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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北约”？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个雏形或可追溯至到“阿拉伯北约”的构想。

埃及曾提议阿拉伯国家建立集体防御机制，通过抱团协作共同防范以色列，但该提议很快便宣告流产。

原因很简单，北约与华约的成立均依托特定历史时期与历史情境，而中东至北非的阿拉伯及伊斯兰地区，从来没有实现过。

以北约为例，其诞生是二战后的必然结果：二战结束后，无论是战败被占领的德国，还是惨胜的欧洲国家，都处于美军实际控制之下，其防卫力量高度依赖美国，这一格局延续至今。

面对苏联当年的“钢铁洪流”，即便在当下，欧洲面对俄罗斯仍然缺乏足够自保能力，因此只能围绕美国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即便现在在美国软硬兼施的推动下，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始终难以达标。长期以来，欧洲形成了“防卫依赖美国，财政投向福利，进一步更加依赖美国防卫”的循环。

因为无需承担主要防卫责任，欧洲得以将资源投入福利体系；而高福利一旦形成，各国再也没有决心与意志通过削减福利来扩充国防。

法国频繁爆发的全民抗议，正是这一困境的缩影。欧洲已经深陷福利陷阱，在国防层面患上“软骨病”。

我曾经在欧洲就感慨过，如果未来欧洲爆发战事，英法德意等国的战力恐怕难以依靠。幸运的是法国当年勒紧裤腰带研发出原子弹，否则其今日的大国地位无从谈起。

如今的北约，除美国外，具备较强战力的仅有英国、土耳其、波兰等少数国家，法德联合部队的实际战力更未可知。

然而，阿拉伯地区并不存在类似欧洲的情况。该地区的安全格局高度依赖境外大国：卡塔尔与土耳其关系紧密，沙特、卡塔尔等国则与美国深度绑定。

埃及既无当年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占领与保护能力，自身实力也不足以支撑其成为地区“领导者”。试图扮演“老大哥”角色，还可能引发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保护的外部大国不满。

历史上，埃及曾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力量，却在中东战争中惨败，且是首个与以色列实现政治和解并建交的中东阿拉伯国家。

这一决策严重削弱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当年建交前夕，沙特、卡塔尔曾经紧急奔赴埃及，以增加援助为条件劝阻，但还是没能改变埃及的选择。

毕竟如果不与以色列和解，埃及无法收回被占领的西奈半岛。相较之下，巴基斯坦至少拥有较强的空军力量与核武器，埃及在地区影响力上更显逊色。

更关键的是，北约的成立与冷战背景下统一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峙成为主线，民族国家的主权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

欧洲福利国家的存在本身具有特殊性：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足够防卫能力（“无獠牙”），却专注于发展经济与福利（“长血肉”），本质上如同“待宰的羔羊”。欧洲敢如此行事，核心在于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护伞”。

当时欧洲没有任何国家能单独抵御苏联。如果要对抗苏联，就需要大量的陆军与坦克集群，欧洲国家的财政将彻底崩溃，因此只能依赖核武器形成“恐怖和平”。

就是用常规力量无法阻挡苏联，那么就可以通过核威慑实现“同归于尽”，以此遏制苏联的扩张野心。曾经有人调侃：“苏联军队从布拉格向西推进，一个半月便可抵达诺曼底”，足见当时欧洲对苏联的恐惧。

北约与华约分别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统一意识形态，而阿拉伯地区从未形成类似的统一思想。尽管多数阿拉伯国家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但教派内部差异显著，各国政治制度更是千差万别。

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宗教上的共性远不足以弥合政治制度的分歧。

此外，北约的凝聚力还源于美国在意识形态、军事、经济等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埃及虽在军事上可算作阿拉伯国家中的强国，但在宗教领域，沙特才是公认的领导者。

经济层面，埃及连粮食供应都难以自给，更无力主导地区合作。试图推动沙特出资、自身主导“阿拉伯北约”，无异于天方夜谭。

外部压力的缺失，也使得阿拉伯国家难以形成团结。北约的成立，直接源于苏联的外部威胁；如今欧洲的团结程度，亦与对俄罗斯的敌对情绪深度绑定。

如果没有对俄罗斯的共同警惕，欧洲难以保持团结。而阿拉伯国家向来一盘散沙，彼此间的威胁远大于外部威胁。

外界常常质疑：“以色列进攻哈马斯时，阿拉伯国家为何按兵不动？”回顾历史就能明白：约旦国王曾死于巴勒斯坦相关势力之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巴勒斯坦甚至公开表示支持。

阿拉伯国家间的利益纠葛与猜忌根深蒂固，彼此“心怀鬼胎”是常态。

巴勒斯坦建国困难，也和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密切相关。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本来占据优势，但当犹太游击队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交战时，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却在境外按兵不动。

就是在等犹太人消灭巴勒斯坦游击队后，再出兵瓜分巴以地区（当时约旦、埃及、叙利亚计划“三国瓜分”）。直至在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彻底击败，无力再争夺地区控制权，阿拉伯国家才转而扶持巴勒斯坦，将阿拉法特推至对抗以色列的前沿。

本质上是“自身无力抗衡，便让巴勒斯坦人冲锋陷阵”。

更复杂的是地区势力的博弈：哈马斯背后有伊朗支持，其前身与穆斯林兄弟会渊源深厚。对埃及而言，穆斯林兄弟会的威胁远大于以色列；对沙特而言，伊朗的压力比以色列更紧迫。

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完全属于战略失误。让海湾国家意识到自身可能遭以色列打击，但这种军事打击与伊朗带来的政权颠覆威胁，性质完全不同。

这一局面类似晚清时期的困境：“洋人虽凶，无非图财；内部势力作乱，才是致命威胁”。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以色列的挑衅更多是“羞辱与欺压”，而哈马斯如果掌权，巴解组织将无立足之地。

既然“阿拉伯北约”构想不切实际，埃及为何仍要提出这一倡议？核心原因有二：

其一，巴基斯坦的势力。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埃及经历“颜色革命”后，其大国尊严与实力大幅削弱，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持续下降。

如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等国不断介入中东事务，埃及如果不主动发声、寻找发力点，将进一步被边缘化。而埃及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了其能从沙特、卡塔尔获得的援助规模：如果无法证明自身价值，“保护费”式的援助便会大幅减少。

其二，特朗普与以色列商议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转移至埃及西奈半岛，这对埃及而言是巨大威胁：西奈半岛地广人稀，如果100万加沙巴勒斯坦人迁入，相当于在埃及境内形成“巴勒斯坦国”。

且这些人口中不少与哈马斯有关联，而哈马斯与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埃及总统塞西正是通过推翻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上台，哈马斯势力的渗透将直接威胁埃及军政府的统治。

因此，埃及提出“阿拉伯北约”构想、展现强硬姿态，实则是为增加在未来谈判中的话语权，明确反对“牺牲埃及利益安置巴勒斯坦人”。

即便对“阿拉伯北约”本身兴趣不大，埃及也必须通过强硬表态证明自身存在：正如俄罗斯所言，“如果无法坐在餐桌旁，便只能成为餐桌上的菜”。

埃及此举正是为了避免被他国忽视或牺牲，提醒各方“自身仍是中东事务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