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宏观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蔡彤娟

2025年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0个基点，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LPR首降。与此同时，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同步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存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短期存款利率下调15个基点。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进入新一轮宽松周期，将对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及居民财富管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从政策背景、差异化调整原因、银行业跟进趋势及居民资产配置策略四个维度，深入分析此次利率调整的经济逻辑与市场影响。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此次利率调整旨在应对三重挑战：一是稳增长压力，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二是房地产行业调整，5年期LPR下调将直接减轻购房者负担(以100万元30年期贷款为例，月供减少约56元，总利息节省超2万元)；三是防范金融风险，通过稳定银行净息差维护金融体系稳健性。这一系列调整体现了货币政策“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多重目标平衡。

商业银行净息差压力是推动存款利率下调的核心因素，存款利率的调整则是维持银行合理息差、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必要举措。此次LPR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有利于保持商业银行净息差的稳定，同时通过利率传导，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

国际货币政策环境的变化也为国内降息创造了条件。自去年9月美联储开启美元降息通道以来，至今已经连续降息三轮，累计降幅达100个基点，显著缓解了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压力。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进入降息周期，为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此次六大国有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出明显的期限差异化特征。三年和五年期存款利率最大降幅达25个基点，而三个月至两年期降幅为15个基点，活期存款仅下调5个基点至0.05%。这种非对称调整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银行业经营逻辑和市场调控意图。

负债成本优化是差异化调整的首要考量。长期存款(尤其是三年和五年期)利率较高，是银行负债成本的主要负担。长期存款占比上升会显著推高银行的综合付息率，而贷款端受LPR下行影响收益率持续走低，导致净息差被不断压缩。通过更大幅度地下调长期存款利率，银行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负债成本，改善期限错配状况。以邮储银行为例，调整后其五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30%，较此前水平大幅下降。

市场竞争格局也影响了不同期限的调整幅度。短期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且利率已处于极低水平(0.1%左右)，进一步大幅下调空间有限。相比之下，长期存款产品(尤其是大额存单)仍有下调空间。2025年4月以来，包括浦发银行、众邦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已下调3年期以上大额存单利率，国有大行此次对长期存款利率的较大幅度下调，实际上是与市场趋势保持一致。

政策导向与监管意图在差异化调整中也起到关键作用。近年来，监管部门一直试图遏制银行存款的“过度竞争”和“高息揽储”行为。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立后，要求银行参考国债收益率和LPR合理定价存款产品。在LPR下调预期下，存款利率相应调整成为必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银行出现了利率倒挂现象(五年期存款利率低于三年期)，这反映了银行对超长期限负债的谨慎态度，也隐含了市场对长期利率下行的一致预期。

从宏观经济效应看，差异化利率调整还承载着政策调控功能。较大幅度下调长期存款利率可以促使部分“沉淀”在银行体系中的长期资金重新流动，或转向消费，或进入投资领域，从而提振内需。同时，适度保持短期存款利率的吸引力，有利于满足企业和居民的流动性管理需求，不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这种精细化的利率调整策略，体现了货币政策从“总量宽松”向“结构优化”的转型。

国有大行存款利率下调的“第一枪”打响后，市场普遍关注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是否会迅速跟进，形成新一轮全行业“降息潮”。从历史经验和当前市场环境判断，这一扩散效应几乎不可避免，但不同类别银行的跟进节奏和调整幅度将呈现显著差异：股份制银行很可能在短期内跟进调整。股份制银行通常比国有大行更依赖市场化融资，负债成本压力更大，可能会采取更具差异化的策略，比如在部分特色产品上保持相对较高的利率吸引力，以维护客户关系和市场地位。

中小银行面临的处境更为复杂。一方面，包括农商行、村镇银行和民营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净息差压力更大。另一方面，中小银行普遍缺乏网点优势和品牌影响力，长期以来依靠“高息揽储”维持负债规模。2025年4月以来，全国多地的农商行、村镇银行已经掀起了一轮降息潮，这种“提前行动”反映了中小银行面临的巨大经营压力。

从长期趋势看，银行业可能面临利率趋同化、负债结构重构、差异化竞争加剧等发展态势。

随着存款利率全面进入“1时代”，普通居民面临传统储蓄收益大幅缩水的现实，亟需调整资产配置思路，构建与低利率环境相适应的财富管理体系。这一转型不仅关乎居民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也将对金融市场结构和实体经济融资产生深远影响。

储蓄转化与消费刺激是政策层面期待看到的效果。理论上，存款利率下降可能推动部分资金从储蓄转向消费，提振家电、汽车等耐用品需求。但这一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多重因素：居民收入预期、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信心等。

在低利率环境下，居民资产配置需向多元化转型。固定收益类产品如国债逆回购、货币基金可作为低风险替代选择；权益类资产中，A股高股息蓝筹股(股息率超5%)和指数基金定投值得关注，但需匹配风险承受能力。保险产品如年金险、分红险对中长期财务规划具有利率锁定优势。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可适度配置，但波动性高宜作组合补充。房地产需重新评估，在“房住不炒”政策下，投资属性弱化，除自住需求外需谨慎。建议根据风险偏好构建分散组合——保守型侧重固收+高股息，稳健型平衡股债+黄金，进取型可增配权益类。需警惕过度追逐高收益或过度持有现金的两极风险。

从更宏观视角看，居民资产配置转型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将逐步向发达经济体靠拢，这一过程虽然可能伴随短期阵痛，但长期有利于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之间寻求平衡，为居民资产配置转型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责任编辑：李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