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到了7月31日，可揭露日军残暴的电影《731》仍然找不到购票信息。

日军当时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却还因为对日本有功被日本供奉在靖国神社，这简直就是对中国的侮辱。

不过在十多年前，中国青年刘强干了一件让很多人叫好的事儿。

他悄悄躲开了守卫，在供奉争议历史的靖国神社点了把火，接着他还跑去韩国，公然朝日本大使馆扔了燃烧瓶。

如今10年过去了，刘强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2011年12月26日凌晨四点，东京寒风刺骨。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翻过靖国神社侧旁的矮墙，迅速闪到木质神门下。

没有丝毫犹豫，他动作利落地拧开汽油罐，将刺鼻的液体泼向基座和顶上的日本国徽。

只见火光“腾”地窜起，瞬间映亮了他蒙着黑围巾的脸：这个已经37岁的中国上海男人刘强，此刻完成了谋划已久的行动。

看见行动成功，他没多停留，又从墙上翻了过去，消失在东京的夜色里，直奔机场逃往韩国。

你可能好奇，一个普通中国人为何要冒险火烧靖国神社？

这得从刘强的身世说起。

他爷爷刘别生是新四军赫赫有名的“老虎团”团长，1945年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外婆杨英是韩国人，1942年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带到中国。

外曾祖父因教韩语遭日军逮捕，在西大门监狱被折磨致死。

刘强童年时就听外婆不断的哭诉血泪往事，这些往事就如同一根根刺深深扎在他的心里。

讽刺的是，点燃这把火的导火索，竟是刘强自己的善意。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这个精通六国语言的心理治疗师，以志愿者身份奔赴福岛救灾，还给灾民献血，被日媒称赞为“真正热爱日本的中国人”。

可培训期间，他发现驻地居民多是侵华日军后代。

这本来就够让他愤怒的了，可那些人提起暴行竟一脸骄傲，学校教务长面对质问更反问：“凭什么道歉？那是军事任务！”。

更让他愤怒的是12月18日，那天韩国总统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谢罪遭拒，68名议员反手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

看着那些议员的丑恶嘴脸，刘强顿时怒火中烧。

“他们践踏的不仅是我外婆，是所有被侮辱的灵魂。”刘强后来说。

为了能够让行动顺利进行，他提前踩点三次，甚至还选择了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那晚泼完汽油，他竟对着手机镜头唱起《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火焰窜起时，他低声宣告：“新四军必胜！”。

虽然火势很快被扑灭，只烧焦了木门局部，但精神震撼远超物理破坏。

第二天日本全国震动，媒体狂猜是“韩国复仇者”，但他们没人想到中国人。

却没想到，十天后已经飞到韩国的刘强，居然自曝了。

当刘强参观外曾祖父遇难的西大门监狱时，悲愤再次翻涌。

2012年1月8日外婆生日当天，他穿上写有“谢罪”的白T恤，在日本驻韩使馆前掷出燃烧瓶。

这次他没逃，微笑张开双臂任媒体拍摄：“靖国神社也是我烧的！”。

被捕后他坦然道：“我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有血性！”。

两件事一叠加，日本全国上下愤怒非常，日本以“纵火罪”要求引渡，中国力保公民回国，而韩国舆论场炸了锅——民众高呼刘强是英雄，历史团体千人集会反对引渡。

法庭上，刘强母亲哭着展示家族抗日史料，律师团强调这是“政治抗争”。

最终韩国法院一锤定音：靖国神社象征侵略历史，刘强是为“政治大义”行动且未造成重大损失，属政治犯罪不予引渡，只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

2013年1月3日，刘强刑满释放，日方行动组扑到机场时，他早已被中国特使接上航班。

可惜的是，刘强回到中国，生活并没有回到正轨。

想象一下，一个原本做着心理咨询、能说六国语言的人，突然之间工作全丢了。

媒体曾零星提到，他回国后不仅丢了工作，家庭也陷入危机——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连父母都一度埋怨他“惹了国际麻烦”。

他曾在采访中苦笑说：“有时候，最深的孤立感不是来自外人，而是来自身边人的不理解和疏远。”

更现实的是生计问题。

由于火烧靖国神社的事件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他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原本跨文化心理辅导的领域工作。

为了生活，他尝试过各种方式：参与民间历史研究团体、在社交媒体上为历史正义发声、偶尔也参加一些抗战纪念活动。

但这类行动，很难转化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报道提到，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度半年没有任何收入，基本靠积蓄和朋友接济度日。

精神上的负担可能比经济压力更沉重。

一方面，他成了部分人心中的“民族英雄”，网上至今还有人传颂他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他也被不少人视作“极端分子”“麻烦制造者”，甚至影响了家人平静的生活。

这种分裂的评价，对一个经历过牢狱、失业、家庭变故的人来说，心理层面的挑战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但他并不后悔，他日常靠着新四军合唱团生活，闲暇时间则会在抖音直播。

对于电影《731》，他还是十分支持的。

只不过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731》能否上映一切未知。

但无论是否能够如愿上映，我们也不应该遗忘原来那些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