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法国是西方最早开展纳西研究的国家之一，这一研究源于 19 世纪后半叶东来的传教士和探险家，它在东方学家的系统研究中日趋成熟，是福音主义、殖民主义和东方学发展紧密结合的产物。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初期，法国的殖民扩张、天主教传播、东方学的发展均有各自的主线，但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下，这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1867-1965 年的法国与世界形势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经历了众多变革，在法国历史上属于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前期。在 1848-1851 年的动荡岁月后，路易²波拿巴为了能将 12 月 2 日与伯父缔造的辉煌建立关联，不惜加快政变步伐，终于如愿以偿在 1852 年 12 月 2 日的法兰西人民投票中当选为第二帝国皇帝，即拿破仑三世。

在法国历史上，从他即位到 1860 年被称为“专制的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足以用他自己的言论进行概括“对内，它代表着权威、宗教和人民的幸福；对外，则代表着民族的尊严。”

需要指出的是，路易²波拿巴给天主教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促进教会迅速发展，并提升天主教的地位，以实现帝国与教士的共赢。这种形势无疑也密切了法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的法国，人口增长停滞，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发展迅猛，对外贸易长足发展，新的银行信贷体系建立。同时，从蒸汽动力向电力和石油动力的技术革新已经开始，法国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代。

如果以年均国民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计，“19 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的增长要高于英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持平。”在 1860-1890 年前后，法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其它几个主要竞争国。因此，帝国初期经历的这一经济发展和繁荣无疑增强了国力，也使广大民众得到了实惠，让法国民众感受到了皇帝承诺的幸福。

而在帝国后期，拿破仑式的创想加快其对外获得荣耀的步伐，但一系列的外部失败也引发了国内的不满，最终第二帝国在拿破仑的幻想和冒失中被第三共和国取代。

在经历十九世纪末的布朗热事件、巴拿马丑闻事件和德雷福斯案件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终由激进派取代温和派组建内阁。1905 年的政教分离引发了一段时间的动荡，此后进入克雷孟梭内阁时期。这一时期，法国国内随着 20世纪初思想领域逐渐被巴雷斯、克洛岱尓等占领，一场恢复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的运动席卷了全法，民众的爱国情怀被唤醒，堤防德国。

而同时期法国在欧洲的外交并不乐观。通过“法绍达事件”缓和了与英国的关系，在巩固这种关系的同时，法国意图占领摩洛哥，发生的两次危机使法德关系十分紧张。加之此前俾斯麦的连俄政策并未得到威廉二世的接纳，而与奥匈帝国结盟。俄国为摆脱德奥结盟所受的孤立，与法国签订一系列秘密协议。

这样结盟的后果导致俄、奥都觉得可以在巴尔干半岛放开手脚，法国觉得可以随时展开“复仇”，德国则开始未雨绸缪，实施“施里芬计划”。随着几个大国之间结盟抗衡的推进，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

早在 19 世纪的第一年，英国已将法国的势力排挤出埃及，这也意味着英法在东方的漫长竞争开始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当时法国的主要精力虽然集中在阿尔及利亚，但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当其看到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在华获利良多，便不甘其后，派使臣拉萼尼来华，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逼迫中国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俗称中法《黄埔条约》），其中规定“嗣后两国及两国人民均永远和好，无论何人在何地方皆全获保佑身家。”“准许法兰西人在五口城市居住、租用、修建房屋、礼拜堂、医人院、周济院、学房、坟地”。

1884 年中法战争后，法国通过签订一系列涉及越南及中越边境划界的条约，完成对越南的殖民化。主要条约有:1885 年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内容 10款，主要是清政府放弃宗主国地位，承认越南独立，即承认其为法国殖民地。

1886 年订立《中法越南通商章程》，1887 年签订《中法商务专条》，规定中越边境沿线通商等事。1887 年，订立《中法界务专条》，内容 5 款，核心内容是中法两国重新划定中越边界。此后又通过 1888 年订立《中法滇越界约》及《滇越边界连接电报章程》，1894 年订立《中法粤（广东）越界约》和《中法桂（广西）越界约》，最终完成了中越边界划分。1903 年又订立《中法滇越铁路章程》、1909 年订立《中越交界禁匪章程》。

法国通过上述划界、通商、修铁路、架电报线和禁匪等方式，控制越南，并其成为进入云南的桥头堡。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法国在东南亚建立殖民政府、实现对越南的控制，为其进入云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近代中法关系的进程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更多的传教士、探险家甚至东方学家深入川滇藏交界区域。

在帝国主义这把巨伞的保护下，他们毫无阻碍地对这一区域的“他者”进行实地考察。这也势必影响未来法国的纳西学研究逐步超越几乎同时起步的英国。而从某些层面来看，由于披着宗教的外衣，传教士们比外交官和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广泛，得到的信息也更详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和动机也更不易为人察觉。

法国东方学的发展

众所周知，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最早接触中国，但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是法国。19 世纪初法国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巴黎则被誉为“汉学之都”。纳西研究在英法两国产生的学术背景，均植根于东方学的迅速发展，应该说纳西研究的萌芽、发展和兴盛都是这一时期东方学发展变化的一种直接呈现。

而法国的纳西研究较英国在数量和质量上更胜一筹，则得益于云南对法国特殊的战略意义。

从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欧洲就开始用“知识”认识并处理东方事务。拿破仑带了数十位埃及研究院学者随军出征，以便可以随时为远征埃及提供资讯。这种方式开创了东方学专业知识直接服务于殖民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亚瑟²詹姆斯²贝尔福虽口口声声说东方文明“伟大”，但在众议院的演讲中却表示拥有对一个文明兴衰过程的知识，也意味着有能力对其进行推进，甚至控制这些区域可以比他们自己治理得更好，这与上文中西列文²列维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到 18 世纪中叶，东方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包括汉学在内，因为这一时期耶稣会士已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

与此同时，欧洲的人文学科在不断向前发展，诸如人种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历史学这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也被应用到东方研究之中，促使东方学更加专业化、体系化和学术化。与之前的传教士们相比，越来越多从事东方研究的学者接受了更系统、更规范的学术训练，研究成果也更加学术化。

研究范围也突破了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域，而是“用人文科学的方式研究所有时间和所有族群。” 法国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好奇心也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不断参与其中，而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法国也迫切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意欲征服的国家。这样的氛围促使 19 世纪的汉学家们开办汉学讲座，催生一系列东方研究机构的诞生。

他们还创办学术期刊，召开学术会议。这些都标志着法国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迈入学术化、系统化的进程，而法国也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

结语

可见，法国纳西学研究是福音主义、殖民主义和东方学三者相互影响的产物，随着三方面力量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它也将从最初浓厚的宗教色彩中不断蜕变成长，最终被纳入法国学术研究的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