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高质量增长相关理论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与革新将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与发展,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分析中,经济增长理论被分为了以下几种理论:古典增长理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理论学派研究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因素是不相同。阐述上述四种理论学派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以及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观点。


       (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流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理论,其对于当时西方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亚当·斯密作为古典学派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以经济的自由放任为主,并且反对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认为较轻的中性税收政策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过重的税收会阻碍资本的积累。
       古典学派另一奠基人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表明税收与财富积累和经济的增长有直接关系,并且国民财富的增减变化是税收政策效果的衡量标志。若对于生产和贸易活动课税,那么就会影响物质财富积累,从而减少社会财富;相反,若对于增加社会财富的人或物不征税,那么就有利于资金用于生产和消费领域,从而增加社会财富。


       在李嘉图的观点里,从某种程度上讲,税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对于资本的课征比对于收入的课征对整个生产链来说更为有害。如果增加对于资本的税收,那使得本应该用于生产和消费的资金转变用途,从而产生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影响。因此,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并以“看不见的手”为指引,即市场可以自发的进行调节,不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干预。
       (二)
       凯恩斯主义相关理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大萧条,这使得很多经济学家与专家学者认为古典学派所支持的“自由放任”理论与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完全契合,因此,在这场危机中,凯恩斯提出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增加需求,利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减少需求的观点。


       在税收与需求的关系方面,任何一种税收都会减少消费需求,促成通货紧缩,同时税收也会降低投资需求。因此,政府减税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消费与投资需求,进而增加了劳动力就业。凯恩斯在著作《通论》中阐述了其有关于税制结构的主要观点:在调节税制结构的过程中,为了改变原有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应当增加直接税的比重,并且寻找新的直接税税种。
       由于直接税的调节作用,其占比的增加,会增强其调节作用,进而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优化社会结构,保证社会公平性的作用。然而,凯恩斯的理论忽略了政府高赤字率所带来的后果,政府运作成本的上升,导致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滞胀”的局面。因此,货币学派也称“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此诞生,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萨缪尔森等人。


       该学派的观点为税收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这种功能会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税收,减少流通资金,降低消费和投资需求,避免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税收,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了经济与社会对于消费和投资的需求,推动经济的复苏。
       (三)
       新古典增长理论
       基于凯恩斯理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发展经济学史上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即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概述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性、资本产出率以及居民储蓄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性与该国的居民储蓄率呈现出正向关系,与其资本产出比率呈现负向关系。


       但由于在现实中,充分就业下的增长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很难实现,即自然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相等,因此该长期动态化模型具有不稳定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索罗和斯旺建立了新古典经济模型,该模型主要研究经济长期增长,并认为其具有稳定状态。
       从生产函数来说,在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后,呈现出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的结果。新古典增长模型表明:GDP的变化主要由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所决定。若在短期,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变一国储蓄率,那就意味着税率的变化具有短期的增长效应。但如果从长期角度来看,因为存在边际产量递减的规律,所以经济增长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达到稳态,此时人均GDP将不再变化。


       因而经济将处于逐步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储蓄率等内生因素不会再为经济带来增长,而只有科学进步等外生因素才会带来长期性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加入了有外生技术变革的增长。
       (四)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出现的原因在于更好的解释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解释不了的经济发展现状,如现实中出现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并未发生的资本重新配置现象等。
       因此,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选择进一步放松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前提条件,将储蓄率、技术进步以及人口增长等外生条件看作内生变量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增长率为内生现象的新研究方向,从而消除了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解决了现实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同时解释了技术进步并非经济外部因素,而是内在的有目的研发活动,并且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是构建模型中较为重要的内容,宇泽弘文和卢卡斯都构建了以其为基础的两部门模型。在前者的模型所构建的模型中,不具有生产性质的教育部门被引入进来,从而使整个函数包含了生产要素和技术要素两个部分,人力资本呈现出一个线性的规律,但整个研究函数和模型,仍然解决不了阿罗模型中出现的问题,即当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不大于零时,在长期经济仍然无法增长的问题。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宇泽弘文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那么后者则建立的是具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经济增长的模型。以此,构建了两种基本的模型,分别为两时期的模型与两商品的模型。前者在详细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别后,得出了具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的结论;
       后者则是强调了人力资本中干中学的重要性,并承认了其外在效应。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外部性使其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卢卡斯认为真正的具有专业性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真正决定性因素,也是最为重要的源泉。


       雷贝洛在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放宽了宇泽弘文关于技术的条件,其观点表明,只要经济中出现了一类“核心资本”(通常表现为人力资本),经济就可以持续平稳的增长与发展,同时,长期提高税率,增加税负的政策,会对经济产生永久且不可逆的影响。
       对于其他经济学家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来说,人力资本都被认为是重要因素,并分析了其蕴含的专业化对于整个经济增长以及后续稳定发展的推动作用。内生增长理论解决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未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说,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内生增长理论是研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理论,并且其对于研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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