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2年，上千年的封建王朝轰然倒塌，象征着民主与共和的中华民国成立，原本以为会掀起一篇新纪元，却没想到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便掀开了军阀混战的篇章，军阀们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阀，一是要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与眼光，二是必须还会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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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的真实费用

民国时期的军阀们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奢靡，但实际上军阀们的费用支出也是十分惊人的。

要知道，一个满编满员的师级部队大概有1万人左右，这其中包括主力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工兵部队等。

光是一个师的军力就已经非常庞大，要想给这些军队开饷和购买装备，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以张作霖的奉军为例，一个普通士兵的月薪在2块大洋左右，相当于现在1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而随着军衔的提升，军饷也在直线上升，一个团长的月收入已经达到300块大洋了，光是一个师一个月的军饷，就需要50多万现大洋。

军阀们有时候还会突发奇想，对战功卓著的部队进行奖励，比如张作霖就曾在山海关大战后，突然拨出100多万白银作为对军队的褒奖。

当时各大军阀手中的军力也十分惊人，以张作霖的奉军为例，鼎盛时有15万大军，冯玉祥的西北军更是高达25万人。

阎锡山的晋军也聚集了15万武装力量，各路军阀联合起来更是可以组建个30多万人的联军，这些庞大的军队让军阀们头疼不已，光给军队开饷就要花费数以亿计的白银。

有些军阀甚至把开源节流当成了家常便饭，张作霖就曾下令军官必须自带武器弹药，新兵训练也必须减少浪费，从细节方面控制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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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武装的明面来源探秘

除了军饷开支，装备费更是军阀的心头大患，一个师每年的武器弹药更新费用就高达几百万银元。

进口枪炮更是烧钱如流水，这也导致许多军阀不得不靠掠夺来维持军费开支，有的军阀甚至把军队当成了谋生工具，四处劫掠百姓。

武器装备是军阀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个师为例，步枪主要使用国产老式毛瑟枪和汉阳造，这两种枪都是在湖北汉阳兵工厂仿制德国长管毛瑟枪研制的。

单价只需10元，考虑到当时中国军队的配枪率较低，一个师配备汉阳造步枪大约需要100万元。

精锐部队使用的现代德制毛瑟枪和俄制莫辛纳甘步枪更为昂贵，一个师精锐部队的装备费用约在50万元。

除枪械外，还有火炮、弹药等费用，当时的火炮主要来源于进口，价格不菲，弹药也需要大量采购，尤其是精锐部队配备的新式枪支的弹药，这些火炮和弹药的费用约在300万元，一个师的武器装备总费用约在1500万元。

军阀手握重兵，需要大量的经费来维持庞大的军事系统，军阀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

一是来自所属的地方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有时也需要利用军阀的武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时就会拨款给军阀。

不过这部分收入很少，不稳定，比如1926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的皖系军阀盛传要发动兵变，吴佩孚急需筹措军费应对危机，便向其管辖区的安徽省政府索要了500万元军费，这对安徽省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二是军阀在自己控制下的区域开征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收，如农业税、商业税、房产税等，将地方民众榨取得喘不过气来，但仍然让其苟延残喘。

四川军阀刘仁厚就曾经把税收到了2050年，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果军阀觉得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往往会更加疯狂地抽税，各种名目繁多的税种多达上百种，比如田赋、牛马税、杀猪税、柴草税、桥梁税、进城税等等，所有行为都被盘剥。

1924年，直系军阀张作霖在辽宁登记每户必须交纳“军饷税”达20块钱，对当时贫苦农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引发了农民暴动。

军阀还经营鸦片、军火等非法生意，湖南军阀谭延闿就控制了长沙到越南的鸦片运输线，鸦片和军火的高利润使这种非法活动成为军阀重要的经济来源。

除武器装备外，军队日常开支也不菲，以步兵为例，军装每套2元，一年换季两套，不同级别还有肩章、钮扣等配饰，每人每年至少5-10元。

一万人计算，仅军装费用每年至少50-100万元，粮食方面，以当时物价计算，1万人1顿饭就需要5万元。

一年吃饭费用至少700-800万元，驻地费用也不能忽视，需要租房或者征用民房，光一个营就需要几万元。

军官级别更高，装备费用也更高，按1万人计算，基础装备费用每年至少200-300万元。

购买现代武器也需要大量资金，一挺轻机枪就要7000元，重机枪更贵，抚恤金也是一大支出，起步为百万元，主要是给死伤士兵及家属的慰问金。

军阀武装的费用极为庞大，光靠征税和非法经营难以满足需求，这也导致军阀之间竞争激烈，影响战斗力，想要管理一支军队，不仅需要强大的武力，更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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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不法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是经营各种非法生意，如走私鸦片、贩卖军火等，这类生意风险很大，但利润也可观，一些有实力的人会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然后自己收购后销往外地。

1924年，奉系军阀冯玉祥与日本商人合作，用5万元的价格从东北军阀手中取得了进口军火的特许权，然后高价转手卖给各路军阀，获利达200多万元，有的军阀甚至靠盗掘古墓来赚钱，一夜暴富。

四是来自地方豪绅的政治献金，这些人通过资助军阀，换取军阀的保护，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

比如四川军阀刘存厚便长期受到四川地区大地主杨森的资助，四川商帮也向其提供资金，军阀需要不断发动战争来获取更多资源，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至关重要。

然而军阀经济命脉的脆弱性也暴露无遗，税收往往会激起民变，非法生意风险大，地方势力也随时可能叛变。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金融来源之一的银行总裁王宠惠倒戈投奉，导致直系军费严重不足。

军阀的军队没有信仰，只图利益，维系军心的唯一方式就是金钱，这支庞大的军事机器对资金的依赖导致其运转频繁发生问题。

相比之下，红军有坚定的信仰，军纪严明，内部聚合力强，不需要依靠金钱凝聚军心，红军可以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战斗多年，而军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土崩瓦解，这充分说明了和平的宝贵，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抵制贪婪与暴力，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社会。

不论怎么挣扎也无法根本扭转军阀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于是，许多军阀开始四处掠夺，劫掠运钞车，掠夺煤矿资源，甚至还会向地方勒索军费，变相敛财。

尽管军阀并没有太多资金可以挥霍铺张，表面的富丽仅仅是军阀为了维持威信而进行的表面文章。

大量的军费开支让许多军阀不得不孤注一掷，四处掠夺才能维持军队的运转，可以说，军阀的富贵背后隐藏了难以想象的高额维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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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军阀军队的问题就得出红军必胜的结论，历史充满变数，仅凭一时的劣势判断不出最终的结果。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和分析各方面的实力，谨慎看待这个历史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下定论，历史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我们仍需保持谦虚和开放的心态。

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曾让人们充满希望，却很快就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窘境，这一段历史终究要靠人民自己掌握，任何外力都难以为它指明方向。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让人人享有基本权利，国家才能在和平中发展，回顾历史，面向未来，让我们携手推进民主进步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