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因疫情、贸易战等不可预知因素而呈现出新的走向时，我们不可避免要对自身以及身处环境进行认识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

著名人类学教授项飙对近百年来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变化曲线进行梳理，总结出三个主要阶段，最终发出了 “寻找一个新世界”的论点。他认为，旧有世界观中“以中心为中心”倾向极易导向危险。

“寻找一个新世界”焦点是什么？

项飙教授已年近五十，现为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同时也是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已发表《跨越边界的社区》、《全球“猎身”》等学术著作。

既然是以社会科学为研究方向的教授，那么他所寻找的新世界，当然不是哥伦布麦哲伦式的通过大航海寻找新大陆，也不是发展太空科技去寻找新的地外行星。

他着眼的话题在于人们主观意识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当我们谈到“世界”时，有意无意与之比较的中国，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对象。

事实上，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定位和思考，近百年以来从未停息，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受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多方影响，占据阶段性上风的看法也各有不同。

在他的论述中，这一认识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前秉持中原崇拜论，将自身视为中心，19世纪初看法大转向、变为奉西方为中心，六十年代态度回转，到九十年代以结果为举足轻重的导向，将美国视为中心。

而相关认识的不断转变，实际上又以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相对地位作为标尺。但无论处于哪一个阶段、中心的焦点在谁身上，却难免囿于“以中心为中心”的思维之内，难以跳出定势。

这就是项飙教授认为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始终把眼光放在中心上，没有中心就造一个中心，其实是一种旧的、偏物化的世界观，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利于真正了解具体的、多元的、变化的世界要素，也不利于对世界形成客观真实的认识。

以张艺谋为例？

在此前的媒体专访中，曾经有人评价，身为人类学家的项飙，很擅长运用日常风格的比喻和类比来细化对一些抽象概念的理解。

关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定位，项飙教授举出了在艺术领域常常被提起的“越民族越世界”理念作为类比，顺便把名导演张艺谋当作了例证。

作为成名已久的名导演，张导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手握《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英雄》等电影代表作，一线景区基本上都有他操刀的“印象”实景秀，执导北京奥运开幕式更是成为他艺术生涯的最高峰。

项教授却认为张导的艺术路线一直都没有离开对“民族要素”的跟随——早期跟着欧美的眼光走，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要素是什么样，导演就怎么拍；后期开始拍自己理解的民族要素，并在电影中强化突出这种要素。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张导的作品过于重视形式，强调视觉冲击力。在他作品中的中国人身上，充斥着极端的打斗、极端的风俗、极端的爱恨，而缺乏独立思考后形成的历史感与社会感。

这种“民族”已经被市场证明是成功的商业要素，但与其说这些成功促进了世界与中国的沟通，毋宁说是用极端的单一印象阻碍了进一步了解的契机。

诚然，科学评价和文艺评价往往并不是同一套相同的维度。我们当然可以说某个导演某个编剧的理念过于偏颇、不全面不客观，然而艺术创作这东西本身就有极强的主观性。

如果从一位社会科学专家的角度来说，对张氏作品的评价不但言之成理，而且相当精当。而从中反映出的、重量级导演关于民族与世界的思维模式，更足以启人深思。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阶段

针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认知，项飙教授将之概括为三个较为重要的阶段。

十九世纪中期，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一边在广州厉行禁烟，一边让幕僚翻译《四洲志》，以便能够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

虽然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的中文翻译，内容简略时效性也不佳，但这一举措的意义却是划时代的。林则徐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当时背景下，正是对西方列强的了解和本国在政治军事上居于下风的现实相互碰撞，促使知识分子群体中首先诞生了强烈的自我否定思潮。主流思潮认为世界代表着人类历史普遍规律，必须跟上节奏加入其中，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早期的洋务、变法等运动较为中庸，倡议取长补短融为己用；但随着危机逐渐加深，给本国开出的“猛药”剂量也越来越大。不少后人看来用力过猛甚至匪夷所思的理念，其实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在这个阶段，人们将自我从世界中剥离出来，进行锱铢必较的对比；而世界则被外在化，成为一个高于自我、不可抗拒的客观实体。

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名言，正是这一思潮的佐证。

“三个世界”的意义

新中国建立之后，该领域的主流看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动，以“三个世界”概念最具代表性。

毛主席认为地球可分为“三个世界”：美苏为第一世界，亚非拉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位于两者间的发达国家则是第二世界。三者既彼此联系，又存在区别。

虽然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也遭到过一些批评，著名人类学家沃尔夫就认为这实质是以西方社会为标准、抹杀其他国家差异性的操作。但项飙教授却并不赞同这一批评。

他认为在当时局势之下，三个世界的提法既充分考虑了东与西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也兼顾了北与南的关系，也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更有意义的一点在于，它对此前将世界视为外在客体的看法作出了修正与回归，不再抱有倾向分割、对立、比较的态度。“自我”被认为有一定的主观灵活性，既能和谐地融入多元世界之中，又能扮演全球大生态中属于自己的角色。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自从“入世”以来，各领域都展现出日益开放的姿态。开放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和世界做生意、参与世界的竞争，还包括了经济、技术、文化、学术层面的靠近和接轨。

这一趋势使我们将关注投向各种国外实体，然而由于国际大环境变化导致话语权和存在感高度集中于美国。在不少人的意识中，美国即世界，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这意味着对于世界与自身的理解逐渐趋向单一化、简单化。

理解世界趋向单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从“入世”以来，各个领域都展现出日益开放的姿态。开放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和世界做生意、参与世界的竞争，还包括了经济、技术、文化、学术层面的靠近和接轨。

这一趋势带来的利好是我们又一次将各种国外实体视为前车之鉴式的研究对象，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或警示；然而坏处也有，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对世界与自身的理解都逐渐趋向了单一化、简单化。

其中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大环境变化造成的。我们曾经对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同的道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将之与自身情况进行对比试图汲取借鉴。

然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原本彼此争锋的两极变为一言独断的一超，也的的确确形成了一种“历史终结”式的效应。

由于话语权和存在感高度集中于美国，世界仿佛又回到了一个实体的观感。虽然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各方面交流也在逐年扩大加深，但这些国家获得的关注和兴趣反而不断下降。

在大多数人看来，“世界”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美国。而且，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印度等国也同样出现。越来越多人有机会去关注甚至体验不同国家的风俗人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国家身为历史主体的理解也随之增进了。

一种思维惯性：以中心为中心

将美国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有没有问题？并没有。

冷战以后，美国毋庸置疑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也是影响世界局面权重很大的因素。这既是客观现实，也有主观构建的成分。

美国的中心地位是以自身实力作为支撑，靠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媒体和文化力量来维持的。而它作为一个实体，体量愈大、能量愈足，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广泛关注。

网络上曾经流传一句调侃，说我国特别是近年来在各个领域都是“摸着美帝过河”，反映的正是这一现实。将某个实体视为中心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值得商榷的是那种一定要“以中心为中心”的思维惯性。

项飙教授认为，西方学者常常拿“中国中心论”说事，在涉及亚洲历史的论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其中也混杂着对中国历史的误读，即使是中原崇拜的理论体系之下，对不同地区的文化区分度、主体多元化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能否清晰认知并客观承认多元化的存在，决定了所秉持的民族主义究竟是相对的、开放的，还是绝对的、内向的。前者承认民族主义的工具色彩，而后者则将民族强大视为目标本身，拒绝承认历史偶然性的存在。

这也正是“中心中心论”具有危险潜质的根本原因，一种囿于内向、否认多元的自我认知方式，倾向于将世界视为潜在危险、将其他实体视为敌对力量，由此必然导向对“中心”地位的追求与争夺，从而引发争端。

用这一标准来评判，“中心中心论”显然并非我国秉持的理念。我国既不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抱有戒心，更从未试图否定或更改其他实体的多元性，以单一意志为中心的追求是危险的，和而不同、相互依存才是正道。

在现实中，我国多年来奉行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准则，以和平交流为主旋律，并不轻易动用武力试图解决问题。

最显著的例子是G2，这个构想一直存在于美方的描述之中，我国却并未进行复述。这也证明我国所认知的，仍然是一个充满多元化的世界。

对任何一个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而言，立身于现代世界的目标在于富国强兵、成为自主强大的现代国家，其中并不包含对世界主导或者“中心”地位的争夺。

中国也在这行列之中。

项飙教授认为，面临日益多元的世界局面，建立突破物化和外化的世界观势在必行。这一世界观的建立对任一国家都有重要的意义。

他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这样的局面：人们就像登山者一样，总以为最高的山峰决定了地貌，但实际上，是山底的无数石块、泥土和植被构成了整片山脉。

对任何一个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而言，立身于现代世界的目标在于富国强兵、成为自主强大的现代国家，其中并不包含对世界主导或者“中心”地位的争夺。

中国也在这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