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廷与罗马教廷，不仅仅是场权力博弈，其本质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峙。作为古老东方帝国的文化精髓，中华文明自有其独特地位。虽然科技和军事上暂时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皇帝们心目中从未将自己视为次一等文明。
可以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一下，一个古老帝国的传承者，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该作何感想？保卫祖国的尊严和荣耀，是他们的天职。
为此，或许他们的反应偏激了些，做法过于强硬。但批评归批评，我们还是要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康乾雍三代面对西力东渐，处境并不轻松。
他们的选择，并非完全是出于自己意志，时代的大势已如此。我们不妨追本溯源，理性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渊薮缘由。
天主教传入，利玛窦开明传教立下汗马功劳
明末清初，随着澳门港口的开放，天主教开始通过葡萄牙人进入中国。当时的传教士中，以利玛窦的贡献最大。他采用灵活变通的传教策略，大大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
利玛窦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自幼便对传教事业充满热忱。1552年，他被派往远东传教。经过长时间的海上跋涉，终于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漫长的传教生涯。
起初，利玛窦采用明武宗时期流行的所谓“仙术”吸引达官贵人。他博学多才，很快就得到了当时许多官员的赏识。利玛窦凭借这些人脉资源，逐渐接触到更高层次的权贵。甚至连当时的两个皇帝都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利玛窦很快意识到，要在中国实现大规模传教，单纯依靠权贵人脉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自古奉行“王道乐土”的治国方针。要让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华文化，就必须让广大平民百姓也能接受。
为此，利玛窦做出了一个当时极为开明的决定。他允许中国教徒在皈依天主教的同时，仍然可以祭拜祖先与孔子。这与天主教会的传统信条相违背，却严丝合缝契合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
这一妙计立竿见影。在利玛窦的努力传教下，南京、杭州等地in天主教徒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甚至连将来的南明皇室也多有皈依。从万历到天启时期，利玛窦可谓立下汗马功劳，使天主教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康熙时期，基督教派系林立将中国卷入神权之争
在明末清初那动荡混乱的年代，洪业访问之初的顺治皇帝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他十分赏识利玛窦等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支持者。而他的儿子康熙皇帝，更是视利玛窦为楷模，继续扶持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播。
这就使得在康熙时期，基督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繁荣。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各地林立开来。罗马教廷的势力也日渐扩大，与清廷关系日趋密切。
然而过分興盛的势头，也逐渐酝酿出各种各样的弊端。来华传教会开始分裂为以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法兰西会为代表的三大派系。他们为争夺在中国的传教主导权，明争暗斗，互相指责。
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问题上。利玛窦开明包容的传教方法遭到了多明我会的强烈不满。1701年，多明我会向罗马教廷告发，称中国教徒仍在祭祀孔子与祖先，是对天主的亵渎。他们力主彻底禁绝这些所谓“异教”的习俗，以净化信仰。
这个举动明显点燃了康熙皇帝的怒火。1700年，他发布谕旨，明确表示祭祀孔子并非宗教活动。这只是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不应轻易颠覆。
然则教廷坚持己见。1704年，克雷芒十一世正式颁布禁教令，要求取缔中国境内一切“异教”活动。康熙皇帝勃然大怒，下令驱逐教皇使节，以示抗议。就这样，这场由文化根本差异引发的争端，最终演变成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一次对抗。这无疑给日后禁教政策的实行埋下了伏笔。
雍正与基督教徒在政争中的水火不容
康熙晚年爆发“九子夺嫡”之争，诸皇子意图谋夺大统。康熙驾崩后，四子胤禛登基为雍正帝。他深感夺位危机，决意铲除政敌，稳固皇位。
西方传教士与当时清朝政争的关系密不可分。皇九子允祉性情高傲，幼年时曾被传教士卢依道医治救命。允祉对西人十分信任倚重，是最可能的正位皇储人选。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不少主要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
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穆景远。穆景远是允祉的老师兼谋士，二人关系极为亲密。穆景远甚至私下向葡萄牙王室报告，预言允祉日后必将登上皇位。他与允祉之间的联系，在雍正看来无疑是政治上的隐患。
另有皇八子允礽与传教士也早有瓜葛。他的支持者苏努亲王全家信奉天主教，与不少教士往来密切。后来雍正以苏努结党营私为由，削去其世袭罔替职权。苏努被发配新疆，幼弟勒锡亨却在当地继续与允祉相伴，兴建教堂结交教徒。
这无疑是在雍正眼皮底下与其对着干。雍正大怒，命颁捕令缉拿勒锡亨充军。同行的还有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一时间教士纷纷卷入政争，成为眼中钉。
雍正对付政敌毒辣果决，很快便削除了允礽和允祉的皇籍宗室身份。穆景远也在严刑拷打下，被驱逐出境。为切断葡萄牙王室介入中国朝政的可能，雍正明确表示国家机事不容外力干预。就这样，传教士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整个禁教运动并非一开始便如此残酷。早在雍正元年，雍正就批准了福建巡抚的请求，取缔了当地的基督教堂舍。可以看出，消除政敌势力只是禁教运动的诱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认同。雍正认为西学妄自代表先进，这与中华文明的伟大自信背道而驰。一场深远的思想变革正在酝酿。
残酷手段下，乾隆制裁教宗基督教在中国声势渐衰
雍正厉行禁教，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势力开始步入衰退。然则乾隆登基后，教廷却仍我行我素，想方设法转变这一趋势。这让乾隆皇帝愈发不满，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制裁教宗，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变得黯淡无光。
1742年，本笃十四世继任教宗。为扭转教会在中国的颓势，本笃十四世大胆废除了“利玛窦来华后”制定的宽容传教方式。他宣布强制取缔中国教徒的文化传统，重新发布禁教令。这无疑激怒了乾隆皇帝。
次年，多名菲律宾籍传教士潜入中国秘密传教。很快被章嘉逮捕，押解北京。章学健奏请立即正法，以儆效尤。乾隆果断批准，亲自监督了传教士伏法的全过程。
“舞刀弄脑袋”的惨烈景象无疑给教廷以沉重打击。本笃十四世意欲重振罗马天主教会在远东的声威。没想到此举不但失败，还给教会带来巨大损失。此后两百年间，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势力便一蹶不振，只能苟延残喘。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起源于文化认同差异的教案，其实质是一个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首次系列冲突。它预示了鸦片战争前后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必须面对来自西方的全方位冲击和挑战。
我们不应腥风血雨般的历史画面蒙蔽视野，而要进一步审视这个时代转折背后的深层逻辑。这是更加现实和理性的态度。
结语
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有责任这样猜测：假使当年传教士处变不惊，本着利玛窦的宽容举措多与中国文化相容相融，后世的禁教运动就可能可避免了。这个“假使”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历史的有益参考。
中国有句古话：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外来政权想在中国立足生根，必须首先取得老百姓的认同。今天仍有不少西方政要和学者指责中国排斥西方文化。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当代中国远非封建时代可比，更加包容开放。但文化这件事，始终谁要进来谁要低头。否则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恐怕将在这个世纪不断上演。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应忽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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