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有位网友说：“以前的国有工厂的剩余价值是国家的，国家负责工人的福利分房，及医疗等一切生活所需，包括直系供养亲属的医疗等，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人，当今社会几干万工人下岗，很多个人企业，工人与工厂主是什么关系?”另一位网友说：“不是主人翁了，仅仅是打工人。在这种境况下，作为员工还能做什么？只能是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而已。”

以前的工人与现在的劳动者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从主人翁到打工人的区别了。

一，从过渡时期的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

改开之前，工人主要集中在国营工厂和集体企业，生产活动由国家计划统一调配。企业不仅是生产单位，更是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单位共同体”，工人从就业到退休的全生命周期都与企业深度绑定，对工人来说，国企工作就是“铁饭碗”。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工人从入职起便享受“全包式”福利：企业自建职工宿舍、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甚至配备托儿所和文化宫。职工每月工资约30-50元（当时物价水平：大米0.14元/斤，猪肉1.28元/斤），虽工资不高，但住房、教育、医疗等开支几乎由企业承担，形成“企业办社会”的典型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元经济主体崛起。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劳动关系逐渐市场化、契约化，工人的就业选择更加灵活，但社会保障责任更多由个人、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以深圳富士康为例，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厂，其劳动关系完全市场化：员工通过劳务派遣或正式合同入职，工资结构由底薪（2023年深圳最低月工资2360元）+加班费构成，住房需自行租赁或申请企业公寓（扣除租金），子女教育需通过积分入学政策解决，医疗则依赖社保统筹。企业与员工的契约关系明确，但社会保障责任由个人、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

二，工人身份的转换：由企业主人到打工者的转换

过去，工人拥有“单位编制”，企业包揽住房分配、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福利，甚至涉及家属权益（如直系亲属半费医疗）。这种“低工资、高福利”模式强化了工人对企业的依附感，“主人翁”身份既是政治符号，也是实际利益共同体的体现。

现在，劳动合同制全面推行，劳动关系以契约为基础。以杭州某互联网企业为例，程序员通过签订3年劳动合同入职，试用期工资为转正后80%，社保按最低基数缴纳。企业实行“996”工作制（早9点到晚9点，每周6天），员工若因健康问题无法承受高强度工作，可能面临合同到期不续签的风险。部分员工自嘲为“打工人”，反映出从“组织归属”到“个体劳动”的身份认知转变。

三，改革前后工人地位和待遇的真实变化：

1，从主体劳动者到雇佣劳动者的转变。事实上国企工人先是从正式工转为合同工，通过合同制实现了身份转换，由原来的主体劳动者转变为雇佣劳动者；之后，随着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推行，大量中小国企转变为私企民企，大量的下岗工人转变私企员工或所谓的灵活就业者。

2，随着大量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消失，随着工人身份转换的开始，劳动者的工作待遇和生活环境也同时发生了变化：员工工资不再是稳定的、国家规定的等级工资制；原来国企全包式的福利也同时消失，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疗、教育、住房及其它生活用品的供应完全市场化。虽然改革后的工资也有所上升，但一方面生活费用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原有的各种福利待遇消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便自然产生了。

3，原来国企的工作人员也不再是分工的不同，普通员工与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差别巨大，原来高级工的工资可以超过企业主要领导人，而现在的企业高管的年薪高于普通员工几十倍，甚至更大。

4，原来的工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在基本收入和基本生活需求方面都有保障，但坏处是不自由；现在的劳动者倒是自由了，但另一方面由于失去稳定的工作单位，其基本收入和基本生活需求当然也失去了保障：有本事的人，自己创业当老板，没有本事的，则由企业选择或自己寻找合适的厂家就业。少数人先富起来，多数人成为打工者。

以前：企业强调“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集体主义文化，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如职工代表大会）的制度较为完善，归属感和责任感较强。现在：个体主义价值观兴起，劳动者更关注个人职业发展和经济利益。企业管理趋向科层化、制度化，员工参与决策的渠道有限，传统“主人翁精神”的文化土壤早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