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的婚姻课

新婚之夜，我望着身旁熟睡的吴淑芬，她睡觉时双手紧握被角的样子让我心里一沉——这个女人，习惯了独自守护一切。

月光透过窗户的花格子洒在她的脸上，三十六岁的容颜安静如水，却像一本合上的书，让我看不透里面的内容。

那是1989年的夏天，我二十八岁，在市里的纺织厂当机修工。单位分房政策明确：已婚先考虑。

眼看着同批进厂的老赵都分到了两居室，我心急如焚。每天下班后，我就站在宿舍楼下那棵老槐树下发呆，羡慕那些已婚同事拎着饭盒回家的背影。

＂庆国，发什么愣呢？＂李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手里的旱烟袋点了又点。

＂李师傅，我这不是在想住房的事嘛。＂我叹了口气，踢开脚边的小石子。

他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车间有个女工，条件挺好，就是年龄大了点。＂

＂多大啊？＂我问。

＂三十六。＂他说完，看我脸色，又赶紧补充，＂人家是技术骨干，有手艺，还是车间先进工作者呢！＂

三十六岁？比我大八岁！我咽了咽口水，正要摇头，忽然想起昨天厂办贴出的通知：下半年分房，已婚职工优先。

＂行，见见吧。＂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相亲那天，我穿了件白衬衫，用凤凰牌自行车带着一盒蝴蝶牌点心，来到厂区东门的＂工人文化宫＂。吴淑芬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齐整地挽在脑后，安静而端庄。

她很漂亮，皮肤白皙，只是眼角已经有了细纹，像是被生活刻下的印记。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工作和家庭，她话不多，但回答得很干脆。

＂李庆国，你要考虑清楚，我这岁数了，可能给不了你想要的一切。＂临别时，她直视着我说。

我那时年轻气盛，只想着分房和组建家庭的事，哪管得了那么多。三个月后，在厂工会简简单单办了个婚礼，我和吴淑芬就这样成了夫妻。

婚后不久，单位果然分了房子，五十平米的两居室，在三楼。那天拿到钥匙，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脑子里反复想象着新家的样子。

搬家那天，单位借了辆手推车，我和淑芬从宿舍搬出简单的行李。我有一台上海牌收音机，是当兵时的津贴买的；她有一台老式缝纫机，是她姐送的结婚礼物。

＂咱接爸妈来住吧，他们年纪大了，在乡下也没人照顾。＂我兴冲冲地跟淑芬商量着。

＂不行。＂她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一边认真地铺床单，手指在床单的褶皱上来回抚平。

＂为什么啊？＂我愣住了。

＂这房子太小，老人家住不习惯。再说了，咱们刚结婚，总得有自己的空间。＂她头也不抬地整理着新家。

我有些不高兴，但看她忙前忙后的样子，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晚上，我发现她在一个蓝皮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账，连买盐花了几分钱都记得一清二楚。

＂瞧你那小气样，又不是过不下去，记这么清楚干嘛？＂我笑着打趣道。

她头也不抬：＂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笑出来的。＂

我翻了个白眼，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广播站里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心想：这女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第二天上班，院里的刘大娘看见我，笑眯眯地说：＂小李，新房子住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谢谢刘大娘。＂我礼貌地回答。

刘大娘神神秘秘地凑近我：＂你媳妇比你大那么多，没问题吧？听说她从不化妆，也不会做几个好菜，你这...＂

我尴尬地笑了笑，心里却不是滋味。对啊，她三十六岁才嫁人，肯定是有原因的。她做饭菜色单调，洗衣服时总把我的衬衫领子搓得发白，睡觉时从不依偎，就像在我们之间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

回到家，我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的背影，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隔了一堵墙。

＂淑芬，你以前...有过对象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切菜：＂没有，怎么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大岁数才结婚呢？＂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因为没遇到合适的。＂她转过身，眼神平静，＂如果你后悔了，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被她的直接弄得有些手足无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

＂饭好了，吃吧。＂她打断了我，把一盘青菜炒豆腐放在桌上。

就这样，我们的婚后生活平静而规律地进行着。她每天早起晚睡，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下班回家，总能看到一桌简单但整齐的饭菜。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是那种新婚夫妻之间的甜蜜和依恋。

1992年，国企改革大潮来临，我们厂开始裁员。因为没有特殊技能，我成了第一批下岗职工。那天拿着解除劳动合同书回家，我的脚步比平时沉重了许多。

＂淑芬，我...被裁了。＂我垂头丧气地坐在桌前。

她只是点点头，问我：＂遣散费给了多少？＂

＂三千多。＂我说。

＂给我吧，我存起来。＂她伸出手。

我火了：＂凭什么给你？这是我的血汗钱！我下岗了，心里难受，你不安慰我就算了，还惦记着钱！＂

她的手僵在空中，然后缓缓收回：＂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吧。＂

那段日子，我整日闷在家里喝闷酒，心里又苦又窘。家家户户都有工厂或单位的91年型黑白电视机，我只能靠收音机解闷。淑芬依然每天准时出门上班，回来后默默做饭、洗衣、记账。院子里人们纳凉时的议论声不时传来，＂李庆国那小子，找了个大自己这么多的媳妇，现在又下岗了，真是倒霉到家了。＂

有一次，我喝多了，翻开她的账本，发现她把我失业后的日子都划了红线，每天还记着一笔＂特殊储蓄＂。

＂这是什么钱？＂我质问她，酒气喷在她脸上。

＂家里要存点钱，万一有急事。＂她轻声说，眼睛看着地面。

我把账本摔在地上：＂你是不是嫌我没用了？嫌我花你的钱？现在后悔嫁给我了是不是？＂

她弯腰捡起账本，一页页抚平，没有回答。我看着她发黄的脸，突然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会答应这门婚事。

＂我出去走走。＂我甩门而出，在小区的滑梯旁坐了一夜。

那年冬天，我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还硬撑着不去医院。我不想再花钱，也不想看到淑芬那张写满担忧的脸。

半夜，淑芬摸到我滚烫的额头，一声不响地起身穿衣服，然后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去医院。＂

＂不去，没钱。＂我倔强地说。

＂我背你去。＂不由分说，她就蹲下身，示意我上她的背。

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已经停运，她就这样背着我走了一公里多的路。寒风刺骨，我趴在她瘦削的背上，突然觉得鼻子一酸。

住院的前三天，她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饭是从家里带来的粗粮稀饭，每天换一次，保温瓶里总是满满的热水。第四天早上，我醒来时看见她在病床边的小桌上又记账。

＂又记什么呢？＂我虚弱地问。

她愣了一下，把本子合上：＂没什么，就是记录一下药费。＂

邻床的大爷笑着说：＂小伙子，你媳妇可真好，这几天她一直睡在走廊的椅子上，连衣服都没换。昨天护士长还说她呢，她也不回嘴，就是点头。＂

护士进来换药时，也悄悄对我说：＂你媳妇真让人心疼，饭都舍不得吃一口，就守在这儿。我们劝她回去休息，她说怕你半夜有事没人照应。＂

我的眼眶湿润了，不敢看淑芬的眼睛。

出院那天，医生开了不少药，交费处报了个数字：三百六十五元。我心里一惊，这可是我们当时半个月的工资啊。还没等我开口，淑芬已经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票子，都是攒了角票，一张张数得整整齐齐。

＂你哪来这么多钱？＂回家的路上，我问她。

＂存的。＂她简短地回答。

＂你一直存钱，是不是早知道我会生病？＂

她摇摇头：＂不是，我只是...习惯防备意外。＂

＂为什么？＂

她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继续往前走：＂以后再说吧。＂

那晚，她睡着后，我又翻开了她的账本。翻到最后几页，我愣住了——那里密密麻麻记录着＂庆国可能需要的东西＂：羽绒服一件、皮鞋一双、冬裤两条...她记下了每样东西的价格，旁边还标注着＂必须存够＂。最后一项是＂再找工作的费用＂，下面列了培训班、复习资料、面试衣服等各种可能的开销。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打湿了账本的纸页。原来她一直在为我考虑，为我们的未来做准备。

第二天，趁淑芬上班，我去了车间找李师傅。他正在修一台老式织布机，看见我很惊讶：＂小李，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师傅关心。＂我坐在他旁边的工具箱上，＂师傅，我想问问...关于淑芬的事。＂

李师傅放下扳手，点了支烟：＂你想知道什么？＂

＂她为什么...那么固执，那么爱存钱？好像随时在防备什么似的。＂

李师傅叹了口气：＂这孩子命苦啊。她六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娶了继母。那继母，啧啧，心狠着呢，冬天不给棉衣穿，饭也不让吃饱，家里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分给她。＂

我的心一阵抽痛。

＂十五岁，她就到纺织厂当学徒工了，那时候多苦啊，一个姑娘家，每天扛着筒子，手上全是伤。后来她爹也走了，继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卷走了，连她妈留下的那点首饰都没给她。＂李师傅深吸一口烟，＂所以她这人，对钱看得很重，都是苦日子熬出来的。＂

我默默听着，眼前浮现出淑芬瘦小的身影，独自一人面对生活的苦难。

＂那她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呢？＂我又问。

＂这个嘛...＂李师傅犹豫了一下，＂她年轻时倒是有过一个对象，厂里的技术员，俩人都挺好的。后来那小伙子家里条件改善了，嫌弃她出身不好，家里没有积蓄，就退了婚。从那以后，她就专心工作，再不提婚事了。＂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复杂极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如此谨慎地对待生活，为什么记账记得那么细，为什么睡觉时手紧握被角。那不是吝啬，而是被生活教会的自我保护。

我路过菜市场，买了她爱吃的小青菜和豆腐，还特意选了两条新鲜的鲫鱼。回到家，我学着她平时的样子，把鱼刮干净，切好姜葱，准备做一锅鱼汤。

等她回来时，看到我笨手笨脚地在厨房忙活，愣住了：＂你干什么呢？＂

＂给你做饭啊，你不是喜欢喝鱼汤吗？＂我笑着说。

她怔怔地看着我，眼里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天晚上，她罕见地多吃了一碗饭。

第二年春天，我找到了新工作，在街道开的小厂里做技术员。工资不高，但够用。有天晚上，我拿出一个红色的本子，学着她的样子认真记下收支。

＂你这是干什么？＂她惊讶地问。

＂跟你学记账啊，＂我笑着说，＂咱俩一人记一半，你记支出，我记收入，好不好？＂

她愣住了，眼圈微微发红。那晚，她第一次主动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搂着她，生怕惊醒这来之不易的亲密。

工作稳定后，我开始琢磨着要个孩子。可淑芬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再等等吧，等咱们多存点钱。＂

一次偶然的体检，医生告诉我们，淑芬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已经很难怀孕了。她听到这个消息，只是平静地点点头，仿佛早已料到。

＂对不起，庆国。＂回家的路上，她低声说。

我握住她的手：＂有什么对不起的？咱们不是挺好的吗？＂

她摇摇头：＂我知道你想要孩子。当初我就不该答应这门婚事，耽误了你。＂

＂别胡说！＂我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淑芬，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没有你，我早就被生活打趴下了。＂

她的眼里闪烁着泪光，却又固执地眨掉。

1998年，我们攒够了钱，添置了新家具——一套红木沙发，一台29寸的彩电，还有一台双缸洗衣机。院里人都羡慕不已，刘大娘也改口了：＂小李家日子过得真不赖，淑芬这闺女，当家有一套啊！＂

看着家里越来越红火，我心里美滋滋的。但有时半夜醒来，看到淑芬仍然紧握被角的睡姿，我又心疼不已。都这么多年了，她还是放不下防备啊。

那年冬天，厂里举办迎新联欢会，淑芬破天荒地答应和我一起去。她穿了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是我前一阵子买的，衬得她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吴师傅，今天真漂亮啊！＂同事们起哄。

她难得地笑了笑，有些羞涩地低下头。我看着她的侧脸，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

联欢会上，大家抽奖、唱歌、跳舞，好不热闹。组织委员突发奇想，让夫妻们玩个游戏：＂丈夫要说出妻子最大的缺点和最大的优点，妻子也一样。＂

轮到我们时，我思考了一下：＂淑芬最大的缺点是...太节省，有时候舍不得花钱改善生活。＂大家都笑了。＂但她最大的优点是，心里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就算自己吃苦也要让我过得好。＂

会场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淑芬的眼睛湿润了。

＂该你了，淑芬。＂主持人说。

她握紧双手，声音有些发抖：＂庆国最大的缺点是...年轻时不懂事，爱发脾气。＂大家又笑了。＂最大的优点是，他有一颗包容的心，能接受我所有的不足。＂

回家的路上，我们并肩而行，谁也没说话，但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亲近。

走到半路，她突然停下来：＂庆国，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想...我们领养个孩子吧。＂她小心地观察着我的表情。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啊，我早就想说这事了，就怕你不愿意。＂

她眼里闪着光：＂真的？＂

＂当然了。不过条件是，＂我故意板起脸，＂以后你别再那么省吃俭用了，该花的钱咱们得花，孩子的东西更不能省。＂

她重重地点头，脸上露出了我很少见到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半年后，我们从福利院领养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取名叫李欣然。小丫头刚来时很怕生，总是躲在角落里，一双大眼睛警惕地看着我们。

淑芬对她特别有耐心，从不强迫她做任何事，只是默默地陪伴。渐渐地，欣然开始亲近淑芬，会主动牵她的手，跟她说悄悄话。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见淑芬和欣然坐在沙发上，一人一本账本，认认真真地记着什么。

＂你们娘俩在干嘛呢？＂我好奇地问。

＂记账啊，欣然说她也想学。＂淑芬笑着说。

欣然举起她的小本子给我看：＂爸爸，我今天攒了五毛钱，是奶奶给我买糖的钱，我没花，存起来了！＂

我哈哈大笑，心里却有些酸楚。这孩子，怎么跟淑芬这么像？

＂欣然，钱是用来花的，不是光存着的。下次奶奶给你钱，你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好吗？＂我摸摸她的头。

欣然睁大眼睛：＂可是妈妈说，要学会存钱。＂

淑芬急忙解释：＂我是说要学会管理钱，不是不让她花。＂她转向欣然，＂妈妈的意思是，钱要花在刀刃上，既不能乱花，也不能不舍得花。＂

看着她们俩，我突然发现，淑芬正在慢慢改变。为了欣然，她在学着放下自己的防备和担忧，学着更开放地面对生活。

光阴荏苒，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欣然大学毕业，进了外企工作，还找了个不错的对象。我和淑芬的头发都有了白丝，但生活越过越舒坦。

前几天整理柜子，我发现了那些旧账本，一本本翻看，从中读出了她不善言表的爱。有一页上记着：＂给庆国买生日蛋糕，15元，值得！＂我笑出了声，这可是她第一次在账本上写＂值得＂二字。

＂在笑什么？＂淑芬走过来，身上带着淡淡的肥皂香。

＂笑你，＂我把账本给她看，＂原来你觉得给我买蛋糕很＇值得＇啊？＂

她脸一红，抢过账本：＂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翻出来做什么？＂

＂就是想告诉你，＂我握住她的手，＂这辈子遇见你，真值得。＂

她的眼圈红了，轻轻靠在我肩上。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窗外是傍晚的阳光，温柔地洒在我们身上。

三十六岁相识，要多久才能读懂彼此的心？原来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有时候，它就藏在一本旧账簿里，藏在深夜里的背驮，藏在无言的坚守中。

人这一生啊，终究是要学会用对方的方式去爱，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这大概就是婚姻教给我最宝贵的一课。

现在，每晚入睡前，我都会握住淑芬的手，不让她再紧抓被角。她已经不需要那样保护自己了，因为她知道，我会一直在她身边，直到白发苍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