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旅行社 兼办杂志

光甫先生办旅行社的动机，是因为他经常到外国去考察一切新见闻。从前飞机尚未通行，每次要到西人办的旅运公司去买船票、订旅馆，觉得这些职员对华人轻视，而且毫无礼貌。有一次，他从香港往昆明，到西人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不料柜面的一男一女两个职员，竟目中无人，娓娓不休地谈情说爱，对于光甫先生在柜外伫立，毫不理睬。光甫先生就愤然而出。

他归来后，想到要办个旅行社真是当务之急。最初时节是由上海银行附设旅行部，请沪宁铁路秘书朱成章当主任，开始代客购买国内各地火车票，但是铁路当局对购票要打折扣，认为向无此例，光甫先生便提供外国旅行社与交通机构所订的条件，都有八折或九折优待，几经周折，沪宁、沪杭两线才达到目的。那时节市民认为到火车站排队购票是一件苦事，见到上海银行有这种方便的办法，加上他们用的都是女职员，个个和蔼可亲，所以来购票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就扩充为"中国旅行社"，并伸展到全国各地去另辟天地，在沪宁铁路线、津浦铁路线及其他重要城市设立分社。

很多人以为旅行社与银行有什么关系，光甫先生深知英国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运通公司，都是大企业，而上海银行在自己国内办旅行事业，既熟手而又与当地居民多所接触。因为通济隆与运通公司，只办外人来华旅游的事宜，而中国人就完全到中国旅行社去了。

但是中国旅行社的创办，经过好多曲折，各处铁路当局要一一接洽，各地旅馆又不肯接受他们预订房间，也不肯打折扣，因为他们不知道外国的规矩，后来一切困难，全部由陈光甫先生克服，而且由交通部批准，全国铁路局才肯立例优待。

自从中国旅行社一办，铁路方面的收入大增，各地旅店的收入也突然增加，反而有好多旅行机构要求中国旅行社予以赞助。可是从前偏僻之地，没有什么高尚雅洁的大旅馆，所以陈先生又在各地办了"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其著名者如南昌之洪都招待所，西安之西京招待所，南京之首都饭店，昆明之商务酒店等，不仅高尚洁净，而且设备一流，中外旅客同声赞美，连庐山、牯岭，都有自建的招待所。抗战期间，在内地办了很多招待所，其中有自办的，亦有受托代办的，并皆整齐清洁，使旅客获得安眠。当时几经过西南、西北公路线者，都对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有良好印象，而其最大特点，就是清洁，绝无臭虫，这一点是光甫先生最注重的。

在开办旅行社的同时，他又想到要出一本中国向所未有的《旅行杂志》，对编辑这本杂志的人才，选择甚苛，经过长时期的考虑，终于聘请《申报》本埠新闻编辑赵君豪君担任。

赵君豪是我的至友，我与他两人先后出道，职业虽不同，但每一个星期总有一次对酌。我有困难，他替我想办法，他有困难，我为他想办法。一切事宜，在我们商议之下，无不成功，所以有人以谐音称我们两人为"造成一切"，所谓"造成"，即指"赵陈"两姓。

赵君最初去谒见陈光甫先生时，事先我们两人商议如何应付。我提出要他一开口就要说镇江话（赵君也是镇江人），才有乡梓之谊。谈到中间又要发挥流利的英语，以表示你精通外文，还要带着你的日记，因为你的日记写得既简且明，字又是学叶恭绰的字体，你有这三个条件，一定会成功。

果然，光甫先生接见他时，相谈不过十分钟，略为翻阅他的日记，频频点首，说是"写得真好"。于是就叫秘书写聘书，请赵君担任《旅行杂志》总编辑。（《旅行杂志》从第一期起至停办为止，我有全份。赵君自己也有一份存在社中，后来不知去向。)

赵君豪编的《旅行杂志》，创刊出版之后，风行一时，销路甚广，而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存款较多的客户，每月都寄赠一册。

光甫先生常常周游列国，到处考察。如果他在上海，必定请赵君豪去谈话，就在这时，他指出杂志中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他所指出的各点，都是赵君豪所不知道的，所以赵君豪也很心服。赵君曾经对我表示，这个编辑的饭碗，也是不容易捧的。

一次，君豪对我说："光甫先生精明能干，他看到《旅行杂志》里面的文字，有些是讲国内旅行，远如新疆、西藏，近如苏州、杭州。有些是写欧美各地，甚至卢森堡、蒙的卡罗等地。他很不放心，深恐写稿的人，出于杜撰。有一次，他收到两篇稿子，一篇是讲杭州的，写稿人竟然把西泠印社的楹联，写入月下老人祠中。还有一篇是写美国的尼亚加拉瀑布，说飞机可以直达河边。君豪一看这两篇稿子，有些胡说八道，他先把月下老人祠的楹联改正，又打电话给到过尼亚加拉瀑布的人，问他飞机是否可以直达河边？朋友说："飞机怎能飞到河边？"君豪就把它改正了，而且又问这位朋友借了许多有关尼亚加拉瀑布的图片加入文内。这一期排印将毕，光甫先生对他说："你把这一期的稿样先给我一看。"他看了之后，含笑点头说："这两篇稿子，是我叫秘书写的，有意搞到七错八差，你竟逐一改正，使我对你的编辑才能更有信心。"所以《旅行杂志》从创刊到停刊，都由君豪编的。君豪说："光甫先生的才识，确非别人可比。"

办旅行团 我亦参加

民国十七年（1928）中国旅行社首次创办华南旅行团，我即时参加，游览的地方是广州、石岐、翠亨村、澳门、香港五处。那时节赵君豪切切叮嘱我要写一篇华南旅行记，所以我也收集图片，写成一篇，连登三期，是文言文，插图多而精美。

我这次参加中国旅行社举办的旅行团，领导的人是一位粤籍的邓君，他不但会说上海话，而且还会说各种方言，所以和各团员很谈得来。但是我从前也请教过一位粤籍人士，教了我三个多月的粤语，可是一到广州，才发觉到我学的粤语在广州全不通行，到澳门和香港，他们更不懂我说的广东话，原来那个教我粤语的人，教的是上海式的广东话，难怪人家听不懂。

旅行团到了香港，住在皇后酒店。听名目，一定会认为皇后酒店是很雄伟的大旅馆，而事实上这间旅馆旧得不能再旧，它的原址即后来的新光旅馆，当时电车由此转弯，所以整日听到轨道和车轮的摩擦声。天没有亮，毗邻的街市，㓥牛㓥猪声以及菜贩的吵闹声，真是震耳欲聋。那时候这个地方已是海傍，还没有填海扩充，所以海中船只的声音也极大，以致全团团员睡不着，邓君知道这个地方不对，立刻换到了高士打旅馆，环境就大不相同了。（光甫先生谆嘱旅行团，但求旅客满意，亏本无妨。)

那时，我们吃的东西，早晨是麦皮火腿蛋，中午是广东式便饭，晚上是更丰富的广东菜，在香港方面一共逗留了五天，其中有一天专游九龙，见到九龙的市面，弥敦道只到柯士甸道为止，再向下走，马路虽广阔，而两旁多数是菜田，邓君说："这个地方的地价，大概不过五仙一方尺。"我们听过也就算了，岂知过了短短的三十多年，竟然涨到千百倍，这是我们意料所不及的。

这次旅行完毕之后，是搭太古洋行的客轮，回到上海。但是我倒学到了一个乖，当时同船有一个衣冠楚楚的旅客，他和我谈话，彼此不免问姓名籍贯和职业，这位旅客直言不讳说："我是没有职业的，以运用钱财为业。"我问他："钱财如何运用？"他告诉我："第一要买外汇，第二要选择买美国股票，第三就是要每隔两三月往来港沪之间。因为上海的银元，有时可以兑港币一元一毫，有时反过来，港币可以换银元一元零八分。这是要看世界的市况，有时金贵银贱，有时银贵金贱，香港是世界经济敏感点，上海除了专家之外，普通人是不知道的。"我听了他的话，深感兴趣。回到上海之后，不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同孚路设立分行，附设外汇存款部，于是我就将诊金收入，除了开支剩下来的都买外汇，初时美金大跌，美股也大跌，我就将美金向新丰洋行买美国股票，有一种股票，是经营机器与油，每股只售美金一角八分，买好了我也就算了，后来经济市况一再变动，我也不加理会，只知道美金已涨得高不可攀。到了敌伪时期，储备票发行，大家就争相收购黄金美钞，在胜利前后，更是狂涨不已，初时我还可以看《字林西报》登载的美国股票行情，后来英国人进入俘虏营，《字林西报》停办了，所以美股涨到如何程度，一无所知。

后来日本投降，《字林西报》重行出版，但是篇幅甚小，对美国股票，没有报道。上海买卖美国股票的新丰洋行说："美国股票已经大涨，涨了多少，也不明白。"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先到香港来观察一下，一看外国报纸，原来我所有一角八分的美股，已经每股涨到三十元有余。同时我又观察香港是否能开业行医，看到许多药材铺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上海，而且我见到的中医生，都是寄人篱下，坐在药材铺中。所以那一次到香港，回来之后，就打消了到香港行医的意念，但是外汇与美股的买卖，所得到的知识，都是拜光甫先生办的华南旅行团之赐。

谣言骤起 有惊无险

赵君豪除了负责《旅行杂志》之外，他还担任《申报》"本埠新闻"版编辑。由于他的头脑清新，编的版面很是醒目，但是从前上海很少有打打杀杀或是巨劫案等事件发生，所以新闻只靠法院记者回来，才有离婚案、钱债案等一类的新闻，做编辑的写好这些新闻，也就得闲了，所以他经常在晚上十点钟，约好报馆同事和中国旅行社中人，到我家三楼来打扑克，我不会玩牌，只好在他们成局之前和君豪等谈谈天。

有时我们也谈到光甫先生。我说光甫先生办事很认真，他的名字叫光甫，是不是常常会"光火"（即上海人说发脾气）？君豪说：光甫先生修养有素，对我们从不光火，即使有时对某一职员不满意，他总是转弯抹角来劝导这人，他这个方法，比光火更能收效。

记得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上海银行已经在各省设有分行甚多，其时适逢长江大水灾，汉口市况最混乱，而汉口的上海银行分行，另外还有仓库，当时也许由于同行嫉妒，也许是两地消息隔膜，在这时忽然起了一个谣言，说："汉口的水灾，上海银行仓库内的盐、棉花、纸张，都被大水冲散了，损失达数百万元之多。"接踵而来又有一个谣言说："英国废止金本位，中国的各类债券为之大跌，损失最大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谣言是不胫而走的，片刻之间，腾传众口，上海银行的存户，即时纷纷来提款。本来要提款的话，上海银行也无谓，但是银行总是要放款的，放出去的款项一时收不回来，那么现钞就有不敷支付的情况。光甫先生毫不着急，几家大银行全力支持，而且由汉口路透社发表电讯，说是上海银行汉口分行仓库中，受水灾影响的只有存盐一项，价值不过二十万元，这个挤提风潮提出的款项达到二千万元之巨。适时光甫先生指挥若定，应付裕如，很快便把这个风潮平息下来。这一次更证实光甫先生的镇定功夫，确乎高人一等，这是"一·二八"以前的事情。

沪战爆发 金融改制

现在要追述旧事，虽时间前后有别，但因果却能贯通。在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掀起了一种抗日怒潮，各方面主张要对日本大战一场，学生们更是激烈，成千成万的人向南京请愿，所有的报纸也无一不主战，出版界有无数刊物或小册子，如《抗战必胜》等，销量浩大，只是政府方面却默不作声。

那时节，上海有一个"反日救国会"，发起抵制日货，而且对与日商有往来的商店投掷自制的手榴弹，一个青年自己炸伤一臂，顿时成为"反日英雄"。反日会也是大张旗鼓地在各处码头、仓库以及堆栈，实行没收日货，马路上到处见到市民把日本货搬出焚烧。这个运动，遍及全沪，比从前五四运动声势更炽，但是军事当局自己估计过战争的力量，远不及日本，正在逐项逐项的准备中，希望战争能拖得越迟爆发越好。

那时节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他在纪念周中，发表演讲说："反日是不对的，要让国际上认为是排外运动，反而于中国不利，所以今后要将反日运动改为抗日运动，就是日本不压迫，我们不反抗，所有抗日运动，全是日本侵略引起的后果。"他这篇讲词，在报纸上大事登载，从此"抗日运动"四字，一直沿用，成为八年抗战。

当时驻守京沪路的军队是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蔡廷锴和翁照垣等，他们是由广东开来的，一股抗日制敌的勇气，真是锐不可当。日本人以《民国日报》刊载"不幸仅炸副车……"为借口，又因日本僧侣五人失踪等事项，限令上海市市长封闭《民国日报》及赔款道歉，市长吴铁城为了要消除战祸，全部答应。各报出版号外，全市市民以为不会再有战争。

谁知道十九路军布防闸北，与日本军队的堡垒遥遥相对，也不知道是谁先开枪，一场激烈的战争就突然地发生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人实际上在上海只有海军陆战队两千人，而十九路军却强大得很，从虹镇直冲到杨树树，接近汇山码头，日本军队措手不及，大大地打了一场败仗。而翁照垣据守吴淞口炮台，令到其他的日本军舰不能进口。而这时中央方面，还不想正式宣战，暗中又派七十八师、八十八师参与应战，在杨行蕴藻浜一役中，日军败退，死伤无算，这时日军又利用他们的飞机炸毁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机构。

战争持续了好多日子，日军想到正面攻击不能取胜，于是发动侧面攻势，截断国军的后路，这一下子国军只能保全实力，转移阵地，退到苏州。日本人也觉得这次战争预备不周，吃了一个大亏，就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自称战争胜利完成。其实中央方面也深深感到，这次战争，幸而不曾扩大，最大的关键，不在战场，倒是在金融机构的破绽太多，只要市民向银行发动挤兑的话，抗日战争是无论如何敌不过日本的，这是从"一·二八"战争所体会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光甫先生当时在上海，也觉悟到中国的银行制度，有改革的必要，否则，一旦发生战争，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为稳定经济，对抗日本计，非将整个金融制度加以改革不可。他早有此见，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时候他就重申多年的主张：

一、要废两改元，即将白银和银圆收回，收发钞票。

二、要设立一个调剂金融的中央银行，钞票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三、要成立一个票据交换所，以票据互相划账，用不到一律兑现。

四，不能依赖外国银行来支配中国的金融制度。

这四项主张是从"一·二八"战争的教训得来的，抗战能达到八年之久，与他建议改制大有关系，否则前线一打仗，民间的金融乱到一团糟。因为那时全上海中外银行所存的白银，只有五亿七千万盎司，而钞票的发行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所以他这个统计受到中央极大的重视，就在"一·二八"之后，国民政府请了一位英国人李滋罗斯爵士（ Sir Frederick Leith Ross )来研究，他是由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使馆的财政顾问，也认为银两制度非废不可，所有流传在民间的银元，都要在暗中收回，改发钞票。为了防止挤兑，分成两项办法，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专门发行钞票，民间银行来往都用钞票，一旦发生挤兑的话，就由这三家银行的任何一家尽量用钞票来应付，东要东付，西要西付，那么天大的风潮也闹不起来了。这是光甫先生的卓见，就在短短的时期中，政府改革币制的命令发表，光甫先生与有功焉。

抗战之前 改革币制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政府已经无法掩饰暗中备战的活动，但仍希望拖一个时期，所以中央于事前召集庐山会议，最高当局发表两句很有意义的名言："不到最后关头，不作最后牺牲。"这就表示能够不发生战争最好。

其时有一个日本作战计划的主持人叫做松井石根，公然从华北到华中，华中到华南，作一个全面性的考察，回国后说："三天可以攻破南京，一个月内可以并吞全国。"他这种主张，不但传遍日本全国，而中国的亲日派，也认为他的话很有见地。于是到"八一三"这天夜间，大军就在上海登陆，一路战，国军一路退，南京不久失守，而且日本军人说："中国是野蛮的国家，一定要用野蛮手段来对付。"所以造成一场南京大屠杀。

幸好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不曾一鼓作气向北直攻津浦路，向南直攻华南，否则，那个时候，中国没有想到会败得这么快。而南京失守之后，第三道防线还没有布好，这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调解耽搁了一个时期，给中国军队有重加部署的机会，造成八年抗战的成就。（最近电讯，陶德曼高年逝世，身后萧条。)

光甫先生一生不愿从政，只是担任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是以国民的资格，协助政府各种设施的顾问，担任各项金融方面的咨询事项，是从不推却的。

先前光甫先生当过南京财务委员会主席，平准基金委员会首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导淮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至于前面所说的法币政策，他是策划人之一，由于废两改元的一种计划，是造成长期战争的重要因素，光甫先生的功绩，真是了不起！

美国中立 袖手旁观

中国在这般艰苦作战的情况之下，全国人民的理想，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预其事，谁知道平津将失未失之时，美国在天津的军队，首先撤退，美国的银行商行，也纷纷地结束，登上军舰，离开中国。

上海市的美国机构更多，而撤退的情况更快，其意义说是美国处于中立地位，中国与日本开战一概不理，只是在美国报纸上写一些同情的文章。所以日本格外的肆无忌惮，抱定了军阀主义，一定要将整个中国划分成几个组织，东三省已经成立了"满洲国"，北方已成立了临时政府，南京又成立了维新政府，上海成立了大道市政府，南京在大屠杀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地方维持会，真想要在短短几个月内灭亡中国。

还有一件事情，美国商界拼命和日本政府做生意，虽然没有供给军火，但是一大批一大批几十万吨几百万吨的废铜烂铁，源源运到日本，日本一加精炼，即成钢板钢条来制造军用品。这个新闻，美国也不讳言，说："这是商人的贸易行动，与国家本身无关。"中国人听了这种论调，对美国大感失望。（后来珍珠港一役，美国军舰毁灭无数，就是日本人用这种钢板造成大炮和坦克车等，给美国一个重重的打击，天真的美国人自食其果，方始正式向日本宣战。)

对美借款 复遭拒绝

打仗打的无非是钱，有钱就有作战的军器，也有作战的勇气，中国被日本人现代化的军器打得败退，在美国公布对日宣战之前，政府经济上早已发生拮据状态，但是全国的民气却激愤异常，军队的战斗精神也旺盛得很，所缺的就是军火和汽油。可是许多青年们、学生们都纷纷请缨作战，真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政府当局为鼓励士气起见，组织青年军，一时投效者超过二十万人，经过挑选之下，收容十万青年，在青年军营房前，有两句标语："十万青年十万军，一滴汽油一滴血。"其实当局也明知青年作战力比正式军队差得很远，所以总是不让青年军上前线。但是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一句话中，就可以见到物资可贵和运输困难，达于极点。

于是政府当局就想到要向美国借款，谁知道美国方面的反应说："中国的贪官污吏和银行，存在外国的外汇，只要全部拨出，是不需要借款的。"据此，成为拒绝借款的第一个理由。还有一点，美国驻大后方的使节和商务参赞等，常常提起，在抗战期间，前方作战，后方跳舞，奢侈的情况是各国在作战状态下所未有的。而且美国为了借款问题，派了几个视察员，先飞香港，再飞重庆，中国人向来有一个礼节，贵宾驾到，必定飨以盛宴，菜肴丰富，当然至少有十几款菜肴，吃到他们既饱且醉，但是照美国人的习惯，早餐极简单，午餐不过是三文治热狗而已，晚餐最多是一块牛排一盘汤。他们把这般情况向美国政府反映，认为中国的抗战生活，是不可救药的，这也成为拒绝借款的另一理由。

政府当局迫于无奈，他们知道在美国人心目中最佩服的是胡适之，那时节，胡适之早已在美国纽约附近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图书馆的馆长，这个图书馆，以收藏中国医书最多闻名于世，由一位副馆长童世纲先生主持其事，胡氏一个星期只到一两天，专做注释《水经注》的工作，自称"过河小卒"，就是对世事不加过问的意思。

中国政府忽然想到他名闻美国，所以任命胡适之为驻美大使，意思是想他去进行借款工作，但胡氏毕竟是一个文人，向人开口借钱，无此经验，久久全无成就。因此，政府邀请宋子文到美国去活动，预先由驻美公使施肇基通知美国国务院，说明宋子文订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来美商谈白银问题，可是美国国务院的答复，说是："美国无可贡献，白银问题可以用电报商讨。"这个情况，就是美国对宋子文毫无诚意，所以拒人于千里之外。

孔祥熙以为宋子文到美国去借钱，并不适当，所以在二月五日他将备忘录一份给施肇基呈交美国国务院，而美国国务院对他的备忘录也搁置不理，实际也拒绝孔祥熙到美国去。

邀陈光甫 谈定借款

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是摩根索（摩氏与陈光甫先生是老同学，对他极为信任），他对孔氏的备忘录置之不复，不知怎样一来，经过一个时期，摩根索邀请光甫先生到美国去一趟，这事情，政府方面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光甫先生当时在日本人心目中，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所以他到美国去，并不加以注意，可是光甫先生到了美国，与摩根索会谈时，恰好有日本驻美使馆财务参赞富田洋太郎( Yutaro Tomit ）在座。摩根索只说陈先生是他的老同学，我们常常闲谈，不必介意。所以光甫先生在美国，连日本商务参赞也不曾加以注意。

岂知光甫先生与摩根索一谈之下，就谈定了白银协定。白银协定因我国实行法币政策后，必须稳定银价，充裕外汇，以巩固法币之基础。但当时适世界最大白银买主美国之购银政策转变，国际银价惨跌。光甫先生乃与美国商订白银协定，由美国承购白银七千五百万盎司，另接受五千万盎司，作为二千万美金贷款之担保。白银协定缔结以后，我国外汇始免于拮据。抗战初期，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我国财政能独立支持如此之久者，白银协定之贡献，实在不小。

一九三八年七月，光甫先生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时徐州会战已结束，武汉会战正在进行。中国希望外援日益迫切，驻美、英、法大使种种努力，均无效果，驻法大使顾维钧恰好在巴黎见到摩根索，摩氏当时表示："我不能有任何承诺，不过过去与陈光甫先生商谈有很愉快的结果，如果中国政府派陈光甫来美国，罗斯福总统可以在中立法案限制援助中国的方式之外，用商业方式来谈农产品借款。"其时光甫先生在莫干山养病，在病体尚未康复之际就奉命赴美，用桐油和羊毛作担保，签订信用借款合同，而且避免政治性，中国方面设立世界贸易公司，而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契约，第一次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即时采购各项物资，光甫先生按期将桐油羊毛运美抵偿，于是美国又对陈借款二千七百多万美元，这是中国抗战时期心脏衰弱的一支强心剂。后来又与油漆商人作种种运输计划，那时节中国海口已被日军全部封锁，唯有仰光与海防两地可以出入，日军施行轰炸，但对美国运输机构未敢加以轰击。

光甫先生对一切借款，完全用做生意的方法，信用极好，将借款提前还清，又再以钨砂抵押，借到二千五百万美元。

不久，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这一次借款数目就大，借到五亿美元。（从前的美金价值甚高，几千万元是一个大数目，历年贬值百分之几，所以现在讲千万金已不算什么大数目，三四十年前是大不相同的。）后来，日本人到珍珠港去轰炸，于是美国也向日本宣战，不但钱也来了，连陈纳德的飞虎队战斗机也来了，宣战的结果，初败后胜，抗战终于胜利。

一九四五年，东京遭到盟军地毯式的轰炸，再加上广岛、长崎的两枚原子弹，从前肆无忌惮的杀人者，到了此时也被人所杀，日皇下诏投降，中国算是胜利国之一。

功成不居 悄然引退

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检讨战时经济最困难的阶段，虽然当时的借款不大，但是当时美金的价格，与战时的需要，比一亿美元十亿美元还要高，所以认为光甫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磨灭，一开始就发表光甫先生为国民政府委员，当局又衡量行政院人选，属意于光甫先生出任财政部长，光甫先生坚决不就，足见政府对他期望之殷。光甫先生淡于名利，谦辞不就，悄然引退，回到上海，仍以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一生职志。

胜利后不到五年，光甫先生于多年前在香港已设立分行，另行注册，后来再谋在台湾复业。

一九六八年，光甫先生定居台湾，日常以心理卫生为修养之道。一九七 O 年十月二十六日，是光甫先生九十寿辰，他反对做寿，一些没有铺张，不过上海商业银行同人，为他编印了一部《陈光甫先生言论集》，分送行员及亲友，以庆先生九秩华诞。

本来光甫先生在台湾，依然步履康强，不过手执一杖，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也看不出他是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光甫先生于午夜如厕，不小心跌了一跤，因此行动和记忆日益衰退。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下午五时三十五分溘然长逝，享年九十六岁。我写述至此，想到光甫先生以一个学徒出身，自修成功，被誉为中国唯一的银行界巨擘。近代各地银行的制度，仍然为目前各银行所沿用，这也是光甫先生的功绩。至于抗战期中，竭其智能，以国民身份办成了政府所办不到的各项借款，可以说是对国对民都有贡献，而事业辉煌，誉满中外，又能克享大寿，这是举国上下以及海外侨胞所敬仰的。

再一想，大家敬仰是一件事，不过若干年后，总会淡然而忘，后来的人更不会知道当年有那样的一个伟大人物。我的想法，应该有一种永久纪念性的大铜像，或陈光甫先生图书馆等，他是江苏人，索称"江浙理财家"，希望上海银行和苏浙旅港同乡会共同发起，完成永久性的纪念事物。这不是因为我担任了苏浙旅港同乡会的副理事长，才作此私见，可以说这是无数人的公意。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