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八个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是在金庸研究学者陈墨看来,这八个字并不能完全概括金庸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90年代初贬低武侠是个风尚”

记者:您是怎样从金庸迷转变成为金庸小说研究者的?

陈墨:我第一次接触金庸作品是在大学毕业后、在安徽徽州师专中文科任教的时期。当时我有一个室友叫王希华,这家伙博学聪明,嗜书如命,后来在中国科技大创办了科技传播系。但是这个聪明的家伙有个弱点,他居然花费宝贵时间看《书剑恩仇录》。我就“批判”他,整整“批判”了三年。后来,他带着《射雕英雄传》来找我,说你看看吧,我答应了。看了一整夜放不下了,从此不能自拔。

开始的时候,我没想过写研究金庸小说的书。1988年秋天,我去南昌参加《百花洲》杂志召开的长篇小说研讨会。《百花洲》主编蓝力生先生悄悄问我看不看金庸小说,并建议“何不写写金庸”。于是,我写了4万多字的《金庸赏评》。当时的《百花洲》发文学评论最长的篇幅是1万字,1989年第6期的杂志破天荒的发了这篇4万字的文章,而且是谈论一个通俗作家。听说蓝老师后来因此受到了批评。这件事也能代表80年代,社会对于金庸的态度,——冰火两重天,热爱的人特别热爱,学界是特别冷淡、冷漠。

我自己对金庸态度的转变,也让我开始反省:为什么我没读过武侠小说就想当然觉得武侠小说不好,为什么我没读过金庸就敢批判金庸?我发现很多批判金庸很凶的人都是没看过的人。后来,我读了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才明白这其实就是一种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会像现代人一样去思考、去调查、然后再做判断,而是想当然地给出结论。

康德说“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让我想到,一个理性周全又富有童心的人,他自然就会问,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金庸?你得回答这个,你不是读书人吗?你不是也喜欢金庸吗?你就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写金庸作品研究的初衷。

记者:所以您开始研究金庸作品时也是被歧视的。

陈墨: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小子不务正业”。90年代初期的时候,贬低武侠是一个风尚。这个情况,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金庸作品集》才改变。

金庸为武侠小说增加了成长、现代寓言的维度

北青报:您研究金庸小说,觉得它好在哪里?

陈墨:梁羽生之前,武侠小说通常只有一个维度——传奇,梁羽生给它增加了历史的维度。金庸在传奇、历史之上又增加了第三个维度——成长。而且,他以人物成长作为小说的主干公路,辅以传奇和历史。

到了后期《天龙八部》《侠客行》《连城诀》《笑傲江湖》《鹿鼎记》,武侠小说又增加了第四个维度——现代寓言。

金庸不止“侠之大者”

北青报:许多人对于金庸侠士的理解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到了后期作品,为国为民的侠消失了,金庸开始写个人。

陈墨:对,我觉得世人对金庸有几种误解,其中之一就是把金庸小说的意义仅限于了爱国主义一个层面。爱国主义确实是武侠小说的一个主题,但是,金庸的《天龙八部》不只是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写出了人道与和平。萧峰和段誉抓住耶律洪基,要他当众发誓终生不得侵宋,这不只是为了宋国,也不只是为了辽国,而是为了辽宋两国,为了这个土地上生生活的所有的百姓人民。

这个也是金庸超越其他武侠小说家的一面。他的作品中有传统价值,比如重侠义、重然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但他同时具有现代精神:人道精神、个性精神、自由精神、启蒙精神、理性精神。

金庸写侠客都是顺带的,唯一刻意写的侠是《飞狐外传》里的胡斐。但是金庸没有把胡斐写成“侠之大者”,而是写成了胡斐想帮谁谁倒霉。这是对“侠”的讽刺。

金庸未必意识到了自己小说的精彩

北青报:金庸写得这么精彩,您觉得他写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这些了?

陈墨:我觉得金庸不一定意识得到,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他会本能的要在侠客的理念和故事的可信度之间找个平衡。所以,胡斐虽然聪明,但因为没有经验,他行侠反而“害”了这么多人。

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我原来设计的安娜卡列琳娜依是这样的,但是写了几章以后,她就不按我的设定走了……”这是小说创作真正的奥妙。伟大的小说都是特定时间、空间、氛围之中作者灵感状态的产物。

壮年金庸、暮年金庸,谁写得更好?

记者:这就要提到两千年前后,金庸对15部小说的再次修改,您也参与了世纪新修版的工作。

陈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稿是张纪中带给我的,问我改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好,有些该改的没改,不该改的倒改了。他让我给他回邮件。我还记得其中一个该改未改的例子,郭靖被欧阳锋打伤,黄蓉要带他回桃花岛,途中遇到武敦儒、武修文兄弟在妈妈坟前哭,黄蓉立即叫停船,将年幼的武氏兄弟带到了桃花岛。问题是:黄蓉从未见过武氏兄弟,此刻其丈夫郭靖处于昏迷状态,哪有那份闲心去管孤儿哭坟?

那天夜里一点过后,我就接到金庸先生的电话。说他是在澳大利亚打来的,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所提意见,他完全接受。又说:希望我帮忙看完修订稿,提出意见,务必像这个电子邮件一样,有话直说。

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写了N个Email,加起来估计有10万字的《神雕侠侣》的修订意见。后来我才知道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先生非常恨我。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开机印刷了,结果金庸先生当天晚上给他们打电话,说暂停,这一暂停就停了20多天。

《神雕侠侣》之后,我又看《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一部接一部,直到2004年初,我出国访学。我们的交流,形式有些特殊,我用电脑,金庸则是笔写或者口授,请他夫人或秘书录入电脑后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统计过,期间我写的邮件超过50万字。

我的意见或建议,有些被毫无保留地采纳;有些被毫不犹豫地拒绝;有些是我们观点分歧,那就要讨论。比如对《天龙八部》结尾的修订。王语嫣本是书之精灵,段誉更是佛性基于人情。段、王形象深入人心。结果新修版中,金庸先生作了两处大修,一、让段誉和王语嫣劳燕分飞;二、增加了几十页尾声《洱海欢歌》。我认为,“欢歌”纯属多余,金庸先生同意删除几十页的尾声。但段王的结局,他没有采用我的意见。他连王语嫣的个性和结局都改了,对此我极力抗议。就因为爱慕王语嫣,我的朋友王希华才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王小语,这怎么能说改就改。

我猜想,老先生或许觉得修订后的段誉言行,更符合现实中政客心理逻辑?段誉是要避免登上皇位后,有人议论他和王语嫣兄妹乱伦?此时若揭露段誉是段延庆之子,段誉又会受损,所以新修版只好让王语嫣先变心,再被段誉抛弃?

在我看来,新修版其实有很多难言成功的改写实例,比如新修版为《九阳真经》加上了几千字的少林寺掌故。为了宣传丽江,新修版说黄药师是浙江人,但是他祖上在丽江做官,所以黄药师是在丽江长大的……这些问题,有些是我没有力争,有些是我没有能力说服金庸先生, 由此引发的读者争议也时常让我愧疚。

金庸先生1972年到1980年修订15部小说时,曾从各大书店召回当时在售卖的各种连载版本,进行销毁。新修版出版前,由于和三联的合同到期,修订版也不再出版。我曾想,如果他能把之前的修订版和新修版同时放到市场上,让它们自然竞争,或许5年或者10年以后,市场就会告诉他,壮年金庸、暮年金庸,谁写得更好。

【陈墨简介】

陈墨,原名陈必强,安徽望江人,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文学硕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曾从事当代文学批评、金庸小说研究、中国电影史研究、口述历史访谈及研究等工作,出版专著40余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娜

编辑/弓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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