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以北京市副市长兼明史学家吴晗为首，联合邓拓、郭沫若等一批学者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明十三陵中永乐皇帝的长陵，然而，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院长的夏鼐则认为，彼时我国考古发掘帝陵的条件有限，应当从规模较小的万历定陵开始发掘。

可谁也没能想到，这一次发掘，使得定陵成为了中国考古史的一大憾事，除却珍贵文物因疏于保护而严重受损外，考古定陵期间更有不少古怪之事，令人纳罕生畏。

比如，上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挖掘十三陵时，工地上来了一位古怪的老者。

一路高歌，发掘定陵：新中国首度考古皇陵

根据文献记载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来看，历代帝王陵墓中，明代的陵墓保存得较为完整，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建在南京，从明成祖到崇祯共历十四个皇帝，除明代宗朱祁钰外，皆葬于北京西郊金山之外。

剩余的十三位皇帝，都葬在北京西北五十公里的昌平县天寿山，故合称为“明十三陵”。明十三陵处于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中，盆地东西峰峦耸立，北面有天寿山，南面龙、虎二山犄角而立，温榆河直从东南东山口泄流河北大平原，当真是山环水绕的宝地。

期间建有献陵、景陵、茂陵、裕陵、康陵、泰陵、永陵、定陵、昭陵、庆陵、德陵、思陵等十三座陵墓。长陵是最具代表性的陵园，除了金玉环绕的陵园本身之外，还铺设东西二井，里面埋葬着十六个殉葬的嫔妃——多是被“恩典”随侍皇帝于地下的。

因为明成祖朱棣的历史地位和长陵的构造的代表性，故而一开始吴晗和郭沫若等人是将发掘的目光瞄准了长陵，希望能从其中发掘突破性成果。

然而，待到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带着队员们携带着各种考古工具，冒着大雪寒风来到天寿山的十三陵长陵之时，竟然在宝顶、宝城的勘探上半天摸不着头脑。

无论是那应在地宫之上砌铸的高大砖城圆顶，还是城墙上的垛口和女墙都不好把握——毕竟，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动土开掘皇陵，自然不能如同军阀孙殿英一般胡挖乱炸，考古队工作人员估摸着宝城和宝顶应当是在这一地宫的中心，但却始终审慎不动。

1955年，吴晗经过反复考量，致信了国务院，表示考古队仍需对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长陵进一步进行地层勘探。

转眼间，一个年头过去了，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院长夏鼐的建议下，吴晗致信郭沫若：“定陵已经显露在外……其规模较小，但是和长陵比较起来，估计构造是大体相同的，定陵先行，能为开发长陵获得一些经验。”

定陵始建于1584年，即万历十二年，于万历十八年竣工，其坐落于长陵西南面的大岭山山下，占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为明朝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耗时六年，斥白银800万两，约合当时一千万农民一年的口粮，相当于万历年间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

定陵的规模仅次于长陵，其墓主朱翊钧为君荒淫迷信，幼十岁登基称帝，在他在位的四十八年期间，一半的时间不上朝，但是对于自己的墓地却是挖空心思，堆金砌玉地去经营。在朱翊钧二十二岁时，他便下令修建了定陵，可想见其中封藏的珍宝幻世。

正因为如此，定陵在历史上吸引了不少的盗墓贼和愤愤不平者。在明末时期，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攻陷北京之后，打到了昌平十三陵地区，因为痛恨明王朝的荒淫腐败，故而将包括定陵在内的三座明帝陵地上建筑付之一炬，部分建筑现今已经难觅踪迹了。

定陵遭到的第二次破坏正是来自清睿亲王多尔衮。早年，明朝晚期的统治者一不做二不休，拆毁了房山地区的金朝皇帝陵墓，这令女真族极为愤怒，将此仇刻在骨髓之中。

因此，在清军入关之时，多尔衮为了报当年陵墓被拆的仇恨，当即就率军拆掉了定陵陵墓前的神功圣德碑亭以及部分地上建筑。

然而，随后清王朝的统治者便发现这些暴戾的举动危及了他们稳坐中原，委实于安定民心有害，于是又重修了十三陵——然而，定陵已经遭受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了。

因为定陵的“多灾多难”，故而1956年决定发掘定陵之时，定陵发掘委员会慎之又慎，发掘方案再三修改，对新中国以来首次皇陵开掘十分重视。

1956年5月19日，发掘定陵的第一铲落下，见到大家伙的干劲十足的模样，众人踌躇满志，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谁知，这一次发掘才是对定陵的毁灭性破坏。

怪闻揭秘：波折陡生的定陵开掘史

1956年5月18日，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床板、桌椅、锅碗瓢盆、炉灶行李等生活用品，以及竹筐、绳子、扁担、铁锹、镐头等考古工具，来到了定陵南边的昭陵村，在一个社员家中安定了下来。

定陵发掘委员会雇佣了60多名十三陵周围村庄的农民，在发掘之前，人们对这一座神秘的地下玄宫十分既是好奇，又是畏惧。

当地传闻：定陵地宫内满是机关暗道，内藏有飞刀无数，只要开启地宫，飞刀便会直取来人首级，只要微微触碰砖石壁板，剧毒箭矢就会射出，一旦射中身体，自是必死无疑。

夏鼐、吴晗、郭沫若等人不似村民那般迷信古往今来的武侠探险小说，但对于这座庞大的皇陵，他们依旧十分慎重。

随车同来的除了赵其昌之外，还有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正是负责考古研究和修复出土文物的白万玉——这位正是赵其昌向夏鼐力求的副队长。

首先，为了摸清楚地宫的大门所在何处，考古队对着宝城内侧那个发现的洞口外挖了一条长20米、宽3.5米的深沟。

探沟法除了重体力劳动量大外，更需要一双求真酌知的火眼金睛。民工们需要将墓穴之上的黄土一铲子一铲子挖出来，再将翻起的土小心装入筐中，运到远处给专门的检测人员过目。

毕竟，考古发掘不似种田铸堤，即便是每一铁锹泥土，也可能蕴藏着历史的蛛丝马迹。

白万玉老人在一旁反复叮嘱：“大家伙儿可都记住了啊，我们不是挖水库大坝，也不是搞建筑工程，考古工作需要耐心细致、小心操作……”

果不其然，在考古队员进行地毯式的检测后，不久便发现了线索。宝城内侧砌的石条在挖掘中暴露了出来，一个民工忽然大叫一声：“快看，石头上有字！”

考古队员们赶忙放下手中活计，齐齐循声而来，围住了那块裸露的石条。只见那光滑的石条上浅浅刻着粗陋的字迹“隧道门”，显然是工匠们留下的记号。一时间，考古工地上叽叽喳喳，闹开了锅。

考古队赶忙通知了夏鼐和吴晗，两人没想到短短两个小时就能摸到隧道门，驱车赶来的路上一片惊异，一边狂喜：看来当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两人到达后找来了毛刷，蹲下身子轻轻刷掉了石条上覆盖的一层积土，仿佛要将脸贴在石条之上，仔细辨认，连连点头：“正是，正是，就是‘隧道门’三个字。”

民工们不太明白三个字的重要意义，但是见到两位队长大喊大叫的兴奋模样，也不禁涨红了脸，随着大笑起来。然而，正当气氛轻松愉悦，众人觉得一切都应当是一个好兆头之时，赵其昌和民工们看到白万玉的笑容淡了下来，他灰白的眉头微微皱起，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其实，白万玉倒不是对这一发现有任何不满，只是有些疑惑：仔细端详，这块石条的字体刻痕实在过浅，也不太工整，倒像是完全不费心神，随便应制的成品，不太像是墓葬修建过程中的定制品。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这三个字呢？民间相传，在皇帝的陵墓里面有“迷路石”，难道这块石条就是工匠们故意放在这里迷惑盗墓贼的假象？赵其昌也是个中行家，看到白万玉这副模样哪能不明白他在担忧什么？

他安抚白万玉道：“应该不会，那时候的陵墓重兵把守，不太可能预见在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抱着科研的精神来发掘。”

白万玉缓缓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应该是工部指使工匠偷偷留下来的。”从万历十八年定陵竣工到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驾崩，前后跨越了三十年的时间，而一旦陵墓修建完毕，自然要用土封存起来，等到皇帝死去时再开启墓道门。

一句浑话：谁敢预测皇帝的死期？可一旦皇帝驾崩，就需要立即打开墓道门，这一工作时由工部负责，一旦墓穴开启延误，乃至误了葬期，工部主管丧葬之事的官员或将因此丧命。于是工部官员可能会在入口的某个部位做一处标记。

赵其昌和白万玉猜测，这块粗糙的石条也许就是万历年间的工部官员留存的记号。两人的猜测果然应验，十几天后，探沟挖到高于地面4.2米的深处，发现了两侧永城砖修葺的齐整的砖墙，两堵墙之间相距八米，如同一条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伸张弯曲。

然而，7月6日，当第二道探沟开挖之后，考古工作却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尴尬处境。

为了加快探测的速度，考古工作已经由人工挑土改为了滑车吊土，民工们每日哼哧哼哧，埋头苦挖，土一筐筐吊上去，再一车车运走，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没能发现任何新的线索和迹象，甚至连隧道的痕迹也渐渐丢失了，放眼望去，眼前只有一条长二十多米、宽六米、深七米的深沟。

考古队的心情十分凝重，即便各个专家学者连番来开到队长赵其昌，他依旧难展笑颜，只是每日蹲在一旁抽旱烟，静静思考。这一天夜晚，赵其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反复思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可雨越来越大，天空中响起阵阵惊雷，赵其昌再睡眼迷蒙中被惊醒：“糟糕，我们的探沟！”他赶忙起身去叫醒队员，第二天一开，考古队和民工们都看着探沟里浑浊的泥水，一筹莫展。

正当赵其昌和白万玉愁眉苦脸之时，远处跑来一个队员，喘着粗气道：“不好了，快去看看，明楼的坐兽被雷劈掉了！”

一时间，民工们面带恐惧和焦虑，“不好啊，我早说了，挖皇帝坟是要断子绝孙的……”“你搁着放什么马后炮，别说了，这肯定是皇帝对咱们的警告呢”“杀鸡给猴看呢，指不定还有什么事等着咱。”

赵其昌皱着眉头，还不等他反驳这群煽风点火的迷信民工，就传来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看守定陵的张利被雷劈成了重伤，现在在县卫生院抢救，另一位看守员谷水中则直接被雷火劈死了……

众人此时惊骇万分，更有年长的民工直接跪在了明楼前面，作揖磕头，一边忏悔自己的“罪过”，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皇帝大人，您可千万恕罪……”

赵其昌和白万玉见此乱象十分头疼，侍奉雷雨季节，当地本就多发雷暴，常有建筑和牲畜被雷击中，这哪能扯到什么报应？谁知道，更令人头昏脑胀的事情还在后头。没过两天，工地上来了一个精神好似失常的老者，这位太婆蓬头垢面，头发全白，上身披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红色大褂，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怪异万分。

赵其昌和白万玉见此乱象十分头疼，哪知道，更令人头昏脑胀的事情还在后头。

没过两天，工地上来了一个精神好似失常的老者，这位太婆蓬头垢面，头发全白，上身披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红色大褂，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怪异万分。

众人离她远远的，好似生怕沾染了她身上的“疯气”，谁知，这阿婆竟然四处在工地上游窜，令考古发掘工作完全无法进行。

待到赵其昌和白万玉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之间那疯阿婆见人便作揖鞠躬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念念有词——“求求你们，再也不敢害人了，我再也不敢了……”

神情做派令人毛骨悚然，一些民工们都在一旁窃窃私语：“这是让狐妖给附身了。”赵其昌见发掘工作完全无法进行，只好叫民工们驱赶老阿婆，然而，那老阿婆见有人要来赶她，竟然直接瘫倒在地，打着滚不肯离去，口中还不时发出野兽般凄厉的叫声。

随后，大家只好将她按倒在地上，抬出了陵园，扔到了田野中去，并派遣了两位民工把手住工地的大门，严禁这个疯阿婆再次混入工地。正当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诡异现象出现在了陵墓周边的村庄。

随后，大家只好将她按倒在地上，抬出了陵园，扔到了田野中去，并派遣了两位民工把手住工地的大门，严禁这个疯阿婆再次混入工地。正当民工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诡异现象出现在了陵墓周边的村庄。

天降？人为？——怪像丛生，祛魅驱惑

定陵发掘工地“被皇帝降罪”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这种“罪罚”好似传染病一般，在皇陵周边的村庄开始蔓延。

一些在村民家借宿的队员将他们“无意”听到的怪事告诉赵其昌：在裕陵村，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原本只是去草垛搬草，突然间便倒地不起，在地上抽搐着吐白沫，郎中大夫都诊断不出病因，其家人无法，只得请来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神婆。

神婆见到妇女不省人事的模样，缓缓地抽出了一根半寸来长的银针，在其口中沾了少许唾沫，找准了妇女的人中发了狠劲扎了进去，霎那间，妇女发出一声骇人的怪叫，然后跳了起来，拨开人群，朝着大街跑去：“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定陵里面来了一伙人，要掘我的老窝啊，我呆不下去了，救救我啊……”

当地人传的有鼻子有眼，都说这位中年妇女是被皇帝的“鬼魂”缠住了。一开始，赵其昌和白万玉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全然不当一回事。

然而，等待周边村庄不断传来女人们被“狐仙”附身，被“鬼魂”缠住的消息，这让人的心情不禁凝重起来。这自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牛鬼蛇神这一套，而是因为他们深深为当地人的抵触行为而深感沉重。

翌日，一个民工对赵其昌说：“赵先生，我老婆在家里撞邪了，我们家的锅碗瓢盆都被砸了个遍，你快去看看吧。”赵其昌刹那间一股无名邪火烧起，多日的发掘工作的停摆、怪力乱神的传闻、民工们的心不在焉都令他烦闷不已，此时，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待到赵其昌来到那家院子里时，那女人还在家中怪叫着摔东西，赵其昌抓起了一块砖头，挤开了围观的人群，冲到那发疯的女人面前，对其大吼道：“姓赵的来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赵其昌的嘶吼的声音几乎震住了原本吵吵嚷嚷的人群，白日大院里，连鸡鸣狗吠声都无处可闻，那女人也停下了手中举着瓦罐的双手，望着眼前一连怒气的大汉，不敢动弹一下。

围观人群见状便将罐子夺了下来，将女人拉进屋子里，女人哼哼了几声，也不再发疯，一场闹剧，终究以闹剧收尾。

实际上，这些村民百年来，世世代代都定居皇陵附近，一些人甚至是护陵人的后代，受皇权的荼毒十分之深。

连日以来的一场场闹剧，与其说是所谓的“鬼神”作怪，不如说是皇权残余在侵蚀着村民们的思想。分明是一群别有用心的流言家在背后操纵指使着这一切——为的，就是制止考古工作顺利进行。

经此一事，尽管民工们心有戚戚，但却明白——或被操纵这一切的人似乎也明白了，无论如何，开挖没有回头路，工地上的气氛逐渐由欢腾转向沉郁，考古队员和民工们也只好硬着头皮，撑着一口气干了下去。

皇天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定陵终于完全被打开，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建立，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对外开放，这座玄妙的地下宫殿，终究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向世人展露了他恢弘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