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我从人大硕士毕业，加入腾讯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入职第一天是台风天。风雨大到打不到车，我穿着西装裤和运动鞋，从塘朗地铁站一路走到深超科技大厦，狼狈但亢奋。我记得那天打卡进门的时候，心跳得特别快，不是因为面前的鹅厂logo，而是因为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进来了。

从小我就是别人眼中的“稳的”，高中全校前十，大学保研，实习也都踩在节奏上。腾讯是我能想到的最“稳”的地方。我以为到了这里，人生就会进入某种自动驾驶模式，绩效正常、涨薪、买房、结婚，最后老去。

但我高估了自己，也误解了稳定的含义。

我的第一个Leader是CSIG刚收购来的某To B公司带来的，文化和鹅厂原生差异很大。他对我的评价一直是“不够狼性，不够主动”，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但每次听完心里就像吞了几口温吞的铁水，烫但沉，焦灼但无处发作。我不是不能主动，我是不知道主动去哪里。我每天都在加班，每次改PPT都小心翼翼，改字体行距都改到凌晨两点，回宿舍洗完澡趴在床上，眼泪一滴一滴掉进枕头缝里——我不是委屈，是害怕。我怕被看穿，怕被淘汰，怕人家发现我根本不配这个平台。

2021年年初，部门裁员，我被波及。Leader没有任何遮掩，下午两点叫我去会议室，说了一句“项目收缩，团队要精简”，我点头，说“理解”。然后回到工位，开始删微信、打包、还工牌，动作比思维快。直到晚上我才真的意识到——我被裁了。鹅厂发的离职补偿不算少，但我对着那一串转账数字，感到的是彻底的空。

那一刻我才知道，“高处不胜寒”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外面冷，而是你突然掉下来的时候，下面没人接。

2021年，港中大（深圳）

我花了两个月找工作，最终去了一家“看起来很体面”的高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做研究助理。月薪不到鹅厂的一半，没有年终奖，办公室比原来小了一圈，桌子老旧，座椅不能调节，厕所味道常年夹着消毒水和霉气。

但我心安了。我真的一度以为，这样的生活也可以过一辈子。节奏慢，没人骂你，偶尔还能在图书馆读书。最重要的是，没有裁员——我以为。

2022年3月，实验室资金断档，PI准备出国，我这个RA也被“合理劝退”。这次没有赔偿，甚至没有离职证明。我最后一天收拾桌子时，同事帮我打包，说“唉，现在学校也不稳定了”。我点头，但没有回应。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极强的羞耻感——不是被裁的羞耻，而是“我居然以为这里能保我一命”的羞耻。我那么高的学历，那么多年的努力，最后躲在一所高校实验室里求个小地方喘息，结果还是被“现实”一脚踹了出去。

那段时间我很少出门，睡眠被彻底打乱。白天昏沉，夜里清醒。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看天花板看几个小时，脑子里是一片浆糊。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去哪，不知道还能去哪。

我删掉了求职软件，甚至不敢刷朋友圈。我怕看到别人“入职XX”“Offer已签”“年终翻倍”，怕看到那些我曾经以为自己也会有的路径，在别人的手里走得那么自然。

2023年，湾区某AI创业公司

2023年春，我重整心情，进了一家大湾区AI初创。工资比港中大高，但比鹅厂低很多。但我接受了。我不再奢望平台，只想有个地方做点事。

这次我反而没有太多心理波动。我知道风口上大家都在赌，我也认赌服输。公司氛围还可以，团队都挺努力，我也重新有点“做事”的感觉。

但项目一直没拉到融资，2023年冬，公司通知我“合同到期不续签”。不是裁员，是不续签。HR语气温柔，说“谢谢你的贡献，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合作”。我点头，说“祝公司顺利”。然后转身下楼，在地铁站坐了很久很久。

我没有哭，也没有愤怒。那一刻我心里很平静——像是在医院坐了一整夜、等医生出来告诉你“没救了”之后的那种平静。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彻底的认命。不是“失败”这种单纯的事，而是我知道我被时代挑选了三次，每次都被刷掉了。

尾声

2024年我还是继续在深圳漂着，靠freelance写稿、做点乙方活，接点咨询单，维持生计。不稳定，但我不再期待稳定。我已经不再奢望“大厂养老”“高校躺平”这种幻觉。

我常在地铁里看着打卡上班的人群，忽然会有种强烈的失语感——我和他们好像不属于同一个时间线。我已经三次掉队，再也追不上了。

但我也终于明白，那些光鲜的“高起点”，不会自动通向安全区。如果人生是游戏，我连“新手保护期”都没来得及用完，就被扔进了困难模式。

我还是想活着，但已经不指望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