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是全人类的一半。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不可忽视女性的作用。同时，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革新，妇女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开始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开始出现妇女研究的学术群体发展至今，研究主体由刚开始的西方妇女到现在的不同身份、不同国界、不同种族的妇女，妇女研究由主体一元化趋向主体多元化。
而研究视角由妇女运动、妇女生活、妇女教育到现在的两性关系，妇女研究由单纯的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念的引入，为妇女的研究添砖加瓦。而中国有关妇女的研究则比较晚，且大多从事国内妇女的研究，研究主体又比较单一。对于国际妇女的研究则大多集中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大国，而对于德国妇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且多研究纳粹时期的妇女政策对于魏玛时期的妇女研究则更为薄弱。
家庭生存状况
在大多数人心中，女性基于自然本质，命中注定属于家庭，她们的家庭角色无外乎是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一辈子要在厨房、孩子和庭院中度过。照顾丈夫和孩子是她们终身的任务和责任，她们一生的幸福也只是在家庭中。一战后魏玛共和国成立，家庭生活的经济和政策开始变化，家长制核心家庭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发生了改变。
其实早在一战前，人们便已经对旧有的家庭模式产生了质疑。但一直要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产阶级精神分析的日益流行才使人们最终开始怀疑旧式家庭。司时在战前已经出现的性解放、生育变化、离婚及未婚妈妈现象在魏玛时期更加明显。妇女的家庭角色面临着一次重新调整。
从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早期的这段时间，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不断下降，虽然德国比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出现的晚，但是它的下降速度却是很迅速的。“19 世纪后期，德国平均生育率为 4%，到1910 年这一数字已降至 2.98%，到1926 年降至 1.96%，到1933 年时更降到了 147%，成为了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如果以 1871 年德国生育状况为标准，到 1925 年德国的生育率下降了 53%。”这表明德国的生育率已经降至很低的地步了。另一个令社会人口政治家及学者们忧心的问题便是小家庭的潮流。尽管经过了一战的人口伤亡，1933 年德国家庭的数量却比1910 年多 39%，但是这种增加大多是小家庭的数量。
“在这23 年间，两口之家增加了98%，三口之家增加了92%，四口之家增加了 52%。至到1933 年，德国有将进一半的人口生活在一口至四口之家中，而在 1910 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9世纪时，还只有极少数的阶级可以自主控制生育，但是到了 20 世纪初，连小资产阶级及劳工阶层都开始控制生育了。在 20 年代早期结婚的妇女她们平均生育 2.27个小孩，而到了 1925 至1929 年结婚的夫妻则只生了 198 个小孩”德国传统的大家庭已经急速地缩小为两口或三口之家。不过在农村地区，出于劳动力的考虑,六口或六口之上的家庭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口生育的减少，给妇女家庭角色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机会它们表明妇女生活态度的改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轻夫妇开始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小孩比较少的时候，家庭就不需要太多的开支，家庭经济负担就会减轻很多。而且节育和妇女的切身利益相关，怀孕会使她们丢掉工作，甚至在生产之后没有了工作机会。所以妇女特别在意节育。出当时一-个名叫梅斯的医生所做的调查中看出，“生育的控制似乎都由太太在负责，丈夫们对家庭计划之事似乎都全由太太处理。”
政治生存状况
战后不久，妇女的就业率没有明显的增加，因为她们要将战时的工作交还给复员的男性，但是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人们会发现女性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共场所,她们的职业面向也越来越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妇女职业。
很多人宁可去工厂、从事手工业或服务业，也不大愿意在农业及家政业工作。“到 1925 年，妇女占整个德国劳动大军的 36%，在这其中又有 12.6%的人就任于白领职位。妇女不仅工作在流水线上，也从事打字员和接线员的工作。”
“1922 年，女性被准予从事法律职业，在1925-1933 年之间女性律师的人数翻了5倍”且“从198 年起，德因允许女性进入大学，女学生的数目遽增，1931-1932 年的冬季学期中有超过 2万的女学生，是当时学生总数的 16%，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把大学教育视为消磨时间的活动，而视其为职业的先修所:1925 年时，约有 7000 位女性大学生毕业就业1933 年时则已有 12468 位女大学生在就业市场活跃”
除了这些，魏玛德国妇女地位的变化还体现在她们的形象打扮和生活态度上，仅年轻女性的装扮就足以证明:一头蓬松的波波短发，或穿着时尚，超短裙、长丝袜，或穿着如男子，指间夹根烟。这些都是当时摩登女性的标志。
1919 年的魏玛宪法给予她们的尊重，使她们自我觉醒，亦开始在生活上自我规划，自食其力。她们虽外表是女性，但内心却趋向男性化。年轻女性对待青年文化和运动项目的热情，也反应了魏玛宪法男女平等的条款。她们学游泳、骑单车、学习体操，“在 1929 年时在“德国体操社团’中，即有四十万的女性，此外还有二十四万的女性在“帝国女性体操社团’中。”
“年轻女孩特别喜欢“客观理性的运动’如游泳、用径运动及竞赛，对于那些有益于女性曲线的体操反而觉得厌烦。”她们还喜欢旅行，对于年轻女子来说，这个经历有助于让她们离开家庭及在家庭中原有的角色分配但是，这时期妇女地位变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妇女的选举权。
战败后初期，德国妇女开始参加一些集会，加入工会、职业社团等。1919 年1月德国妇女终于得了其他国家妇女仍在为之斗争的选举权，魏玛宪法第 109 条中规定“原则上男女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在之后的选举中，女性选民热血澎湃，大约有 90%的妇女参与了投票。甚至一些政党将妇女列入候选人名单上，最终在 423 位候选人中选出了41 位女性议员进入魏玛国家议会，占当时议员的 9.6%。“在政府部门中亦有女性担任职务，如中央政府中就有 14 位，地方政府中有 15 位女性被授中高层公务管理职务。”
魏玛时期德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德国大众媒体中第次使用了“新女性”的词语。”她们开始追求自出平等，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与昔日的传统女性形象有了很大不同。
德国妇女自 1918 年以后，随着十一月命取得了政治选举权。各政党因为妇女选票的原因，开始召拢女性成为党员。1919 年，有41 位女性进入国家议会。但是，即使女性加入了政党，进入国家议会，她们也几乎没有机会达到权力的中心。
对当时的男性议员来说，女性议员只是花瓶摆设而已，她们多半只是负责有关家庭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事情，经济、财政，外交等有关国家大事的部门，女性议员屈指可数。女性议员要求女性应该接受教育，并给予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要求妇女应该享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权。
只是女性议员也处在对妇女角色定位的犹豫不决中，她们一方面大声呼吁开放“男性的空间”，让妇女可以同等参与，另一方面却又摆脱不了女性的传统角色，即女性与家庭的自然联系。她们认为这是“女性的空间”，应该要交予女性管理，也需要社会对这种能力的认可。
总体来说，魏玛女性是新时代的新女性，她们可以读书、出外工作、参加选举和竞选，她们可以在以往男性的工作领域工作，亦可以在服务业等部门工作。尽管魏玛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要求女性回归家庭，但是这股历史潮流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女性不仅在工作领域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国家在女性问题、家庭制度上的宽松也具有一定的贡献作用。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魏玛时期，男性与女性对生涯的规划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女性的第一重任仍然是家庭和孩子，男性从小就被教育要做好日后在社会上、工作上有所作为的冲刺的准备。
正是这种“本质性”的家庭定位想法，使魏玛很多妇女无法在工作上大展身手，也因为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导致了各种不平等的频繁出现。而这种不平等，不仅出现在女性的职业生活中，也出现在政治、公共事务等领域中。只有男女平等地分担家务及照顾子女的责任，才有可能使这种单行道规则被削平“这项规则就是女性然可以进入昔日为男性所占领的位子，但是男性在家庭事务的劳上却不尽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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