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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丧权辱国，国人痛骂不已。南京政府制造了一套卖国哲学，喋喋不休地向国人解释签订塘沽协定的重要性。

1、汪精卫的卖国哲学

塘沽协定甫经告成，汪精卫便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发表谈话，诡称塘沽协定是在“不丧权不辱国原则之下”，“专讨论军事部分”，“决非屈服”。

他狡辩道，如果“以停战为对日已妥协、已屈服，岂持平之论？”

同一天，南京政府通电全国，承认政府于华北抗战开始便有意与日人签订协议，称：

“政府除一面激励将士继续努力，尽心守御，一面对于休战运动确立最低限度，俾无害于中国之领土主权及关于世界和平之各种公约，容许为局部之休战”。

根据这项原则而签订的塘沽协定：

“核其文字，隐痛实深。惟痛心仅属军事，不涉政治，于政府向来所抱根本方策不生影响。”

六月五日，汪精卫在南京政府纪念周上，更大肆发挥他的卖国骗人哲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河北停战结果，日兵最多不过撤出长城以外”，“似乎承认长城以外已非我之领土，且变相承认伪组织之存在”。

但又诡辩说，“在事实上，在理论上，都不是如此的”。

他把东北领土的丧失，比作主人被强盗赶出了房子，打倒在街上，无力夺回房子。

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解决中日的这一尖锐矛盾、汪精卫提出两项解决办法：

在外交上，主张由“国联及签约各国共同负责来解决中日纠纷”，在内政上，鼓吹“以国力收复失地”。

这是蒋汪共同创造的为塘沽协定开脱罪责的卖国哲学。

2、日本导演的“傀儡戏”

蒋汪政府把签订塘沽协定作为开创新政局的转折点，企图以此为契机，在北方以牺牲东北与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在南方，加速剿共战争，安想在短时期内消灭以江西为中心的全国红军力量，并以“抗日剿共”相号召，统一国民党的步调。

同时，向西方求救，依靠西方帝国主义的施舍，利用民众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发展官僚买办资本的经济实力。这就是塘沽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的行动原则。

塘沽协定不仅在法律条文上等于南京政府变相承认伪国合法，而且在实际上也是南京政府不敢向日本提出恢复东北主权的要求，使华北战区的统治权落到了日本的手里。

按照塘沽协定规定，停战后日军后撤到长城线，中国派警察接收战区。这不仅把长城当作南京政府与伪国的分界线，而且日军设重重障碍，使国民党政府不能在战区中行使主权，战区实质上成了日本人的占领区。

日方代表冈村在天津向熊斌宣布，日军依三个步骤从战区后撤，第一步撤回重炮，第二步撤回辎重，最后撤退军队，故意拖延撤兵的日期。

同时，受日军指使的伪军李际春、赵雷等打着各种旗号侵入滦东各县，到处烧杀抢掠，盘据县城，蹂躏乡村，扰乱北宁线各车站，自立伪政权。

伪军狷蹶，使华北当局无法接收战区。李际春等在日人的授意下，向华北当局提出给一万人的编制，编为国民党军，驻防滦东，由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永津中佐为华北当局与李际春之间谈判的中间人。

李在唐山设立司令部，挂五色旗，自称“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司令部设政务处，自行向滦河东西各县，指派地方维持会会长，催征地丁钱粮，苛收各种捐税。李际春招兵买马，广揽关内外股匪，以足万人之数。

在天津发动变乱的汉奸郝鹏、白坚武、杨殿云、马廷福等，先后潜赴秦皇岛等地，与伪军郭风鸣、李际春、赵雷等串通。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郝鹏在唐山打出“河北国民自治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独立宣言，自称管辖滦东二十县，拥兵十五万。

日本人一手导演这一系列的傀儡戏，其目的是拖延辙兵日期，把这些伪军变成国民党军占领战区，使日军成为战区的实际主人。

3、接收“战区”的交涉

有些地区日军按时北撤，河北省的警察部队接收了当地县政权，但日军时常返回，侦察骚扰，有时还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俨然他们是太上皇，如通县、顺义就是如此。

解决滦东伪军，因为日人从中作梗，枝节横生，颇费周折。

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永津，不与华北当局的代表在天津会谈，一定要到长春关东军总司令部去谈判。

可是，当华北当局派雷寿荣、殷同带着北平军分会收编伪军的方案与永津武官到达长春后，日本关东军又耍油滑手段，要求雷寿荣等与李际眷之类的伪军直接谈判，日方只充当中间人。

这是日本拒绝撤兵的一种手段，推出伪军到台前与国民党当局纠缠，使战区问题不能解决，北平军政当局对此毫无办法，南京政府要求何应钦、黄郛等根据塘沽协定就地处理。

何应钦、黄郛一再屈从日军，经过一个月的周折，战区接收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六月二十九日，黄郛与何应钦根据与日人交涉的情况，商定成立战地委员会，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魏鉴、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为委员。

其组织大纲规定，该委员会附设于河北省政府。

办理下列各项事宜：

“甲、接收战区计划之准备与实施。乙、接收地区内保安队之点验及编制。丙、恢复各县区行政组织。丁、协助铁路接收事宜。戊、关于以上各项交涉事宜”。

经报请南京中央批准，于七月三日在天津市河北省政府礼堂成立。

六月三十日，北平按日方要求派雷寿荣、殷同、薛之珩到大连与日本及伪军代表谈判接收战区问题。

会谈期间，日本代表冈村、喜多支配谈判的进程。日方企图把战区的统治权都交给改编后的李际春伪军。

成立一个由日本人掌握的铁道交涉委员会，并把芦台、山海关间的铁路经营权交给伪国。经过七月二日至五日的多次密谈，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

“一、关于停战协议善后措置，由中国方面派接收委员整理杂军。二、在战区内不许驻军，而由中国政府整理各杂军，并将李际春部中优良分子改编为河北省警察队。对其他各部亦施以合法之整理。三、北宁路尚未通车各地，得于日军撤退后逐渐通车”。

李际春伪军改编为四千人的警察队，分成两队，一队由李际春自行改编，一队由接收委员会派员改编，暂移住滦州、丰润两县，余者给资遣散。

4、如何接收？

北平大肆宣传大连谈判的胜利，其实李际春部人数不多，借机向北平要了一大笔钱。

而收编工作也因受到日本的操纵而屡生波折。

首先，杂军收编极不顺利。

李际春得了十五万元的重金，表示服从改编，而石友三的残部三千多人则吵闹不休。后来由李际春出面，照例用重金收买的办法，将石友三部编入第二总队才算平息了这场小风波。其次，接收战区受到日本人的百般刁难，国民党当局步步退让，不仅使接收的过程曲曲折折，而且比大连会谈达成的口头条件更对中国不利。

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河北省分东西两路接收战区。已派定的各县长、公安局长率领规定数额的保安队出发。

东路，首先于七月二十五日接收唐山，但是，日本兵对进入战区的中国官员及保安队进行严密监视。运载保安队员的列车通过唐山，日军前线司令官高崎指挥日兵勒令停车，对保安队的人数、枪支等作逐一清点，认为确实与条约上规定的数目完全相符时才肯放行。

而且规定开车的具体时间，限定下车地点，其他各站不许停车。

日军又以“驻唐日本军松尾司令官”的名义，给各接收县长发了一份对于各县县长及各公安局长要求之事项，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

如，各县长、公安局长所发布的各项布告文，要急速报送日本驻军本部。日军想方设法迫使国民党的官员承认伪国。在接收临榆县时，因伪国在山海关设立的伪政权组织赖着不走，迫使临榆县只好在海阳镇办公。

东路接收，以中国方面一一接受了日本的无理条件而结束了，但日本得寸进尺，援引庚子、辛丑条约，强行在唐山驻兵。又借口向密云驻军运输给养需要使用滦河水路，要求在主要渡口驻兵，北平当局都一一承诺。

北路的接收，全由日本密云驻军铃木旅团一手控制。日军要求，各县原任官员都要留用，不得歧视，而这些人早已成了日本的走狗。密云、怀柔的接收，是在日军青木大佐的监督下进行的。

接收遵化县时，日军百般刁难。蓟县因为伪军赵毅部受日本指使，捣乱破坏，一时不能接收。而都山、兴隆二县因地跨长城，按塘沽协定只好接收长城以南这一半，而以北部分仍由日军占领。

国民党的旗子又在战区各县挂起来了，但实际统治权并没有恢复。

因为，第一、国民党派去的保安队人数少得可怜，不仅不能与日军抗衡，连土匪都难以应付，一切听从日本人。

第二、日本人扶植的汉奸、土匪队到处活动，哪个县不如日本之意，汉奸土匪队便前去袭击，各县长、公安局长没有任何自主权。

第三、进入战区的官员不少被日本收买，名为中国官吏，实际为日本人办事。况且，日本在战区内留有驻兵，随时可以实行全面占领。

可见，国民党接收了战区，仅徒有虚名而已。

5、蒋汪“以夷制夷”策略

何应钦、黄郛对日本人屈从之甚，令人难以置信。

天津暴乱的汉奸头子郝鹏，在天津日租界宿娼时被捕获，押解到东北军第一军团团部。日本驻天津领事及日军宪兵队长立即向于学忠要人。

于学忠知郝罪重如山，不敢作主，向何应钦、黄郛请示。日方则直接派人与何应钦、黄郛交涉。何、黄，立即向日本人屈服，黄郛致电河北省政府，谓“滦东、滦西伪军现已就范，听候收编。政府不究既往，俾其改过自新，特将郝鹏通缉令取消，省府当即遵令将郝开释”。七月六日逮捕郝鹏，七月九日便纵虎归山，何、黄之流执行日人“指示”之快，令人吃惊。

察北多伦本来已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但因国民党当局镇压坚持察北抗日斗争的方、吉二部，致使多伦又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被伪军李守信部侵占。

北平军分会不敢派兵反攻，仅给北平日本公使馆武官柴山写了一封信，要求伪军撤退。

但日方答称，李守信部原驻多伦，后来被共产党的军队驱逐了，现又“夺回”，“实为维持地方治安所需“，不能撤退。北平军分会对日本这种强盗式的回答，不敢回击一句，默认了伪军对多伦的占领。

这些就是汪精卫所说的塘沽协定“不丧权，不辱国”的事实。

汪精卫提出所谓“由国际力量来解决中日纠纷”，这不仅只是幻想，而且后患无穷。

日本政界人士主张，日本退盟后的政治方针，在处理以满洲问题及中日纠纷为中心的远东整个政治问题时，绝对拒绝第三国干涉。

而只要承认伪国，不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日本均本“中日合作”、“中日提携”的精神，“准备随时予以精神或物质之援助”。

同时日本加紧向华北、西北扩展势力，策划更大的侵略阴谋。汪精卫、蒋介石企图用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之策解决中日矛盾，反而造成了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激烈竞争。

6、屈辱的棉麦借款合同

当国民党军在华北被日本侵略者打得节节败退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

南京政府特派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前往参加。

四月十八日，宋子文一行八人，由上海赴美，以求得美国借款，并遍游欧洲，吁请西方各国援助中国建设。

四月下旬宋子文一行到达美国，立郎同曾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相晤。宋子文向司徒雷登详述了请求美国援助以对抗日本之意。

司徒雷登向宋子文表示，美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本部，认为这不仅违反国际条约，而且也破坏了国际公法程序。他还对宋子文说，如果美国以强大的政治及经济力量作中国后盾，日美亦无发生战争之可能。这就为罗斯福与宋子文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五月六日，宋子文一行到达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赫尔等人的欢迎。八日，宋子文应罗斯福之邀到白宫共进午餐，然后举行了中美会谈。南京方面除宋子文一行外，驻美国大使施肇基参加会谈。美国方面除罗斯福总统外，国务卿赫尔、国务部远东司司长洪贝克、参议院议员毕德门、国务次长菲利浦及其他委员十余人参加会谈。会谈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发展中国经济与稳定中国政治。

罗斯福认为，中国政治的安定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并以提高银价为诱饵，推进美国向中国倾销商品。双方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措施。

白宫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公告称：“总统与中国财政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谈判结束，宋子文从美国向南京报告他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五千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

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五千万美金，合中国币二亿元。

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的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五项统税收入为担保。

借款的使用办法，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帐订购美国棉、麦。货物起运时要尽量租用美国船运输。偿还办法，约定货物从货栈起运时算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价的百分之十。

以后，于九十天内再支付百分之十五，余额在三年内分期偿还。如果延期偿还，给息五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子文美棉麦大借款。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愕然，立刻舆论大哗。因为众人皆不知晓宋子文赴美负有此项借款使命，且此次借款方式奇特。既为借款，借方又不能自由支配，只能按贷方的规定以美棉、美麦支付。

这样一来，名日贷款，实际是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垫款，是美国以借款的名义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这必然要引起全国各界的不同议论。

7、宋子文的去职

宋子文借来巨款，自认对政府有功，遂以拥财配时局自任。南京政府在形式上为蒋汪并立，而宋则要以他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财力自成体系，期以发展宋氏家族的势力，而与蒋汪成三足鼎立之势。

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欧美之行十分赞许，不过他要进行的事业，当务之急是“全面剿共”，要求国民党的一切政策都要服从“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

因此，他对宋子文阔财政独立、以财政权支配政权很不满意。所以，他一再向财政部提出追加军费，使宋没有闹财政独立的余地，蒋、宋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

汪精卫害怕宋子文拥有西方经济技术援助搞乱了对日外交，于是采取助蒋压宋之势，宋的财政部长很难当下去了。

南京政府搞东西方平衡外交。但是，日本对宋子文的举动反应十分强烈。

当宋子文回国路经日本时，满腹狐疑的日本政府邀请他顺便登岸，与日本政府进行会谈。但宋子文却连船都未下，只在甲板上接受日本记者摄影，未发表任何谈话。

这使日本政府大为恼火，并确信南京是在拉西方以抗日本。所以，日本把宋子文列入国民党中的亲英美派代表，并怒气冲冲地多次发表外交声明，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扬言中国如果引进第三种势力以对抗日本、它将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

南京政府此时，确已走上了拉西方以抗日本的道路。但是西方各国并不公开反对日本，而是既利用它以牵制苏联，又防止它在中国不断南下。

与此相适应，南京政府面对发怒的日本只得设法使它息怒。特别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深知对日外交的利害，绝不敢干引进西方而惹怒东方日本的事情。

既然宋子文已经成为日本人攻击的目标，不如让宋子文下台，以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同时也使因美棉麦借款而引起的内部矛盾得到解决。

蒋汪在撤换宋子文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长日，宋子文提出辞职挂印出走。蒋介右从南昌飞回南京，与汪精卫、孔祥熙会商。二十九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蒋介石参加。决议批准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

宋子文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慰留”，宋辞行政院副院长事，移交中常会讨论。中常会紧接着开会，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职。宋去孔来的人事安排，在一天之内闪电般的完成了。蒋介石立即返回南昌，指挥剿共战争。

宋去孔来、对南京政府的内政与外交不发生任何影响，但却可以缓和一下与日本的矛盾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这是蒋汪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作出的比较理想的抉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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