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阳,三十五岁,在上海一家不好不坏的互联网公司做个不上不下的中层。
生活就像一台设置好程序的机器,每天在房贷、车贷、孩子补习班的账单里精准运行。
我老婆林晚,在一家外企做HR,比我更像一台机器,一台精密、高效、绝对理性的德国机器。
我们俩,就是这座城市里最标准的那种“中产夫妻”,表面光鲜,内里一地鸡毛。
上个月,我这台机器差点因为一个电话而宕机。
电话是我弟陈辉打来的,他在越南。
“哥,江湖救急。”
他声音听起来很远,混杂着摩托车轰鸣和听不懂的叫卖声,像八十年代的港片。
我捏着手机走到阳台,把落地窗拉上,隔绝了客厅里林晚辅导儿子英语的声音。
“又怎么了?”我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这边有个项目,服装厂,跟当地人合伙。万事俱备,就差二十万启动资金。”
我沉默了。
二十万。
这个数字像根针,不偏不倚,正好扎在我神经最敏感的地方。
“你上次开餐馆亏的钱还完了吗?”我问。
“哎呀,哥,别提那事儿了。那不是年轻不懂事嘛。这次不一样,我考察了半年,绝对靠谱!越南现在就是二十年前的中国,遍地是黄金!”
又是这套话术。
我仿佛看到他隔着几千公里,一边说得唾沫横飞,一边用另一只手画着一张巨大的饼。
“我没钱。”我说的是实话,也是谎话。
我们家是有二十万,但那是林晚划定的“家庭紧急备用金”,写进了我们的婚内财产协议,除非天塌下来,谁都不能动。
显然,我弟创业,在她眼里,比天塌下来严重多了。
“哥,亲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这钱算我借的,一年,不,半年!半年我就还你,连本带利!”
我叹了口气,感觉太阳穴在突突地跳。
“我跟林晚商量一下。”
“别啊!”陈辉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你跟嫂子说,这事儿肯定黄!她那个人……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林晚对我家里人,尤其是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向来是没什么好脸色的。
“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掐了烟,觉得嘴里更苦了。
挂了电话,我做了十分钟的心理建设,才拉开阳台门走回客厅。
林晚正指着绘本上的一个单词,让我儿子念念不忘。
“Apple, a-p-p-l-e, 苹果。再读一遍。”
儿子嘟着嘴,不情不愿地重复。
她看到我,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她讨厌我抽烟。
“陈辉的电话?”她问。
我点点头。
“又要钱?”
我再次点头。
林晚的脸瞬间就冷下来了,像西伯利亚吹来的寒流。
“多少?”
“二十万。”
“呵。”她冷笑一声,把绘本“啪”地合上,“他怎么不去抢?”
我儿子被吓了一跳,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你小声点,吓着孩子了。”我压低声音。
“我小声点?陈阳,你让我怎么小声点?这是第几次了?开奶茶店,亏了五万;搞直播带货,亏了八万;上次那个破餐馆,又是十万!我们家是印钞机吗?让他这么折腾?”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把冰锥子,扎得我生疼。
“这次他说不一样,是跟人合伙开厂,在越南。”
“越南?他怎么不去月球?我告诉你,陈阳,一分钱都没有。那二十万是给儿子将来上国际学校留的,是给我们俩养老的,是家里的底线,谁也别想碰!”
她站起来,开始收拾儿子的书包,动作干净利落,像在战场上清理枪械。
我知道,这事儿没得谈了。
那一晚,我们分房睡的。
我在书房的沙发床上烙饼,脑子里乱成一团。
一边是林晚决绝的脸,一边是陈辉在电话里近乎哀求的声音。
我这个弟弟,从小就不让人省心。调皮捣蛋,不爱学习,高中没毕业就出去闯社会。
我爸妈走得早,长兄如父,我总觉得对他有责任。
可这些年,我的“责任”就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我的耐心和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积蓄。
我理解林晚。她也是苦日子里爬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挣得不容易。她要维护我们这个小家的稳定,没错。
可陈辉是我唯一的弟弟。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去上班,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中午,我给陈辉回了个微信:这事儿难度很大。
他几乎是秒回:哥,我把商业计划书发你邮箱了,你看看。我这次是认真的。
我点开邮箱,几十页的PPT,做得倒是有模有样。市场分析,成本核算,风险评估……
但我一个做IT的,哪看得懂这些。
我只看到最后一张PPT上,他和几个皮肤黝M黑的越南人站在一起,笑得牙齿雪白,背后是一排破旧的厂房。
那笑容,既陌生又熟悉。
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
晚上,林晚已经睡下,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
“我跟你说个事。”我在床边坐下。
她没睁眼,冷冷地问:“说。”
“我想去一趟越南。”
她猛地睁开眼,坐了起来,像一只被惊扰的猫。
“你去越南干什么?给他送钱?”
“我不送钱。”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去看看。如果他真是在骗我,是在瞎搞,我当场就回来,从此以后,他任何事我都不管。如果……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
林晚死死地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一分钟。
“你自己的钱,要去你自己去。别动家里的钱。”
“好。”
“机票酒店,你自己出。”
“好。”
“公司那边,你自己请假。”
“好。”
她重新躺下,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我知道,这是她最大的让步了。
我用自己攒的几万块私房钱,订了三天后飞胡志明市的机票。
临走前,我没告诉陈辉。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飞机降落在新山一机场,一股湿热的空气夹杂着陌生的香料味扑面而来。
我有点懵。
满眼都是看不懂的越南文字和穿着奥黛的纤瘦女人。
我按照陈辉之前给我的地址,打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
司机是个瘦小的中年男人,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文。我把手机上的地址给他看,他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然后一脚油门,就把我甩进了胡志M明市闻名遐迩的摩托车洪流里。
那场面,比上海早高峰的延安路高架壮观多了。
成千上万的摩托车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见缝插针,互不相让。
我坐在车里,手心全是汗,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扔进滚筒洗衣机里的土豆。
一个小时后,车子在一个看起来很破败的巷子口停下。
司机指了指里面,叽里呱啦说了一通。
我付了钱,拖着行李箱走进巷子。
巷子很窄,两边的房子挤得密不透风,墙壁上布满青苔和杂乱的电线。空气里弥漫着鱼露、咖啡和下水道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我找到了陈辉说的那个门牌号。
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的石灰已经大片剥落。
我深吸一口气,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个年轻的越南姑娘,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很大,穿着一件简单的T恤和短裤。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用生硬的中文问:“你……找谁?”
“我找陈辉。”
她恍然大悟,侧身让我进去,“陈哥在楼上,你等一下。”
我走进屋子。
一楼像个小作坊,堆满了各种布料和半成品的衣服,几台缝纫机摆在角落。
一个越南大妈正埋头工作,缝纫机发出“哒哒哒”的声响。
那姑娘给我倒了杯水,水里泡着奇怪的叶子,味道有点冲。
“你是陈哥的……家人?”她好奇地打量我。
“我是他哥。”
她眼睛一亮,笑容灿烂起来:“啊,你就是大哥!陈哥经常提起你!”
我有点意外。陈辉会跟外人提我?他会怎么说我?一个刻薄、小气、不近人情的哥哥?
正想着,楼梯上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
陈辉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和一条大裤衩,头发乱糟糟地出现了。
当他看到我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哥?你怎么来了?”
他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慌乱,再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
我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放,看着他,没说话。
那眼神,他应该懂。
“那个……阿阮,这是我哥,陈阳。哥,这是阿阮,我的合伙人。”他手忙脚乱地介绍。
叫阿阮的姑娘冲我笑了笑,用越南语跟陈辉说了几句,然后就上楼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兄弟俩。
还有那台“哒哒哒”响个不停的缝纫机。
“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陈辉给我递了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狠狠吸了一口。
“提前说了,还能看到这些吗?”我环顾四周。
“你什么意思?”他有点恼火,“你以为我拿你的钱在外面花天酒地?”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么想的!”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你跟林晚一样,都觉得我是个废物,是个无底洞,对不对?”
我沉默。
因为他猜对了。
在我心里,他确实是。
“走,我带你去看个地方。”他像是下了某种决心,抓起一件外套套上。
我跟着他走出巷子。
胡志明市的街头,比我想象的要更有活力。
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老建筑和新建的玻璃幕墙大楼交织在一起,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和戴着斗笠的小贩擦肩而过。
这里有一种野蛮生长的气息。
陈辉租了辆摩托车,让我坐在后面。
我多少年没坐过这玩意儿了,紧张地抓住后座的扶手。
“抓紧了!”
他一拧油门,我们就汇入了那片钢铁洪流。
风在耳边呼啸,我几乎睁不开眼。
我看到陈辉的后背,黝黑,结实,被汗水浸湿的背心紧紧贴在身上。
这个曾经跟在我身后要糖吃的小屁孩,不知不
觉间,已经长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
我们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一个工业区。
空气里都是灰尘和机器的噪音。
他指着一排厂房中的一个,对我说:“到了。”
那是个很大的铁皮厂房,门口挂着一块崭新的牌子,上面是越南文和中文——“越辉制衣厂”。
“越辉?”
“阿阮的‘越’,我的‘辉’。”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们走进去。
厂房里很空旷,只摆着几台崭新的机器,用塑料布盖着。
几个越南工人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都停下来,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
“机器刚到,还在调试。工人也招了几个,都是熟手。”陈辉像个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眼里放着光。
那是我从未在他眼中看到过的光芒。
“你说的合伙人,就是刚才那个叫阿阮的姑娘?”
“对。她家就是做这个的,有渠道,有人脉。我负责技术和管理。”
“你懂技术?你懂管理?”我忍不住泼他冷水。
他脸上的光黯淡了一些。
“不懂可以学啊。我在国内的服装厂打过工,流程都懂。管理……我正在看书。”他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几本中文版的《管理学原理》。
我走过去,拿起一本书,翻了翻。
书很新,但看得出,他认真读过,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画了很多道道。
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你那二十万,就为了买这些机器?”
“机器是大头,还有厂房租金,工人工资,前期的布料采购……二十万,只是启动资金,刚刚够。”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
是一份详细的预算表,每一笔开销都列得清清楚楚,精确到越南盾。
“我没乱花一分钱。”他说。
我看着那张预算表,又看看他晒得脱皮的脸,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晚上,陈辉带我去吃饭。
不是什么高级餐厅,就是路边的大排档。
几张塑料桌子,塑料椅子,老板娘热情地用我们听不懂的越南语打招呼。
阿阮也在。
她换了条漂亮的裙子,看起来比白天更动人。
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夹杂着英文单词,努力地跟我交流。
她告诉我,她父亲以前也是开制衣厂的,后来生病了,厂子就倒了。她一直想把厂子重新开起来。
“陈哥,是好人。他很努力,也……很聪明。”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陈辉。
陈辉嘿嘿傻笑,一个劲儿地给我倒啤酒。
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
越南的啤酒很淡,但后劲很大。
我听着他们俩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兴奋地讨论着工厂的未来,看着周围喧闹的人群,喝着冰凉的啤酒,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好像不是在越南,而是在一个平行时空。
在这里,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弟弟,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创业者。
在这里,他不再需要仰仗我,他有自己的伙伴,有自己的事业。
酒过三酣,陈辉的脸喝得通红。
他搭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哥,我知道,你一直瞧不起我。从小到大,你学习好,你考上好大学,你有好工作……我呢,我就是个混子。”
“我没……”
“你别说了,我懂。”他打断我,“但是哥,人不能一辈子当混子啊。我也想干点正事,让我自己……也让你,看得起我。”
“我知道,我以前干的那些事儿,不靠谱,伤了你的心,也让你在嫂子面前难做人。”
“这次,我拿我自己的命担保,我一定能干成!”
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我拍了拍他的背,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住在他租的房子里。
就是那栋小楼的二楼。
一个很小的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了。
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老旧的风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转。
我躺在床上,热得睡不着,蚊子在耳边嗡嗡叫。
我能听到楼下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
陈辉已经出门了。
阿阮在楼下给我准备了早餐,是越南的法棍面包和滴漏咖啡。
“陈哥去工厂了,让我跟你说一声。”她把咖啡递给我。
“他每天都这么早?”
“是啊。他很勤奋。”她笑了笑,“比我认识的所有越南男人都勤奋。”
我喝着那杯又苦又甜的咖啡,心里五味杂陈。
我决定自己出去走走。
我想看看,这个让我弟弟脱胎换骨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去了市中心的统一宫和红教堂,游客很多,大部分是中国人。
我听到他们大声地谈笑,抱怨着天气太热,东西太难吃。
在他们眼里,越南只是一个廉价的旅游目的地,一个可以俯视的对象。
我也去了当地人的市场,滨城市场。
里面人声鼎沸,挤得水泄不通。
小贩们热情地用中文、英文、日文、韩文招揽顾客。
我看到一个卖水果的摊主,在和一个中国大妈讨价还价。
大妈把价格压得很低,摊主面露难色,但还是笑着成交了。
我走过去,用蹩脚的英文问那个摊主:“你们是不是很喜欢中国人?”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露出两排被槟榔染黄的牙齿。
他说了一长串越南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旁边一个懂中文的年轻人帮我翻译:“他说,不是喜欢不喜欢,是生意。中国人来旅游,来投资,大家都有钱赚,为什么不喜欢?”
这个回答,很实在,很越南。
没有我想象中的热情,也没有某些人渲染的敌视。
就是一种很朴素的、基于利益的务实态度。
他们不关心你来自哪里,他们只关心,你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机会。
下午,我去了陈辉的工厂。
他正和一个越南工程师一起调试机器,两个人满头大汗,衣服上全是油污。
阿阮在一旁,拿着本子,认真地记录着什么。
几个新招来的工人,在她的指导下,学习操作机器。
整个厂房,虽然简陋,却有一种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气氛。
我没有打扰他们,一个人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我突然明白,我这次来,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越南,更是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陈辉。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努力、专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闪闪发光的陈辉。
我一直以为,是我在照顾他,是我在为他的人生兜底。
现在我才发现,或许,他早已不需要我了。
他需要的,不是施舍,不是救济,而是一份信任,一份支持。
晚上,我订了第二天回上海的机票。
我把陈辉叫到一边。
“明天我回去了。”
他愣了一下,“这么快?不多待两天?”
“公司事多。”我找了个借口。
“那……钱的事……”他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他。
“这里面有二十万。不是借给你的。”
他疑惑地看着我。
“算我投资入股。以后,我也是这个厂的股东了。”
陈辉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他死死地捏着那张卡,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哥……”
“别叫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了,“叫陈总。”
他“噗嗤”一声笑了,眼泪却流了下来。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异国他乡的厂房里,哭得像个孩子。
回程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对一个地方,一个人的看法,究竟有多少是来自真实的了解,又有多少是来自固有的偏见和想象?
就像我,来之前,我以为越南是落后、混乱的。我以为陈辉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可我亲眼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有贫穷,但更有活力。
这里的人,务实,勤奋,对未来充满渴望。
我的弟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所谓的“眼界大开”,或许不是看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观,而是在一个熟悉的人身上,看到了陌生的闪光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人性。
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
熟悉的空气,熟悉的语言,熟悉的压迫感。
我回到了我的“机器人生”。
打开家门,林晚正坐在沙发上敷面膜,看到我,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回来了?”
“嗯。”
“钱呢?没给他吧?”她撕下面膜,露出那张保养得宜、却毫无表情的脸。
我把行李箱放下,走到她面前。
“给了。”
她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陈阳,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你当耳旁风是吗?”
“那二十万,我没动家里的。是我自己的钱。”
“你自己的钱?你哪来那么多自己的钱?”她追问。
“这些年我炒股,还有项目的奖金,攒的。”我没告诉她,那是我准备给自己换辆好车,或者中年危机时出去潇洒一趟的“自由基金”。
林晚冷笑:“可以啊,陈阳,都学会藏私房钱了。为了你那个宝贝弟弟,你真是煞费苦心。”
“林晚,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我有些累了,“我这次去越南,看到了很多。”
“看到什么了?看到遍地黄金了?还是看到你弟弟给你画的大饼了?”
“我看到他在很认真地做事。”
我把我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尽可能平静地告诉她。
我跟她讲胡志明市的摩托车大军,讲那个叫阿阮的越南姑娘,讲那个简陋却充满希望的制衣厂,讲陈辉那张被晒得脱皮却无比坚毅的脸。
我讲了很久,讲到口干舌燥。
林晚一直沉默地听着,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等我说完,她才缓缓开口。
“说完了?”
我点点头。
“所以,你被他洗脑了。用二十万,买了一个你弟弟浪子回头的故事。陈阳,你真是个好哥哥。”
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
那一刻,我所有的疲惫和委屈,都涌了上来。
“对,我就是个好哥哥!我就是见不得我弟弟在外面吃苦!我就是相信他这次能成!这有错吗?”我第一次对她吼。
“你没错!错的是我!是我瞎了眼,嫁给你这么一个拎不清、扶弟魔的男人!”她也站了起来,声音尖利。
“我们这个家,全靠我一个人精打细算!你呢?你只会拿我们的血汗钱去填你家的无底洞!”
“我说了,那是我自己的钱!”
“你的钱就不是这个家的钱吗?陈阳,你自私!”
我们吵得天翻地覆。
儿子被惊醒了,站在卧室门口,哇哇大哭。
林晚冲过去抱住儿子,一边哄,一边用仇恨的眼神瞪着我。
“陈阳,我们离婚吧。”
她说完,就抱着儿子,“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下来。
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客厅里,像个傻子。
我做错了吗?
我不知道。
那晚,我又是在书房的沙发床上过的。
我一夜没睡,脑子里反复回想着林晚说的话。
扶弟魔?
我真的是吗?
我只是……只是不想看到陈辉再像以前那样混下去。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机会,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需要二十万。
我用我的私房钱,我的“自由基金”,换来了这个机会,也换来了一场婚姻危机。
值吗?
第二天,林晚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她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餐,送儿子上学,然后去上班。
家里冷得像个冰窖。
这样的冷战,持续了一个星期。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开始怀疑,我的越南之行,是不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也许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去。
我不去,就不会看到那些,就不会心软,就不会给钱,就不会和林晚吵到要离婚的地步。
我的生活,还会像那台精密的机器一样,继续平稳地运行下去。
可是,那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书房加班,林晚推门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这是我托越南分公司的同事做的调查报告。”她把文件夹扔在我桌上。
我愣住了。
我打开文件夹。
里面是十几页的打印纸,全是对“越辉制衣厂”的尽职调查。
包括他们的公司注册信息,法人代表(是阿阮),厂房的租赁合同,机器的采购发票,甚至还有对周边同类型工厂的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的最后,是一个结论:
“该项目具备一定的市场潜力,但前期投入大,风险较高。合伙人‘阮氏清兰’(阿阮)家庭背景清白,有行业经验。另一合伙人‘陈辉’,无商业案底,但缺乏相关管理经验。综合评估,项目风险等级:中高。”
我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她。
“你……”
“别误会。”她表情依旧冰冷,“我只是不想让我们家的二十万,死得不明不-白。”
“这是你的钱,不是我们家的。”她说。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弟弟这次,可能真的不是在胡闹。”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
她理性,她刻薄,她算计。
但她,并不是真的不近人情。
她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在保护这个家,在保护我。
“林晚……”我站起来,想说点什么。
“报告你看完了,我走了。”她转身就要离开。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对不起。”我说。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没有回头。
“也谢谢你。”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
“陈阳。”她终于说话了,声音有些沙哑,“我不是不让你帮你弟弟。我只是怕。我怕我们好不容易挣下的一切,被他一次又一次地挥霍掉。我怕我们回到过去那种一无所有的日子。”
“我知道。”我从背后抱住她,“我知道。以后不会了。”
“如果……如果这次他又失败了呢?”她问。
“那我就认了。”我把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就当是我这个当哥的,最后为他买一次单。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提了。”
她在我怀里,身体慢慢地软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聊我们租住在十平米小屋里的日子,聊我们为了省钱一包泡面分两顿吃的过去。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好好聊过天了。
生活把我们变成了并肩作战的队友,却忘了,我们首先应该是相濡以沫的爱人。
那场离婚危机,就这么过去了。
生活又回到了正轨,但有些东西,好像不一样了。
我和林晚之间,多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解和默契。
陈辉那边,偶尔会给我发一些工厂的照片和视频。
第一批货赶出来了,发给了当地的批发市场。
他招了更多的工人,厂房里机器的轰鸣声,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
他和阿阮,好像也走到了一起。
有一次视频,我看到阿阮靠在他肩膀上,笑得很甜。
他还是那个穿着大裤衩和白背心的陈辉,但整个人,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半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开会,手机震了一下。
是银行的短信。
您的账户,到账人民币220,000.00元。
我愣住了。
紧接着,是陈辉的微信。
一张他和一个欧洲采购商的合影,还有一个笑脸。
后面跟着一句话:哥,第一笔分红。本金和利息,先还你。
我拿着手机,看着那串数字,在会议室里,当着所有同事和领导的面,突然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睛就湿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手机短信给林晚看。
她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瓶红酒,两个杯子。
“今天,喝一杯?”
我点点头。
我们坐在阳台上,就像很多年前一样,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城市的万家灯火。
“你说,我们用这笔钱,干点什么?”我晃着杯子里的酒。
“存起来吧。”林晚说,“给儿子报个马术班,或者,我们俩去旅个游。”
“去哪?”
她想了想,说:“去越南吧。”
我转头看她,她正看着我,眼睛里有星星。
“我想去看看,那个叫阿阮的姑娘,到底给你弟弟灌了什么迷魂汤。”
她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久违的,真正放松的笑容。
我举起杯子,跟她碰了一下。
清脆的响声,在上海的夜色里,格外动听。
我突然觉得,我的那趟越南之行,真正打开的,或许不是我对一个国家的眼界。
而是打开了我自己,打开了我的家庭,那扇因为生活的疲惫和琐碎而几近关闭的心门。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远方的冲击,来重新审视身边的生活。
需要一点“出格”的冲动,来打破日复一日的麻木。
我不知道陈辉的工厂未来会怎样,也不知道我和林晚的生活还会遇到什么狗血的剧情。
但至少在这一刻,我知道,我们都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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