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允植的洋务思想，基于何种背景下产生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允植是朝鲜（韩国）近代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几乎浓缩了朝鲜（韩国）近代历史的全部，堪称一部朝鲜（韩国）近代史。
       金允植的洋务思想
       金允植最主要的洋务思想是“东道西器”，或称“稳健开化”。而所谓的“东道西器”，是指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因立场不同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日本表现为“和魂洋才”，在朝鲜表现为“东道西器”。


       尽管称谓有所不同，但主旨却是相通的，即在面临西方文化全面挑战之际，东亚国家力主通过传统社会内部的革新与改革，应对挑战，达到富国强兵；在保持民族文化底色的前提下，革新现有国家体制，通过嫁接西方文化技艺的方式，实现民族文化的中兴。
       产生背景
       19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相继完成，对东亚诸国展开了更加深入的侵略，加深了各国的统治危机。


       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双方爆发鸦片战争，最终与清政府在南京签订《南京条约》，同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清朝自此打开国门，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后又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清政府面临十分严峻的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
       为了维护统治，从1861年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日本的幕府统治在近代也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当时一部分日本上层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随后发生倒幕运动，恢复天皇统治，并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在国内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国力不断增加，从此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此时的朝鲜，亦面临欧美列强入侵的威胁，法国于1866年以传教士被杀为理由，派军队侵入朝鲜，但遭到顽强抵抗，不得已撤军。


       1871年，美国商船在朝鲜被烧毁，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军舰炮轰朝鲜，试图打开朝鲜大门，签订条约，依然遭到朝鲜拒绝，最后不了了之。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然而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逐步走向对外扩展的道路，朝鲜首当其冲，1876年借口“云扬号事件”，诱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获得了治外法权、无关税通商贸易权等权益。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假借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率先打开了朝鲜的国门。此时的朝鲜，既面临着日本的蚕食鲸吞，又面对着俄国的虎视眈眈，更有法、美、英等国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这些都使朝鲜面临十分严重的统治危机，急需探寻解决之道。
       形成经过
       1881年，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带队出使天津，这是他“东道西器”洋务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


       面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朝鲜上层如坐针毡，迫切希望找到应对的办法，但此时的朝鲜没有与一个西方国家有直接交往，几乎所有人对国外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他们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与日本。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国家，亦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建立者，因而被东亚诸国视为天朝上国，文化制度较为先进，理所应当成为众国学习的对象。当时的日本亦进行了维新运动，全盘西化，在国内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在朝鲜的大多数士大夫看来，未免过于激进，并不值得效仿。


       在这个问题上，“朝士视察团”的言论最具代表性。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朝鲜国王下诏传见金允植，任命他为出使中国的首席官员，即领选使，于1881年11月17日，率领由69名学徒、工匠、官员等组成的使团，去清朝访问，重点参观清朝洋务运动的成果，学习借鉴经验。
       可见金允植被派往中国出使的最直接目的就是学习清朝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工厂、机器、造船等先进技术。1882年1月6日，来华使团到达北京，后转赴天津，开始了近一年的留学生涯。


       思想内涵
       1880年12月21日，随着“统理机务衙门”的成立，朝鲜正式开启了近代化的艰难航程。金允植因在平定“壬午兵变”中救驾有功，更因有率队赴天津考察、践行近代工业的独特经历，自然成为朝鲜国王的器重之士。
       1882年底，金允植回到国内，便投身朝鲜近代化事业之中。归国时，金允植带回了大量书籍、机器模型和图纸，并聘请中国技术人员袁荣灿等人入朝指导。


       另外，花费一万五千多两白银，购置机器设置运回朝鲜，并于1883年6月在汉城三清洞北仓成立机器厂，创办了朝鲜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化企业。
       与此同时，金允植还照搬京师同文馆的模式，创办了朝鲜的“同文学”，培养朝鲜的外语人才，为朝鲜的近代化运动提供智力支持。所有的这一切均标志着由金允植移植而来的中国式的近代化运动正式在朝鲜开花结果。


       因国情不同，东西方国家各有优劣，且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时务”是有歧异的，两者不能判断孰好孰坏，唯一的评价标准是否顺应时代发展、合乎时代潮流。
       因此，在朝鲜所要实行的改革，决不能照搬西方，全盘西化，不分缘由地盲目仿效欧美，东施效颦，削足适履。
       据此可见，金允植对完全西化的观点是持不赞同态度的，这与朝鲜国内主张撷采欧美制度，排斥传统儒家文化的激进开化派是截然不同的。而对于中国的洋务改革，金允植受天津之行的影响，认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审时度势，不盲目仿效欧美，以本国具体国情为基础，立足传统制度文化，追求自强的改革运动是十分成功，值得借鉴。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金允植却认为是一个反例，虽然经过改革的日本变得很富强，但由于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过度仿效欧美国家，日本已经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灵魂，失去了东方的精神文化。金允植曾用辛辣的语言，评说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他说：“日人所为多不满意，悦洋人之道，尽化其须发、衣冠、典章、法制，但恨不能目深鼻高耳！且百年以来颇尚文风，今则扫除文字，专习洋文，是秦政复政也。东洋山川亦有神祗，必不乐此举措也。”


       由上可得，金允植认为，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日本、中国，都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朝鲜的改革也应该按照朝鲜的现状寻找方法。因此，金允植提出在朝鲜要开展与清朝洋务运动相类似的渐进式改革，立足本国实情，有选择地学习接受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亦可称为“以东道为中心的西器吸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