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山西盂县阴风沉沉。有人说日军据点里的慰安所冷得像地狱,也有人听惯了夜里女人的哭嚎。那年初夏,泉只村一户人家的门口,几只瘦鸡还在啄食残渣,却没人再在意。周喜香就这么被拖进那扇门,脚已经肿了。院里泥泞很脏,她光着脚,肚子却鼓起来。孕妇,乡下人咋看都能认出来。
七八个鬼子眼巴巴地凑上来。周喜香被迫蜷在墙角,双手死死护着肚皮。屋里的油灯跳跃,照得她额头冒汗。有的鬼子开始喊嚷,有的已经上手,她根本没力气反抗。流血的疼刺激神经,几乎让她昏厥。她其实什么都不懂,但这些年老人们叮嘱的话还在脑子里嗡嗡响。孕妇不能遭这个罪,会要死人的。一堆人在房里狂乱呐喊,怪叫像牲口。谁敢管?谁敢上前?外面能听见动静,也没人敢来拉一把。最后她昏死过去,和地上一片污水混在一起。
第二天,她醒了。不是每个人被伤成这样还能醒来,运气谁也说不好。身下湿着,衣服贴在皮肤上粘成一团。小腹的鼓胀没了,却多了没办法忍受的空落感。她知道自己流产了。血不止,疼得没法直腰。可她还记得自己有任务。女人的天性在那一刻转了个弯,母性的温柔和抗争并不矛盾。她告诉自己,必须得逃,出去之后再想办法。要不,她就这么躺着,不出几日就该死在这间屋子。
她是谁?1925年初生,盂县西烟镇泉只村人。父母只有这一根独苗,打小当个宝,连鸡都赶不着让她碰。可惜这年月再疼也挡不住兵荒马乱。
小时候周喜香贪玩,正经是个能干的丫头。家里穷,跟着母亲收拾屋子、舂米、做饭,也从不闲着。母亲感慨,女儿比男孩懂事。转眼十五岁,该是村子里坐学堂学字的时候,母亲却舍不得:“世道乱,姑娘都早早给人家订了亲,早嫁一天多一分安全。”没几天就嫁给了王二子。他家穷,好在肯干。王二子虽年长六岁,却一口一个“还小”,不同房,是真的征求她的意愿。她不是没暗中高兴,这样的男人够本分。有时候,幸福没什么特别的大道理,就体现在静静坐在屋檐下听雨。
那些天李家庄的夜里,屋里热气腾腾。屋外,土狗和野猫在废墟间打架。日军兵站离村子不远,每家每户都有点忐忑。日军占了进圭村,还分人占了民房。百姓们一夜间成了“外人”,老屋变成兵营,想回去要凭他们的脸色。
日军时不时查户口、寻人、抄家。他们说得冠冕堂皇,砌堡修路,谁叫就是“支援大东亚共荣”。可回回搜的,都是鸡、狗、银元。没啥可抢的,就打人。再有良心的人,遇到鬼子也得低头,不然哪天尸体扔沟里再也没人管。庄里人胆小;但胆小也能变成勇敢,每当邻村有人反抗时,总有人跑出来塞点干粮、通风报信。
也有人反抗。抗日的队伍在山路、草垛里摸爬滚打。周喜香干不了大事,但送条口信,纳双鞋底,这都简单。她有点天真热情,没想过会有大危险。后来组织让她做了妇救会会长,自己也觉得光荣。八路的干部有时在家里过一夜,晚上一桌人商量事,她在厨房听他们咕哝什么“口令”,“路线”。天亮送走人,村里人自发捐锅送粮,还能偷偷藏小孩。
头一年过得紧张,还不算糟,直到那次失手。1944年,李家庄的天像捏紧的拳头,村里八路军的情报员走漏了风声,汉奸带着日军摸上山岗。失守不是第一次,却给村里带来一场浩劫。村干部来不及撤,消息树还没倒光,鬼子就包了村。他们像疯了一样搜村,烧房子,不见活人绝不罢休。周喜香有孕在身,依旧带着人进了刘家的深窑洞。洞深,空气湿冷,孩子哭都让捂嘴。结果,日军一把火烧得烟雾缭绕,基本上没人撑到最后。等他们进来看的时候,一个个横七竖八倒在地。日军才懒得管这些昏迷的闲人,绑成一串脚链又带回据点。
据点里,审讯没什么特别的新花样。皮鞭、老虎凳、辣椒水,根本弄不死,但能让人半个身子废了。审了半天也没掏出什么话来,敌人索性放弃。男的当苦力,女的统统进慰安所。那个地方,不会有人想来第二次。只要脸还没老、身子还没塌,就轮到你。时间久了,人就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其实日军对怀孕的女人没兴趣,这在他们的逻辑里是麻烦,可当时,队伍里没几个选择。周喜香以为自己会幸免,没想到厄运根本不挑人。苦难来了,她没法闪躲。后来,她又被丢去伪军据点,铁门紧锁。说起来,还有个偶然——她太虚弱,没人再多看她。新来的姑娘鲜亮,鬼子就扔下她,叫伪军去看管。希望这时才在她心里冒头。只是门口多两道锁,哪里谈逃生?一次次试了,不行,就不死心。
转机居然藏在鸡毛蒜皮的事里。厨房里切菜,忽然冷风一阵。身后有人喊:“喜香。”她抖了一下,碗几乎掉地。盯着她的,是个戴着军帽的瘦伪军。他声音不大,咬字很平常,好像念菜谱。这种时候,外人根本不会知道她的名字。那家伙谁?要么图色,要么有事。她抬眼审视,却看不出他邪念。更加心悬。反正已经没什么好赌,不如信他一次。晚上睡不着,头皮发麻。胆子大的是女人,愚蠢的才是男人?这事竟让人有点糊涂。
三天后,押送队伍果然推进泉只村。这群人人心汹汹,日伪军有上百人。周喜香心跳得快,暗暗准备好拼命。突然,枪声暴起,像是山里炸药桶点燃。树林里窜出几个身影,甩了手榴弹。炮烟混着呐喊,乱成一锅粥。眼前人倒了有的,剩下的人脚底生风乱跑。这算八路军接应。是,也不是?大家拼命往树林里钻,没人敢回头看后面发生什么。周喜香被人拉了一把,跌进遍地荆棘,手上划破。逃出来的人里,又多又少,谁都不清楚。
她侥幸活下来,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见着老村人,只说得几句话,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周喜香从噩梦里带回来没用的勇气,生活跟过去已无瓜葛。男人最初还心疼她,给她洗伤疤、买糖。慢慢的,日子久了,有人议论,说她不能生了不是好兆头。最终,王二子不得已把她休了。她收拾几件烂衣服,连夜投奔住在村外的母亲。
多年以后,周喜香的身体越来越差,干不了重活。有人问她是不是后悔了。她只咧嘴笑,没说话。世事无常,她非得和命运拼个输赢不可?有一回,县里来人调查妇女被侵害的事。她支支吾吾,头一次在很多生人前当众哭起来,哭得像刚丧母。有人安慰:“你这样还打官司啊?”她偏不肯服输。1995年8月,她带着黑白照片和诊断书,远赴东京,起诉那个国家“要他们给个说法”。她懂判决结果么?可能知道。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赔偿。她继续上诉,一次也未赢。回来的时候已经有白发。她没等来“正义”,也没人陪她到底。
到底怎么定义这种“胜利”?难说!谁也没法总结她的一生是不是值得。有人帮她洗冤,有人嘲她倒霉,她什么话也不说。村子里还种着玉米,秋天一刮风,枝叶簌簌响。
武陟东旭觉得,故事总该有结局。可到了这里,也不见得有谁能替她讨个公道。反正春去秋来,田野还是那片田野,记得周喜香的人已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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