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占据整个大洲的国家，如今经济繁荣，风景优美，成为许多人向往的移民目的地。然而，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有一段历史始终难以释怀——他们的祖先中，许多是被英国流放的罪犯。

于是有人就要问了，一般而言女性的犯罪率远比男性低，那么澳大利亚的女性是怎么来的？澳大利亚第一批婴儿又是如何出生的？

这事就要从18世纪的英国说起了。当时的英国正值工业革命，人口因高产作物的引进而激增。英国巴掌般大的地方，根本无法承受如此之多的人口，整个国家都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贫穷如同瘟疫一般吞噬着底层百姓的生命。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农民却被地主驱赶，涌入肮脏不堪的贫民窟。为了生存，底层百姓不得不偷窃食物或衣物，甚至铤而走险，犯罪成为贫困的伴生阴影。然而，英国的统治者并未寻求救济，而是采取严苛的法律，即使底层百姓偷一块布、抢一头羊，就可能被判处七年流放。

若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罪犯尚可被发配至新疆或海南，但英国国土狭小，难以容纳这些被视为“社会渣滓”的人。因此，英国政府制定了冷酷的政策：将罪犯流放到遥远的殖民地，以此清除国内的麻烦。

最初，英国的统治者将罪犯送往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种植园接纳了约5万名罪犯，供殖民者役使。然而，美国独立战争后，北美就开始拒绝接受英国罪犯，他们认为白人罪犯难以管教，远不如黑奴成本低且听话。就这样，英国的流放计划陷入困境，直到1780年代，蛮荒的澳大利亚进入了英国当权者的视线。詹姆斯·库克于1770年发现并宣称这片大陆为英国所有，其干旱荒凉的特征被英国视为天然的囚禁场所，恰好用来安置这些被抛弃的罪犯。

1787年，第一支囚犯舰队从英国启航，586名男囚和192名女囚被强行塞进11艘简陋的船只，展开了长达252天的航程。

这段旅途条件恶劣，堪称人间地狱。船舱狭窄潮湿，空气臭得能把人熏晕，咸肉爬满了蛆，面包硬得能把人砸晕。由于缺乏蔬菜水果，坏血病开始肆虐，囚犯的牙龈肿胀溃烂，骨骼疼痛难忍。48人在途中丧生，包括40名罪犯和5名儿童。但英国当局对此漠不关心，船上甚至没有配备合格的医务人员。

相比于男囚犯，女囚犯的死亡率较低。但这并非因为押送人员的仁慈，而是她们为了换取一口朗姆酒和片刻甲板上的新鲜空气，不得不向水手们出卖肉体。对于这种腌臜之事，船长们却视而不见，认为这是维持船上士气和纪律的好办法。

囚犯们抵达澳大利亚时，发现这片土地远非乐园，而是一片残酷的地狱。毒蛇和野兽潜伏四周，干旱的土壤难以耕种。饥荒和瘟疫很快在第一批囚犯中蔓延，死亡率高的惊人。

即便殖民地面临饥荒和死亡，英国的流放政策依然未曾停滞。从1788年到1868年，约162,000名罪犯被送往澳大利亚，其中24,000人为女性。

早期殖民地粮食匮乏，殖民者靠树皮果腹，罪犯啃食草根，疾病和饥饿导致的尸体堆积如山。然而，英国的运输船依然源源不断地将罪犯送来，将他们视为可抛弃的垃圾。罪犯们在严苛的管理下开垦荒地，种植小麦，牧养羊群，逐步将荒野改造为可居住的土地。

1790年，一艘名为“朱莉安小姐”的船只载着226名女囚，从朴茨茅斯港驶向悉尼。这些女囚大多因偷窃食物或衣物被判七年流放，远非重罪犯人。然而，英国当局却意图利用她们来平衡殖民地的性别比例。

航程一开始，水手便肆无忌惮、轻车熟路地强迫女囚成为他们的“临时伴侣”，以此消磨海上时光。根据水手约翰·尼克尔的回忆录揭示，这艘船形同海上妓院。水手不仅剥削女囚的身体，还利用她们牟利。

船只在里约热内卢、好望角等地停靠补给时，女囚被解开镣铐，推上岸从事性交易，其所得钱财全被水手占有。英国殖民地官员对此心知肚明，却从未干预，女囚的屈辱成为殖民地稳定的代价。航程历时五个月，抵达悉尼时仅5人死亡，堪称当时的“奇迹”，但许多女囚下船时已怀孕，甚至连父亲是谁都不清楚。

澳大利亚的女性来源远不止流放罪犯，1845年至1852年，爱尔兰因土豆枯萎病陷入饥荒，约100万人饿死，200万人流亡。英国政府不仅未提供救援，反而加重税收，逼迫爱尔兰人走上绝路。

因此，无数爱尔兰女性为了让孩子吃上一口饭，偷窃食物或牲畜，结果被判流放。约8,000至12,000名爱尔兰女囚被送往澳大利亚，占女囚总数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她们多来自科克、都柏林等重灾区，她们背负着七年的刑期，踏上不归路，此生再也没有回到故乡。玛丽·沙利文便是其中之一，她因偷一头羊被判流放。

英国殖民政府不仅盯上了“女罪犯”，还将脏手伸向了孤儿院。爱尔兰大饥荒期间，很多爱尔兰女孩沦为孤儿。于是英国政府以“人道”名义推行所谓“孤儿女孩计划”。说白了，就是把爱尔兰济贫院的孤女送去澳大利亚，给她们一个“归宿”。

1851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地区发现金矿，淘金热迅速席卷英国，移民如潮水般涌入，澳大利亚人口从40万激增至1860年的110万。金矿带来的财富使殖民地经济腾飞，英国的罪犯流放逐渐失去必要性。新南威尔士于1842年停止接收罪犯，塔斯马尼亚于1853年终止，西澳大利亚则持续至1868年。然而，英国的罪恶已深深嵌入这片土地，土著的苦难、罪犯的血汗、女性的屈辱，难以抹去。

澳大利亚人如何看待这些罪犯祖先？19世纪，他们因“罪犯污点”感到羞耻，极力掩盖这段历史。然而，20世纪后，态度发生转变，许多人开始认为，祖先并非真正的罪犯，而是被英国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自耕农，是“圈地运动”的受害者，是敢于抗争的勇士。2007年，约400万澳大利亚人自豪地承认罪犯祖先，将其视为国家韧性的象征。然而，这种浪漫化的叙事无法掩盖英国的罪行。一些人赞颂罪犯的开拓贡献，另一些人却聚焦土著的苦难，质问英国殖民者的暴行。这片繁荣的土地，终究是建立在无数血泪之上。

澳大利亚的罪犯流放历史，是英国殖民罪恶的见证。女囚、孤儿、自由移民和土著女性，在英国的压迫下顽强生存，共同塑造了今日的澳大利亚。她们的后代延续着这段历史，提醒世人：这片乐土的背后，隐藏着英国不可饶恕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