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纷繁复杂的巴拉克查伊王朝涌现出了道斯特·穆罕默德、希尔·阿里、阿杜尔·拉赫曼、哈比布拉以及阿马努拉 5 位统治时间对较长的君主。上述君主在各自执政时期均推出过各自的改革措施。该王朝还分别于 1839 至18421879至1881以及1919 年遭遇了三次英国的入侵。

从外部环境来看，19 世纪正是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国家发展道路的革新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成为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此时阿富汗的邻国波斯以及印度遭遇了英俄殖民扩张而分别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处于英俄势力范围夹缝之中的阿富汗此时虽然未成为列强殖民地但无法真正彻底摆脱其渗透与控制。

另一方面，从国家内部发展进程来看，在丧失部分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地位的基础上，阿富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发展自主权。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多位锐意改革的君主。他们的改革多以打破部落体系的枷锁与限制，部分的尝试西方军事及民用工业技术在阿富汗推行。虽然改革充满了曲折和艰辛，这些在内外困局中的尝试在阿富汗国家发展进程中显得极为可贵。

巴拉克查伊王朝建立初期的改革

道斯特·穆罕默德时期加强君主权力的措施

道斯特·穆罕默德是巴拉克查伊王朝的正式建立者。他的统治轨迹以第一次英阿战为分水岭而分为第一次和再次统治两个时期。道斯特·穆罕默德的施政体现在权力资源的整合与加强君主个人权威的尝试两个层面。阿富汗各种权力资源的整合主要涉及国家版图内外因素干扰下的确定与整合，而加强君主权力的措施在道斯特·穆罕默德改革措施方面体现的极为明显。

道斯特·穆罕默德统治时期特别是第二次执政时期始终在贯彻两大政策:与英国交好以及努力统一国家。一方面，道斯特·穆罕默德的两次统治面临的宏观背景较为突出地表现为英俄的渗透以及阿富汗的各边境地区统治环境的恶化。英俄外部势力的逐渐加强是当时任何统治者都无法抗拒和扭转的巨大挑战。作为新统治者的道斯特·穆罕默德唯一能够做出有效应对与反应的只有尽力减少因政权更迭以及国势衰落带来的显著的版图的变化造成的损失。

西邻波斯的赫拉特地区以及前杜兰尼政权东征时纳入版图的白沙瓦、旁遮普以及长久展开争夺的锡克人领地成为阿富汗最为危险的边疆地区。西部的赫拉特与波斯接壤，国力衰退的阿富汗面临若波斯以及背后的支持者俄国瓜分的危险。国家版图东西两侧的过渡地带成为英俄势力与阿富汗持续博弈的核心区域。

东部的白沙瓦、旁遮普地区与英印殖民地接壤。由于英国在白沙瓦以及德拉加特驻军的存在，埃米尔将印度诸行省并入其版图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道斯特·穆罕默德只得接受将其势力范围局限在古勒姆以及达斡尔河谷流经的科哈特以及本努河谷地带。"锡克人与普什图人的恩怨以及与英国殖民当局的矛盾这种微妙的关系成为三方互动以及影响阿富汗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阿富汗内部的地方割据势力山头林立、部落繁杂的格局直接对国家权威的拓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君权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来自于以穆罕默德查伊家族为代表的新崛起的地方割据势力和前杜兰尼王朝的萨多查伊查伊家族以及控制喀布尔的王室卫队的克兹巴什人的军事武装。穆罕默德查伊家族在杜兰尼宫廷中多担任显耀职位。随着杜兰尼王朝的衰落，从查曼开始杜兰尼王朝的末代君主不得不倚重位高权重的穆罕默德查伊家族的权势与威望巩固自身的权力，但拉拢后者的举措无疑壮大了后者在阿富汗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故成为政权更选和政治走向的参与者。

前萨多查伊家族逐步在 19 世纪初退出了阿富汗的政治舞台，穆罕默德查伊家族已成为他们在政治上的替代者。经过各种势力的交锋，萨多查伊家族的后代子孙的政治影响逐渐局限在了赫拉特地区。除了各种诸如以君主的名义诵读呼图白以及作为铸币币面形象在内的各种形式上的内容之外，取代萨多查伊王朝(即杜兰尼王朝)的穆罕默德查伊王国(即巴拉克查伊朝初期只是前者版图的微缩版而已。

阿富汗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阿富汗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其当时的内外环境以及时代背景不无关系。首先，阿富汗兴起的民族主义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发展不无关系。一方面，20 世纪初期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国家发生的改革或革命以及对外战争对当时的阿富汗特别是阿富汗的政治精英分子产生了强烈为影响。

处于强弩之末的奥斯曼土耳其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带领下推行了宪政改革。阿富汗的邻国伊朗也在同一时间发生了轰烈烈的宪政革命。1906 年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凭一已之力击败了欧洲强国俄国。这些发生在阿富干周边地区或亚洲地区的重大事件无一不在阿富汗的精英中产生巨大的反响。另一方面，1907 年8月英俄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莫定后来一战协约国阵营基础《英俄协约》。该条约划定了两国在伊朗与阿富汗以及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

根据条约内容，条约规定的有关国家未派代表的前提下被两个强权国家进行人为设置与安排，因此它属于典型的秘密协约。该条约签署后很快在包括阿富千在内的相关地区引发强烈波动。此外，土耳其参与的巴尔于战争以及意土战争耳其的战败不仅激起了土国内的泛突厥主义的兴起，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阿富国内对于西方国家的反感。富汗民族主义具有自身的特色。

阿富汗的民族主义的建立往往与某些典型的思想家或政治精英息息相关。其中的佼佼者便是马哈茂德·塔尔齐及其代表的青年阿富汗派。他不是一位以宗教为核心的或闭关锁国的传统民族主义者他的目标不限于国家独立，而是把国家独立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条件。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实现现代化改革，才有真正的国家独立。他认为现代化改革中，应当充分发挥伊斯兰教、阿富汗历史和普什图语这三种人民团结的族聚因素，同时应该发挥历史理性主义比较关注不同文明的力量和弱点，也要找出内讧内耗给阿富汗人带来的历史教训。

塔尔齐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既体现了近代中东历史的时代烙印，也代表了许多中东民主主义者的心声，同时也凸显了它自身个性票赋塔尔齐的民族主义观要求阿富汗实现民族国家独立的政治生态观，伊斯兰民众接受知识的教育开化观，标志着塔尔齐民族主义政治文化思想的最终形成。

阿富汗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改革相互关联且不可分割这一特征可以从阿富汗的民族主义者的新思想中体现出来。例如从塔尔齐的民族主义理念中也可以解读出改革与迫切性与必要性。民族主义是形形色色的一些信徒根本不考虑谁推翻了谁的问题，他们只站在纯粹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的立场看待问题;而另一些人则把民族主义赋予了社会属性，主张社会改革。“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多维度、多内容的概念。第三，将宗教传统与现代化手段的相结合。

以塔尔齐代表的改革家认为伊斯兰社会的落后并不在于宗教本身。采取措施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自由、强大、健康向上而又独立伊斯兰共同体应该大受欢迎这是宗教虔诚的做法。"真正的计划得当的现代化恰恰不会与伊斯兰价值观产生冲突。他们认为阿富汗的改革拥护者们不应仅仅听信这些见识有限的欧洲文化输出论的观点，因为那些论调背后的目的正是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提供依据而已塔尔齐坚持认为造成阿富汗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内部思想的不统一，另一方面则是阿富汗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