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基于跳板理论和知识转移理论,结合新制度理论的制度逻辑观,本研究认为在正式制度距离情境下,企业更有可能通过采取积极的战略响应进而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合法性和效率的双重目标,有助于实现基于双向知识转移的重组创新。


       正式制度距离在跨境并购与探索式技术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作为影响基于双向知识转移的重组创新的核心情境因素,正式制度距离通过影响基于双向知识转移的重组效益和重组成本,在跨境并购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具体来讲,第一,正式制度距离可能有助于提升拐点之前跨境并购后的重组效率。
       这是因为,一方面,制度逻辑的观点认为,面对正式制度距离的差异,企业不再只是被动的,而是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特征和利益诉求,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制度化重塑,以求在确保合法性的基础上提升效率。
       最优区分思想整合了制度理论和战略理论)认为,企业往往会兼顾合法性与区分性,整合一致性和异质性的双重逻辑的悖论。


       制度同构逻辑下企业在现有的制度范围内谋求合法性,与此同时,效率逻辑下企业通过差异化的战略选择构建新制度,并力求保证旧制度逻辑与新制度逻辑实现共存和兼容。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最优区分战略响应,调和差开甚至矛盾的制度需求,进而高效应对差异化的制度环境。
       那么,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跨国企业通过于制度共创,协调谋求合法性和构建新制度之间的竞争需求,进而同时兼顾效率与合法性,以促进并购双方的基于双向知识转移的重组创新。Lietal.认为随着正式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获得具有创新性新知识的可能性越大。


       另一方面,从制度套利的视角出发,跨国企业通过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套利机会,强化资源配置能力,进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分散的资源,以提升重组效率。
       新兴经济体企业在顺梯度跨境并购中,已经具备如何应对薄弱制度下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且在逆梯度跨境并购中,其研发创新活动内嵌于目标方所在地完善的制度环境,得到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而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实现并购整合与重组创新,Lietal研究表明正式制度距离为企业创造了制度套利的契机,对产品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由此可知,并购方与目标方之间的正式制度距离与并购重组过程密切相关,即在高正式制度距离情境下,企业将会有更高的积极性和更多的机会,实现并购双方之间知识技术的高效的协调与整合。


       从而促进跨境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因此,总体来讲,高正式制度距离情境下,随着跨境并购规模在阙值之前的增加,探索式技术创新提升程度也会随之增大并达到更高水平,使得跨境并购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变得更加陡峭。
       第二,一旦超过跨境并购的阈值,正式制度距离可能会加剧高跨境并购规模所导致的潜在负面影响。
       因正式制度距离所导致的合法性缺失与外来者劣势),使得跨境并购战略实施中重组成本增加,所能转化利用的异质性知识技术大幅度减少,进而阻碍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究其原因,一方面,跨境并购过程中所涉及的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内外部合法性缺失,进而影响知识技术的获取和转移过程。另一方面,制度差距所提升的内部认同门槛,不利于在跨国企业组织内部实现协同与整合。


       新兴经济跨国企业对学习新技术的欲望强烈,在技术上对子公司产生高度依赖,强化突显子公司原有身份的优先,并加深了对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身份不对称程度的感知。
       东道国对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并购整合将会采取严格的审查与限制以进行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随着超过阈值后跨境并购规模的增加,正式制度距离对并购双方知识转移产生阻碍作用,并增加重组成本,进而使得探索式技术创新的下降幅度增大。
       第三,当重组效益的促进作用与重组成本的消极影响达到最佳平衡状态时,并购企业对异质性创新要素的重组能力达到极限,即达到跨境并购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倒U型关系的拐点。


       当跨境并购规模处于中低水平时,较高的正式制度距离使得并购企业转化和利用的异质性创新资源的动力增强,且促进重组创新效率的提升,更有助于达到重组创新的最高水平;
       随着跨境并购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企业可能因合法性的缺失与更高的内部认同门槛,无法高效完成知识技术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技术创新。总体而言,在高正式制度距离情境下,拐点向左移动,能够在更小的跨境并败规模上达到最高的探索式技术创新水平。
       综合上述分析,当正式制度距离较高时,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随着跨境并购规。模的增加,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更高;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超过拐点的跨境并购规模的增加,使得技术创新效应下降的更快,从而使得倒U型关系变得陡峭,且极值点也更高。


       同时,高正式制度距离会使得并购企业的重组效率与积极性更高,使得曲线的拐点向左移动。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正式制度距离显著调节跨境并购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H:正式制度距离在跨境并购与双元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Ha:相较于低正式制度距离,在高正式制度距离情境下,跨境并购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倒U型关系变得更加陡峭,且极值点更高。
       Hb:相较于低正式制度距离,在高正式制度距离情境下,跨境并购的最高根索式技术创新效应能够在更低的跨境并购规模水平出现。


       正式制度距离在跨境并购与利用式技术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作为影响基于双向知识转移的重组创新的核心情境因素,正式制度距离在跨境并购影响利用式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强化的调节作用。
       这是因为,首先,跨国企业能够通过联盟与合作的方式,将场域压力转化为组织战略转型与组织变革,即建立在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差异化制度环境基础上所实现的制度创业。
       然后,从制度套利视角来看,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并购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过程中,因其已经具备如何应对薄弱制度下困难和不确定性的能力,能够在东道国弱势制度下更加游刃有余地竞争。


       最后,一定的制度差距将会促进实现并购双方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有利于提升利用式技术创新。因此,正式制度距离将会强化跨境并购的利用式技术创新效应。
       Hc:正式制度距离强化了跨境并购对利用式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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