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7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通过维护和争夺远东保教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和冲突。

葡萄牙和西班牙

1640 年，葡萄牙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国王若昂四世(JoaoIV,1640-1656)对外宣称继承以往葡萄牙所有的远东保教权，并立即行使这种权力。他任命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迪亚哥 路易斯(Diogo Luis)为日本主教。

而西班牙则拒不承认葡萄牙的独立，也不承认其远东保教权，始终声称它才是远东保教权唯一的“合法”拥有者。教廷迫于西班牙的压力，也不承认葡萄牙的独立及其远东保教权，因此拒绝了对迪亚哥路易斯的任命。

但葡萄牙则始终不肯放弃远东保教权，视它为维持葡萄牙国际影响力以及远东殖民利益的唯一法宝。

1649 年，葡萄牙再一次任命一位葡萄牙籍神父为日本主教，并认为这两位神父是日本主教的合法继承人，其国内的所有文件也都称他们为“府内的被选主教”(Bispo eleito de Funay)。

在远东，澳门葡萄牙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之间的矛盾更为直接。即使在葡、西合并的60年间(1580-1640)，两国在远东的关系也是磨而不合。西班牙人一直嫉恨葡萄牙人凭借远东保教权和澳门获得的特权和利益，并企图借葡萄牙被兼并之机，控制马尼拉与澳门之间的贸易，从而进一步插手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为此他们曾数次派船只前往澳门，企图进行商贸活动，但都遭到了澳门葡萄牙人的驱逐。葡萄牙人则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在远东经济、政治、宗教方面的既得利益，尤为反对西班牙人企图在中国和日本进行贸易、传教，为此不借与西班牙人发生武装冲突。

1584年8 月11日，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一教堂内杀害了几名西班牙传教士，并不时高呼:“滚!卡斯蒂利亚人，从这里滚出去!”当时的一位老绅士对此解释道:

“我们习在这块地上栖息····””。如果西班牙人来到这里的话，他们是不会安分守己的，说不定还要来骚扰本土，他们的教士来到后会强迫这里的人们改宗，中国人会杀他们而且还会把我们赶走。因此我们一直保持警惕，这也就是不让西班牙人来的理由。”

而1640牙独立后，澳门的葡萄牙界人士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民族情绪，纷纷主张和西班牙及西属菲律宾断绝一切联系。1640年澳门当局公然没收了西班牙在澳门价值三十万比索的财产，以示其与西班牙人的决裂。

这种持、对抗的局面直到 1668 年葡牙与西班牙签定了和平协定、西班牙承认葡萄牙独立以及 1669 年教廷恢复了同葡萄牙的外交关系才得到缓和。

而在远东，澳门和马尼拉的关系却并未因此而得到多大的缓和与改善，双方的经济联系基本中断，政治、宗教冲突不断。1707 ，几位因在“中国礼仪”上支持教廷法令、同情特使罗的西班牙籍托钵修士被康熙帝驱逐到了澳门，在那里他们受到了葡萄牙人当局的政治迫害。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

17世纪60年代法国宗教势力对远东的染指引起了、西两国的不安和恐慌。它们不仅阻碍法国传教士进入远东，而且还利用各自的远东保教权，极力限制法国传教士的活动，压制其进一步发展。

两国都试图把法国人排挤出远东，维持已有的现状权对法国商业和宗教势力的一种排斥。葡萄牙反对宗座代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代牧主教们都是法国人，他们担心这些法国主教们会侵犯到其在远东的经济利益。

因为这些代牧主教们不仅得到了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而且还和法国东印度公司有着密切的来往，例如陆方济就曾多次向法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提供各种商业信息和建议。葡萄牙政府的做法首先是不授予这些法国主教和传教士前往远东的通行证，其次是它坚决不允许那些未遵守其远东保教权而擅自前往远东的法国传教士取道澳门进入中国。

除了前文提及的陆方济在 1684 年被迫取道厦门进入中国外，1687 来华的法国“国数家”们也由于葡萄牙澳门当局的阻挠而无法从澳门进入中国，而是被迫绕道从宁波进入中国。

对此，当时法国传教团的成员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记到:“我们认为不必再像去年那样去澳门，因为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不受葡萄牙人欢迎的，如果我们去了,他们会更为不悦的。”

待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宁波后，两国政府间的矛盾主要转变为耶稣会内部葡、法两国会士之间的矛盾。远东耶稣会内部的这种民族问题一直十分突出。由于法国耶稣会传教团效忠的是法王而不是葡王，因此葡系耶稣会士们出于国家和自身的利益，不希望看见另一股强劲的传教势力出现在中国。

他们先后在宣暂授职、管辖权、经费方面多次责难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企图控制或排斥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从而继续维护葡萄牙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双方在华最早的摩擦可以追溯到法国传教团初抵宁波时。

当时南怀仁上书康熙帝请求允许他们进京，这遭到了时任清廷钦天监的葡籍耶会徐日升 (ThomasPereira)的强烈反对。为此，南怀仁指责徐日升是个做任何事都站在葡萄牙立场上偏执己见的人。

随后，徐日升又企图借耶稣会中国副省领导者的身份和掌控清廷钦天监的便利，打算控制这些法国人。他们不仅想没收法国带来的科学仪器，禁止其进行观测活动，还命令他们在面试时不准告知康熙帝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这遭到了法国人的断然决绝。

西班牙政府不仅一再重申其在远东的保教权，不承认教廷任命的法国籍宗座代牧具有主教的权力，并严令禁止西班牙籍的传教士服从法国籍的宗座代牧主教，否则将不予以任何资助，而且还积极防范法国人侵犯菲律宾。陆方济曾乘船于 1670年被风吹到了菲律宾群岛，立即遭到了西属菲律宾当局的逮捕，并被遣送回了欧洲。

对法国东来最抵触的莫过于葡萄牙人，他们的抵触实质上反映的是其利用远东保教绝，并激起了他们对葡萄牙人的愤慨。

当法国传教团在中国立足后，葡萄牙人转而利用同为其对手的教廷的权威来打击法国人。葡系耶稣会士以中国耶稣会长上的名义，强迫法国耶稣会士宣誓服从教皇的权威而这种宣誓是违背法王旨意的。

这表明葡萄牙人企图借教廷来刁难法国传教士，以打击法国传教团的“合法性”。因此，宣誓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就立刻成为了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的首要前提。

1687 年9月8日，耶会中国副省会长、葡萄牙人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便要求法国人按传信部要求宣，而同年11 月 30日，耶稣会葡籍视察员马丁(P.S.Martins)致信法国人，除要求他们宜誓外，还禁止他们进京并以逐出其在北京的学院、遣送至广州为要挟。

而法国人则以遥罗宗座代牧主教兼遥罗东京、交趾支那总管拉诺主教阁下 (Louis Laneau,MEP,1637-1696)已经免除了法国人宣誓和旧暂词违背了与法国政府的协议为理由，拒绝服从殷锋泽与马丁的上述要求，这导致徐日升剥夺了这些法国耶稣会士作为神职人员的全部职能和一切特权。而这种对抗局面直到时任南京宗座代牧的罗文藻出面才得以解决。

此后，葡萄牙人又试图凭借手中的管辖权来妨碍和限制法国的人的活动。葡籍视察员方济各制定了一系列的禁约: 禁止法国人从事任何天文活动:以信件检查为由，禁止他们使用法文写信而只能用葡萄牙语和拉丁文:规定他们必须经澳门投送各类著述和报告;在北京的法国人未经其葡系长上批准，不得擅自公开露面和造访任何人等等。

徐日升处处以此禁约来压制法国人。这直接导致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到法国传教团有了自己的住所并成立了独立的传教区才得以缓和。

葡萄牙澳门当局则经常利用其对澳门的控制来刁难在华的法国传教士。他们常截留法国方面寄给传教士的书和经费，以至于法国传教士们常常为无法获得补助而烦恼。在京外传教的洪若翰、李明、刘应“不得已各弃其传教区域，居海港附近而求自给”。

甚至发展到洪若翰、李明二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亲赴广州与葡人理论。1701 年，当受康熙帝之托的洪若翰带领招募到的传教士返回中国、靠近澳门时，突遭风暴袭击。他们向一艘葡萄牙船只求救，却差点遭手持武器的葡萄牙人之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