敏感议题。一方面,白人群体对自身社会和政治地位下降充满忧虑,认为少数族裔移民增加威胁到其主体地位,如 2020 年少数族裔选民占比首次超过 30%,预计 2045 年白人在全国人口占比可能下降到 50% 以下。特朗普执政后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等举措,使一些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更加有恃无恐。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极右势力对 “奥巴马主义” 反扑,奥巴马执政期间推进的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政策激怒了保守势力,特朗普胜选所依靠的民粹主义思潮也隐含着对 “黑人得到太多照顾” 的逆反,这些都导致种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分歧难以弥合。2025 年前 6 个月,美国出现了近 150 起政治暴力事件,约为去年同期的两倍。2021 年国会山骚乱事件至 2024 年大选期间,美国各地至少发生了 300 起政治暴力事件,是 1970 年以来此类事件数量增幅最显著、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波浪潮。政治极化使得美国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彼此敌视的 “信息茧房”,事实让位于立场,逻辑屈从于情绪,对话被叫骂取代,为政治暴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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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长期发酵:数十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产业空心化导致 “铁锈带” 困境,底层民众生活困苦,而少数精英阶层却掌握着大量财富和资源。这种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得底层民众对现状不满,容易滋生仇恨和暴力情绪。例如,疫情期间中上层人士很多可以享受保险在家工作,而以少数族裔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在就业和生计方面受到的冲击明显更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金钱政治与社交媒体的负面作用:美国政治早已沦为资本的游戏,政治活动组织的背后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和超级富豪的资金支持。资本通过 “政治代理人” 来影响舆论、推动议程。而社交媒体平台遵循 “流量至上” 的商业逻辑,使得最极端、最具争议性的内容广泛传播,将公共话语推向极端,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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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和制度存在缺陷:美国 “赢者通吃” 的选举制度、服务于党派利益的选区划分以及两党愈发 “部落化” 的对峙格局,使得政治妥协变得异常困难,社会矛盾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疏解,只能不断累积,最终以暴力等更具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此外,美国枪支获取门槛过低,也使得暴力事件更容易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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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达国家动乱的共性特征与深层根源

1)共性特征

参与者局限于底层:所有动乱的参与者以底层人口为主,中层和精英极少参与。

自发性为主:动乱多为自发行为,并非外部势力(如俄罗斯、美国)颠覆所致,若社会本身无动乱根源,外部势力难以推动。

集中于发达国家:过去安定的发达国家(如法、德、英、美)成为动乱高发地,且底层动乱有愈演愈烈之势。

表面为政治诉求,核心是经济问题:动乱常以政治口号为幌子,本质原因并非政治层面,而是深层经济矛盾导致的底层不满。例如美国动乱的参与者多为 “红脖子”(底层人口),借各种理由发泄对政府的不满。

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2)深层经济根源:观念经济下的财富分配失衡

观念经济的特点:本世纪以来,世界进入观念经济时代,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需 “逐个创造财富” 不同,观念经济中,一项技术、一部电影等可被无限使用和消费,财富效应极大提升,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长。

财富分配的问题:新增财富多集中于少数观念创造者(如技术开发者、创新家)手中,底层劳动人口难以分享。

例如:苹果产品从 iPhone 5 迭代至 iPhone 13,收益归开发者,富士康等工厂的底层劳动者处境未变;台湾地区 20 年来社会财富增长,但大学毕业生月薪长期维持 “20K”(约 4-5 千人民币),底层人口收入未随财富增长而提升;美国华尔街的财富增长迅猛,但铁锈区的工人收入长期维持不变。

发达国家为何陷入“安全焦虑”

社会矛盾的转化:过去,底层可明确将矛盾指向剥削自己的资本家、地主;如今,观念创造者的高收入被认为是 “靠智慧创造”,底层难以找到直接的 “对立面”,不满情绪只能转向社会和政府,表现为自发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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