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让官员们自主选择出生的朝代，或许很多“生不逢时”的明代官员，都会希望出生在薪俸优厚的宋朝，而非赚的少，受管束严格的明代。

巧合的是，明代作为文官集团在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辉煌的时期，却让很多官员一面当着官，一面不得不提心吊胆。

明朝的建国过程可以用残酷艰辛来形容，加上登基称帝的朱元璋本是“泥腿子”出身，这自然造成了他对文官集团的提防和不信任。

在封建社会成为皇帝不信任，又不得不依仗的一群人，显然是一件冒险的事情。

除了给官员们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饿不死”的薪金金额以外，朱元璋还重新定义了“廷杖”的意义。

自洪武年间开始，“廷杖制度”成为了贯穿明朝各代，悬在广大公卿士人头上的一根大棒。也必然对当时的士人风气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廷杖的由来和发展

“廷杖”里的“杖”指代用棍子打人，而前面的“廷”也就是朝廷之意，特指使用这种刑罚的地点是在宫廷之中。

本来是用来处罚宫人的一种特刑，东汉时出现了朝臣受刑的记录，宋元时期成为常见手段，明朝的时候因为形成规模而“名垂千史”。

可以说在明代以前，作为专惩宫人和地位低下人群的一类刑罚，因为自古以来的“刑不上大夫”共识，其所带有的侮辱意义要远大于实质性伤害。

哪怕廷杖的力度不会造成肉体上过多的伤害，可是对于一些高高在上的朝臣来说，受廷杖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

《太平御览》中记载着“廷杖”最初的起源：“（汉）明帝时，政事严峻，九卿皆鞭杖。”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线索，第一是在当时因为皇帝要求严格，哪怕身居高位的官员，都免不了因为工作受到杖刑。

另外在当时的刑具并不统一，处于鞭子，木杖并行的阶段。

唐玄宗时期，李世民在廷上常备“诏杖”，用来惩戒计划谋逆或者不敬皇权的大臣。

同样在隋文帝时期的史料中，也有其使用杖刑惩罚文官武将的记录。可见使用这种手段并非是“昏君”的专利，而是皇帝们为了捍卫权利的一种常用办法。

明代初期“廷杖”有了比较系统的规定，首先刑具方面多使用木质坚硬的栗木等材料，与肉体接触的一端多为槌状，后来又在上面追加了带钩的铁皮等等。

这种进化表现出“廷杖”自身所带的惩戒含义越发严苛，不但让受刑者痛苦加深，也能够更好地震慑其他大臣。

不过在朱元璋时期，虽然使用频繁，但此时“廷杖”的破坏性还是相对温和的。

受刑者需要被脱掉衣物，仅在下半身的背臀部垫上用棉花或者毛皮制作的垫子，再受到殴打。

这个时候虽然同样是打屁股，不过目的不是打死大臣，而是让他难堪并促使其自省错误。

但是朱元璋的作法显然在后代产生了偏差，当子孙无法像他一样完全把控整个朝廷时，心怀天下又带着野心的文官集团显然会生出不满，并控制政策走向的想法。

为了可以跟把持朝政的文官们争夺领导权，皇帝们不得已扶植出手下的宦官力量与之抗衡。当宫中的太监们手握大权时，终于出现了“廷杖打死人”的先例。

廷杖杀人

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登基，改年号为正统。登基之时小皇帝只有九岁，所以大权掌握在其祖母张太后以及朝臣代表“三杨”手中。

朱祁镇年满十五岁的时候，掌权的祖母和老臣纷纷去世，偌大的朝廷就交到了他的手上。此时的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陪自己长大的太监王振。

受到皇帝重用的人是一个太监，这一点是朝中文臣无法接受的。

王振的上位也正是文官集团对于皇帝不满的主要根源，不过比起年纪轻轻的皇帝，王振算得上是心狠手辣的角色。

也正是从这时起，廷杖使用的频率大幅度增加，甚至有过连续一个月每天有人受刑的情况发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文官集团虽然不时有人被打的血肉模糊，但此时大部分的士人却没有对“廷杖”产生恐惧。

甚至有人因为直谏受刑后，反而成为了在文官中人人赞颂的“榜样”。

正所谓“文人死于谏”，受了刑但保住了命，还可以立身扬名，这一点是很多士人无法拒绝的怒刷存在感的方式。

正因如此当时有一种受刑后，拖着受伤的身体继续谏言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一多，居然慢慢形成了一种攀比的习气。

直到一位更加狠毒的“煞星”刘瑾出现，廷杖开始有了打死人的记录，文官们才终于警醒——刷名誉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尽管很多文人们把施加酷刑的罪责推给了王振，刘瑾之流。

但凡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其实真正需要他们“闭嘴”甚至“消失”的，并非小小的宦官集团，而是背后皇权的代表皇帝本人。

正德朝在刘瑾的专权控制下，在压制文官集团的手段上达到了一个高潮。因为攻讦刘瑾和劝阻皇帝南巡两件事，大量的大臣被施以廷杖。

此时的规模已经今非昔比，通常是数十乃至上百人一同受刑，他们被剥去官府换上刑衣，押到南门外的公众场合行刑。

在行刑的过程中，不但允许百姓围观，其他的文官也必须到场观摩。

为了不影响力度，现场除了两个行刑的锦衣卫以外，还有两个替补人员。按照规定每击打五下就要换人，防止因为力竭打的不够重。

大部分的廷杖都需要太监监督，通常他们的一句话就能决定生死。如果说的是“问着打”，那可能不会要命。如果是“着实打”，就是杖毙的意思。

行刑的人员也都经过专业训练，据说当时的锦衣卫负责杖刑的人，能做到在受刑人身上铺上纸张，廷杖后纸张丝毫无损，而受刑人非死即残。

也能做到打完后皮肤看起来受创不重，但其实皮肤下已经骨断筋折了。

这种双标的处理方式，也为贿赂行刑人员创造了条件，“花钱买命”的行为同样是司法体系腐败的表现之一。

“傲骨”还是“反骨”

对于文官集团的酷刑，无疑对士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就是在明代中后期，敢于死谏的文官越来越少了。

毕竟都是血肉之躯，所谓的“文人风骨”并不能掩盖世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由此引申开去，很多的朝臣对朝廷产生了心灰意冷的情绪，这一点对于国家的政策推行和长治久安是明显不利的。

更严重的是，偏偏在这些默默退出的人当中，大部分人是真的想勤政爱民，报效国家的良臣。

他们归隐民间这种行为，反而促成了朝廷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泛滥，一些以当官为作威作福手段的贪官污吏逐渐上位，明朝的吏治也变得更加乌烟瘴气。

不过对于一些士人来说，选择了科举当官的道路，绝对不能轻易的放弃。

那么为了在风云莫测的政治环境中保存自身，联合起来建立各种集团，以期在危急时刻得到更多的帮助，以及处在更有利的位置，就成了很多人的共识。

因为明代建立初期对于“宰相”一职的撤销，这些文官集团可以看做是“相权”的稀释版本。

明代死板的科举制度，必然造就出一大批奉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官员，同时这些人也大多对文人心态心怀认同。

一旦皇权失去控制，开始排斥甚至对文官施以酷刑，那么本来“辅佐君王”的心态必将产生变化。文人的“傲骨”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就变成了“反骨”。

当然这里的“反骨”并非谋反的含义，而是“反对”和“反抗”。无论是官员们结成集团还是互相排挤，都是一个壮大自身并以掌控权利为目的的过程。

强大后的集团才能更好的反对，同时也能更好的处理反对自己的声音。“廷杖”后来成为了严嵩排除异己的手段，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文官集团如何强大，他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争权，而非推翻封建统治，正因如此他们无法跳出“皇权”和“相权”此消彼长的桎梏。

“廷杖”之类的酷刑看起来是为了稳固皇权，其实是加速了士人集团的团结和对于争夺权力的步伐，也是造就明末时期动荡的根本原因。

结语　

从宋代开始的文昌武弱，到清代的皇权至上，古代历史中的文官集团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

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会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很明显都是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利。

事实证明在封建社会中，士人阶级是皇权治理天下的助力，也只能作为一个工具般的存在。

不过讽刺的是，尽管被当成工具，可是无论在哪个时代，掌权者是谁，士人阶级总是会存在的。

相反那些高高在上的部族首领，皇帝，总统，首相虽然把别人当成工具，但却总会迎来被打倒或者替换的命运。

或许是能被权力者所用的特性，才是士大夫阶级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