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大人们唠家常，总爱说那些“活着比戏还苦”的人和事。说到白毛女，有人以为只是戏台上唱的故事，但在四川山里头，真有这么一位姑娘——不是唱戏，不是传说。罗昌秀，这名字在断头山下，就是活生生的血肉见证。她不是化妆戴假发，头发之所以雪白，是被长年奔波山林、风霜雨雪一点点磨出来的。那十七年，不是写在纸上的苦难，是靠牙关死扛着熬出来的。

你若去过四川宜宾凤仪乡，怕是听说过“罗家”的那段旧账。大山下，两个罗家中门对门，可命运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罗锡联——保长出身的地头蛇，谁家婚丧嫁娶都得看他脸色；对门的罗锡朋，整天灰头土脸，靠着烧石灰、背矿石过活。1937年秋天，稻子齐腰高，正是咱老百姓指望过年糊口的季节，可一个“劫”字就砸下来。罗锡联指着一帮狗腿子闯进李家院子，把屋后那一小片金黄稻谷割得干干净净。那猪圈边上的石臼还留着脱完壳的秸秆，像是在嘲笑罗家人的无力。

可怜罗锡朋，身子骨本就虚，遇到这事，气急攻心，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盖上。当年那冬天，昆明的寒潮一夜之间下到川南，他倒在破草席上喘不上气来，两个孩子只能抱着母亲缩在火塘边发呆。可惜，灾难的底还远没见。

那年之后，罗家母子的生活彻底变了色。地主婆陶天珍来了句“既然家败了，就跟我家做点事儿养活自己吧。”表面一句好心，里面全是算计。连饭菜都不用期待，就是剩饭也得等别人吃完。罗昌秀那时不过十四五，活没少干，水缸都要她一个人抬。脏活累活顶在前头，烧鸦片、端尿壶、扫猪圈，通通是她的份儿。只要饭炒咸了，茶凉了，竹鞭子、牛角棍说来就来。那些天她常是跪在厨房外的青石板上，头顶长满虱子，膝盖生出了厚厚的茧。没有人问她疼不疼。但最叫人难咽的，是后来被冤枉偷东西，地主家的人直接拎起她，在院子里吊打，又用烙铁灼伤手背，那印子到七老八十都还在。

说也奇怪，最不堪的羞辱偏偏在最冷的雨夜里发生。她还没回过神，已经被扯烂了衣服，光着身体赶出院外，天冷得嘴唇直哆嗦。你说都啥年代了，人就能受这等折磨。可有时候，天还没亮，恶霸罗锡联就带一拨人上山，从山脚一直搜到山脊，说“今天非要给她个教训”。母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打得跟死人一样，哥哥扑出来护她，也捱了一顿鞭子，倒地不起。夜里，母亲悄悄摸黑，把生锈的门闩掀开，对哥俩低低说了句：“只要活下去，别管娘了。”那种临别的眼神——谁家老辈见了都会红眼圈，谁又忍得住呢？

哥哥当夜离家，翻过山头混进了云南，后来一直没人找着。妹妹从此扎根在断头山。那片山叫断头，真不是夸张，老一辈的人不敢半夜上山，说十里八村的失踪鬼事从没断过。山雾很重，水气黏在树梢像是慢慢化不开的苦。每年清明，村里老人还在说：“进山不问路，凶多吉少。”可罗昌秀没得选，别说活路，就连哭都只能含在嘴里。

断头山的荒凉，我说句实话，比人能想象的还难。她最先找的是东面一个旧墓洞，因为离庄子近，能听见远处有人锄地的声音。怕遇到狼，她把干柴草捆成厚墩，晚上堵着洞口。石棉矿的老窑子也藏了几晚，那地方到冬天特别冷，冷到穿梦都会打寒颤。日子太难混，野果吃尽了，只能拿指甲剜树皮，下雪天就啃枯草根。那时候，她的衣服早烂成碎布，一身熏汗，藤蔓和树叶勉强裹着身子，捂不住的，就咬牙挺。山里风大得厉害，一晚上能刮裂树皮。她蹲在洞里，身子缩成一团，耳朵里只有风声。

人要活下去，总得有盼头。没人说过罗昌秀胆子大，其实，她怕得要命。有一回，从山林深处下来偷看母亲，怕被人撞见，每根汗毛都竖着。那时正下着瓢泼雨，她趁夜把一捆干柴丢在母亲门口，闪身躲开。屋子里头的母亲用手背抹眼泪，嘴里只喊一句“老天爷保佑”。这样的母女情，断不断，就靠每次送来的一捆柴、一个信物。

山外的世界只有越来越烂。凤仪场那几年，真是个“没有天理”的地方。老百姓有饭吃是阿弥陀佛，地头蛇能收的收，能抢的抢。老保长罗锡联更是嚣张，他的“警备班”有枪，村里人晚上听到柴门响，就赶紧收拾干净，免得被黑打敲诈。有人说那年凤仪场一周之内报了七起“去人头”的案子，没人追问，没人敢吭声。中国的农村旧社会，谁家姑娘遇上这事，不是忍气吞声，就是命丧荒山。

罗昌秀活在山里十七年——这是后话里一句，谁能真了解？她不是什么超人，不会饿了就能闭气三天，更没有野兽般的力量。她最大本事，是能咬紧牙关忍疼。有些时候，她会在夜里偷偷往人家地里躲，看看田间种的蔬菜成熟没有，有时树上结的李子能支撑一天两顿。饿急了，也偷过十来颗玉米，但那心里疼得很，生怕良心不安。她几乎不与人接触，却常听到山下狗吠声，也知道远处传来不一样的喧闹——比如有次打土匪，枪声一夜没断。寒冬腊月，她卷缩在洞里的泥炕上，满耳都是山雨打叶、瘴气沾身的声音。

过了太久，变得连自己模样都认不清。头发一天天变白，汗毛变粗，脸上皮肤黑得近乎铁色，手指长了厚厚的老茧。她有段时间都不会说话了，嘴里全是低低的哼哼，像山野里野兽的声音。偶有人进山采药，见着她的影子都吓跑，说“这山里闹鬼了”。

直到1956年，山里的禁锢才松动。那年冬末，共产党的红旗插到凤仪场，县里派人来整顿地方。干部们披着厚棉衣，打着火把进山，大伙都以为是抓土匪。结果，他们带回一个头发全白、皮肤黝黑、手指像根木杈似的女人。她第一反应是害怕，靠在洞口，握着块尖石要拼命。干部们没有骂她，只是递了生火的煤饼和棉被，围坐讲道理。几天过后，她才慢慢愿意跟着走下山。

人生的反转来得有点突然。被大队送去医院，她第一次穿上了厚棉衣，第一次喝上热牛奶。医护们挽起袖子给她清理伤口，她的手脚全是烙疤和冻疮。营养跟上以后，整个人仿佛换了副皮囊。干部们帮她重盖了新屋，领领粮票布票，还特地安排媒人牵线，她很快成了家，有了两个孩子。给孩子取名，她非要把“关怀”两个字写进去——儿子叫“文关怀”，女儿叫“文关容”。其实，这里面多少有点“将来要让孩子过得安心，不再像她那般流浪”的意思。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年后她竟然出现在县人代会场。她坐在大会堂里，听到掌声响起来，忍不住低头抹眼泪。有新兵问她怎么在山里挺过那十多年，她半天憋出一句：“想着娘还在，死不得。”她拿自己的经历讲给解放军战士们听，讲自己在山里数雪花过春天，讲有次差点在野兽口下丧命。下面一片安静，不少小伙子抹起了眼眶。

罗昌秀一世的命，就是被大时代挟裹着走的。她没有高学历，也没有什么大本事。可有时候，普通人忍下的苦难才最叫人心里发颤。她是凤仪场的见证，也是旧社会活下来的“真人故事”。后来她老了，孩子们带着她去赶集、看热闹，远远的路人还会小声议论：“这是那个从山里回来的白毛女么？”众人的眼里，带着敬佩，也有点难以置信。

到她去世的那天，差不多整个凤仪场的人都知道了。有人感慨一句：“戏里唱的都没这姑娘苦。”可不论怎么说，她用一辈子的疼痛，给人留了个清楚的印记：原来，现实比剧本更扎心得多。罗昌秀活的不是童话，也不是烈士传记，更多是一种中国农村普通女人的“挺”字。你要是问她当年最想要什么，或许她只会摇摇头，说：“能活下来就算赢了。”这没什么诗意，但听了让人心里哆嗦——这就是人间的故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