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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然而,校方的过度干预,正威胁着数十年来首次实现实质性改革的历史性机遇。
精英大学声誉的急剧下滑,绝非偶然。
长期以来,招生办公室以不公平的高标准对待亚裔美国申请者,表面上却宣称维护公平与“平等”;学术期刊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成为明显造假论文的发布平台,例如涉及“狗公园中的强奸文化”之类的议题;在教师招聘中,要求提交“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声明被视为对进步理念的忠诚测试;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恐袭事件后,许多大学行政人员容忍学生抗议者扰乱课堂、搭建非法营地、破坏校园财产。
然而,在与精英高校的博弈中,特朗普政府“迅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冲动常常越过法律红线,反而破坏了高等教育改革几十年来首次取得实质进展的可能性。
左翼对于意识形态偏离的容忍度有限,导致大学在维护自由探索的基本原则及反对族群优惠政策方面捉襟见肘。而右翼的威权干预若进一步加剧大学政治化,则更可能扼杀改革者所期望的持久而深远的变革。
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采取的最新行动,堪称白宫政策误判的典型一例。联邦官员致函威胁称,如哈佛不在包括治理结构改革及按政治倾向录取师生在内的若干方面做出调整,将失去联邦资助。尽管政府随后宣称该信函系“误发”,甚至反指哈佛“反应过度”,哈佛已提起诉讼,指出政府在撤销基于《民权法案》涉嫌违规而暂停的拨款时,未遵循国会授权程序。鉴于目前迹象,该校胜诉可能性极大,一旦如此,政府未来依赖资金杠杆对高校施压的能力将遭受永久削弱。
此事不过是近期一系列令人忧虑事件中的最新一例,这些事件均显现出政府在处理高等教育事务上的过度干预及对法律程序的忽视。
今年2月,特朗普任命的华盛顿特区代理美国检察官爱德华·马丁威胁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要求其移除课程中的DEI内容,否则该校学生将无法获得司法部实习或就业机会。这一做法不仅在法律上存在争议,其对课堂内容的干预更直接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学术自由。
如此短视且不必要的挑衅行为令人难以置信。若目标是纠正大学中行政性DEI项目的审查行为,政府应避免干涉课堂教学内容。然而,马丁的提名最终因缺乏共和党支持而被撤回,进一步暴露了此类行动的政策失误。
此外,该行政当局还随意冻结多所大学研究经费,理由涵盖反犹太主义指控、限制男性参与女性体育项目等多个方面。尽管加强对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项目的审查、阻止为工程师提供社会正义培训或按种族分配研究资源的行为,具备正当性,但这种一刀切的冻结政策却误伤了大量本可造福公众的重要研究项目,如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乳腺癌早筛等课题。
事实上,政府本可通过调整拨款评审标准,避免资助带有政治倾向的研究计划,并通过自然终止而非强行冻结方式处理现有拨款,以保障政策合法性和研究延续性。
一些改革支持者或许不以为意,认为掌握话语权即意味着可以不拘小节。但他们忽视了大学系统的高度分散性及推进长期改革所依赖的内部支持网络。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已将本可推动改革的盟友推向对立面,使他们不得不在左翼教条与右翼专断之间作出抉择。
须知,早期对大学政治化提出警示者多为保守派,但就连温和自由主义者也因不满最新进步主义规范而遭边缘化。
这些人包括:有权调整政策、反对强制DEI声明的校董会成员;可施加财务影响的校友与捐赠者;以及致力于课堂辩论开放的温和派教授。他们本可成为去极端化改革的关键力量,但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反而使他们陷入尴尬境地。
以哈佛前校长、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为例,他曾公开批评DEI声明“既不合理也不适当”,但如今却指责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适得其反”,因为“即便最批评哈佛的人也会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专断”。长期反对左翼意识形态影响学术自由的史蒂文·平克教授如今也警告,特朗普正“模仿极权政权的行事方式”。
即便在通常对改革持敌意的大学高层中,政府的做法也引发了反弹。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首批遭遇经费冻结的高校之一——虽已接受部分政府要求,如禁止佩戴口罩及加强安保,但资金仍未恢复。其他高校从中得出结论:即使合作,也无法避免惩罚。这使得大学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对抗。
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策略虽可能在其任期内通过威慑压制部分校园激进行为,但这些“胜利”终将转瞬即逝。若民主党重新执政,极可能通过立法封堵行政干预渠道,确保未来任何政府无法再以拨款为杠杆施压高校。届时,不仅改革无从推进,基础研究资金也可能被进一步锁定,而温和改革者在高教体系中的空间将被彻底压缩。
改革的窗口尚未关闭。特朗普政府仍有机会调整策略,精准应对大学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垄断。但前提是:改革必须依法推进、尊重程序,并注重长远成效。近期如否定“差异影响理论”与调查认证机构等举措虽为积极信号,但需借助国会立法加以巩固。
在推进任何政策时,缓解紧张局势必须成为战略一环。政府应在大学配合后及时恢复拨款,避免逼迫高校走向全面对抗。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是恢复学术独立,而非彻底摧毁高等教育体系。
一些批评者认为,改革未果的根源在于策略不够激进。然而,这种观点混淆了“意志力”与“原则”的区别。过去改革受阻,症结不在策略强弱,而在于行动缺乏法理支持。尽管特朗普政府展现了强烈意愿,但其缺乏对法律原则的持续遵循,正成为其最大的障碍。
真正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基于法律与策略的清晰框架。例如,正如我们应反对向教职员工强加政治信念,也应拒绝以政治忠诚度筛选学术人员。
改革之路不必走向极端。我们需要合理运用现有工具,在尊重大学教育与科研使命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把权力视作制造政治噱头的工具,而非实现制度变革的手段,那么它不仅将失去高教改革这场战役,更会亲手葬送改革本身的前景。
作者:尼图·阿诺德是曼哈顿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员,同时为“青年之声”(Young Voices)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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