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7岁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再次回到汕头，这里是他的故乡，也是他命运的转折之地。

1942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廖承志被捕，南委副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被捕英勇牺牲，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被捕后立即叛变，形势非常危急。

年仅20岁的吴南生临危受命保护南委书记万方等多位领导人，历经艰险，陆续把他们完全地送往延安，随后他自己也到了延安。

等他再次回到汕头，已经是1949年跟随解放大军南下而来，但短短三年后，1952年，他再次因为工作调动离开汕头，这次重回故地，已经过去25年。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此次回乡并非省亲，而是带着省委交给的任务，率工作前往汕头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那时的汕头地委，包括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个市委的工作范围。

然而故乡却今非昔比，昔日与香港并肩的商业口岸如今破败不堪，那些熟悉的楼房摇摇欲坠，成千上万的返乡工人和知青无处为家，只得在街道两旁临时搭建棚而居，城市主要马路污水横流，人夜，经常停电，一片惨淡。

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吴南生，而这让人压抑的萧条也绝不仅出现在汕头，看到此情景，吴南生悲痛地说：“当年豁出性命闹革命，换来的却是这样。”

上世纪70年代末，广东经济濒临崩溃，与繁荣的香港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巨大的经济落差促使广东边境的农民纷纷外逃至香港，成为当时的一个显著现象。

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贫穷而生的强烈的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

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震惊，1922年他出生在这片土地，1936年年仅14岁的吴南生就参加了华南抗日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吴南生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但是他同其他战士一样奋勇杀敌，在敌后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吴南生担任南昌市副市长，工作期间，吴南生一丝不苟，经常下到乡镇一线调研，也为他日后的履职打下了基础。

1975年，吴南生被中央调回了自己家乡，也是这次回乡让他看到了家乡的贫穷和落后，他暗自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家乡。

“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速改变这个局面？”

当时，一个新加坡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聆听了汇报后，迅速致信广东省委，指出汕头在利用外资和拓展对外贸易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并建议“适当下放权力，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空间以推进工作。”

广东省委收到吴南生的信后，召开常委会议，吴南生在会议上提议，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他当时提议这个地方可以设在汕头，因为全省除了广州之外，汕头是外贸最多的地方。

第二，他认为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可以动员他们来投资，第三，汕头如果办不成，也影响不大。

吴南生的建议上报给中央时，邓小平鼓舞道：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吧，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1979年，谷牧来到广东，谷牧早在1975年邓小平整顿国民经济的时候，就是邓小平的得力助手，1978年，国门打开时，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的开放，谷牧是中央的决策者，也是一线的指挥员。

就是这样一位生于儒乡，深谙儒学，极具有中庸之气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带领创伤后的中国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调研，来到汕头的时候，幽默诙谐地鼓励吴南生“你们要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不行！”

吴南生欣然领命，原来主管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吴南圣，从此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

上任初期，吴南生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说少做，做了再说。”

那年冬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来到深圳，吴南生陪着一路看，当时正在修路，到处灰尘滚滚，他对谷牧说：

“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

谷牧说：

“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

也是靠着这3000万，吴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如今沿着深南大道由东向西，从罗湖到国贸大厦，途径福田的华强北，再到南山的粤海街道。

这条全程25.6公里的大道一路见证了这个由“三来一补”起步的城市，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新的40年产业升降史。

1980年至1981年，吴南生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在深圳特区以“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硬生生闯出一条新的发展经济路子来，在很短的时间里，不花国家的资金，建设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深圳特区的实践是对全国的一大贡献。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高兴地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的确是一派兴旺气象。”

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争取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现在我们可以放胆地说，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退休后的吴南生酷爱书画和收藏，晚年世人更是尊他为大藏家，品监家，书法家，而他也乐在其中，不断将自己的珍藏无捐献给国家，其中多件还是国宝级文物。

上世纪80年代，为了给家乡筹资建学校，吴老整理出300多件现当代名家题双款的作品，一幅不留全拍卖了。

每提此事，吴南生无不感慨和惋惜，深以这批书画发挥作用不大而遗憾，毕竟当时的艺术市场还没有成形，2018年，吴南生走完了他96年的革命之路。

如今潮汕人凭借着当年敢拼敢闯的精神，在深圳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如今深圳的潮汕人约有500万人，比例高达30%，这一切都得益于吴南生老先生当年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