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年不上班，换取面朝大海的“自由”

1992年，18岁的湖南姑娘周慧来到深圳打工，她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争分夺秒地生活，22年后，她在深圳有了一套小房子，和一个月薪近两万元的工作。

2014年，已经是公司白领的周慧40岁了，父母已经去世，没有婚姻没有孩子的她想“休息几个月”。她辞职来到深圳一处靠海的山村，就再也没有回去上班了，在人生的中年时光，她选择让“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

在这个叫洞背山的地方，已经十年没有上班的周慧过着极简生活：不化妆，穿衣也不在意，每日看书，去林间散步，写一些随笔，偶尔去附近菜地“偷点菜”。

推开周慧的卧室窗户就可以看见海

因为机缘巧合，一位出版人知道了她的故事，在看过她写的随笔之后，鼓励她写一写自己的故事。于是，有了这本《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书里，周慧用一种喃喃自语的笔调书写了一位在海边小村独居的女人的日常。

与周慧的视频采访约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她惯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将生活以黑色幽默的形式讲出，“我的生活悲惨，但我性格挺好的，所以没那么多忧郁和苦难。”

她将镜头转向身边的蓝天和树林，碧绿的菜畦边，一只猫咪正在奋力抓住挣扎的壁虎。

壹

“阳台外是整片的黑暗天空，星星在云里若隐若现，牛蛙在看不见的地方拼命鸣叫，海里一艘静止的船，它缀满灯光，像星星坠落此间。”

在书中，周慧这样描写自己居住的地方，诗意得让所有文艺青年向往。

周慧所居住的洞背山，走路下山得20多分钟，然后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深圳盐田区。她所在的村庄有十几户人家，闲置的土地都被种上了蔬菜。她的卧室算是景观房，打开床边的窗户，就可以看见海，“连根电线杆都没有，拉一下窗帘，就可以在家光着身子。”

对常年生活在城里的人来说，这或许就是“向往的生活”。但过成了日子，就显得枯燥乏味，因为这里有各种生活不便——交通、购物……有一位邻居搬走前问周慧，你怎么能每天都过得开心又充实？周慧答，“难不成要死吗？急什么，反正以后都会死的。”

她把自己的生活底线放得很低，“只要不去垃圾桶里翻东西吃就行了”。每个月只需要花几百块钱，吃上肉、蛋和蔬菜，“实在不行也可以去菜地‘偷’嘛。”

周慧

“很多人没有办法面对这无边无际的自由。”周慧说，如果没有东西去填补自由，那自由就会变成一件很灾难的事情，“你会很容易否定自己。一上午啥也不干，你会自责；一年啥也不干，你一定会焦虑。你去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很容易崩溃。”

她觉得自己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应付，她的安全感来源于自己，“谁也不需要讨好”。

周慧每天都要出门看山看海，“像狗一样，一出门就很兴奋”。有时候去远一点，就开一辆辞职时花3万块买的二手车，“丁零咣啷”地开到现在。

她也阅读，偶尔写随笔，一个星期就写两三个小时，把电脑打开，在记忆中挑选一段印象深刻的细细琢磨，“时间就过去了，生活也就继续了。”

周慧家附近景致

周慧在深圳市区有套“一辈子都住不进去”的房子，不大，每月能收3000多元的租金，其中1600元得还房贷。她曾经有一笔存款，但“（朋友）死活劝我投入股市，立志让我成为百万富翁”，最后亏得只剩下几千块；也曾为朋友的餐厅写公众号稿件，一周一篇，一篇200块，最后餐厅倒闭，工作也就没了。

后来洞背山的房东把房租上涨，从一个月800元涨到2000多元，她入不敷出，不得不停交了三年社保。这期间不是没有工作机会，比如一些民宿找到她，让她帮忙经营公众号，周慧拒绝了，“我是一个做事蛮认真的人，我没有办法不做好，但做好就会花很多时间。”

相比之下，她宁愿做一些体力活。她问房东，楼道太脏了，没人打扫，能不能让我来做。房东拒绝了。

“后来我用一个办法解决了——借了朋友25万元，准备过几年再还。”周慧搬到了楼下朝向更好的房间。几年之后，钱还不上怎么办？“那就把深圳的房子卖了吧。我宁愿让自己现在过得舒服一点。”

贰

10年前，周慧没有想到自己会过这样的生活。

从湖南一路闯入深圳，和其他深漂一样，她也曾在都市中争分夺秒地生活。回忆打工生涯，她最喜欢的是在深圳厂里做钟表装卸，因为“不需要任何交流，只需要机械地做就好”，做的时候，脑子里还可以想别的事，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自由”。

但工友们可理解不了周慧脑子里的想法，出门打工赚钱，到了年龄再回乡嫁人，大家都是这样的嘛。周慧说，“但我不想要这样的命运。”

周慧选择了读书，“要拿一个文凭，进公司”。她想念中文，但能报考的学校里没有这个专业。当时的男友替她做了决定，“学会计，他说毕业之后可以回到他们厂里工作，当一个正式员工，然后结婚生子。”

周慧

在拿到了会计的大专文凭后，周慧却并没有当会计，而是做销售，做文员，成了城市里的上班族，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近200人的公司做行政经理，月薪近两万，一天可以摸6小时的鱼。

如果待在那里，生活会变得很安稳。“那时候，我有两种想法在撕扯：是做一个有个性、独立的，不随波逐流的人，还是去过传统框架下的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思来想后，周慧决定先辞职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早就不在了，我没有婚姻也没有孩子。有两个姐姐，但她们不需要我照顾。”

辞职之后，她发现，只要降低欲望，养活自己其实很简单，她只对住的地方有要求——要大一点的，有边界感的。她笑说自己已经把生活的其他标准压得很低，要是再不住好一点，“就活得不像个人了。”

叁

周慧的写作，像是一种私人化日记：半夜里打着手机灯光在菜地里找腌了盐的鱼；等待阳台上飞来一只臭屁虫再一巴掌把它击晕；买来手抓饼，并思考同一个牌子为什么第一次的好吃，第二次味道差那么多，要不要重新下单呢……

这确实是一种向内的写作，描写一种幽微的、私密性的情绪波动。周慧说，此前她从没想过这些文字会出版成书面对大众。最初编辑找到她谈出版，是想让她写一些现在正流行的非虚构纪实类文学。但她的叙事性文字其实很少，“我觉得并没有那么有意思，我想写这几年我心理的变化，有意识地创造文本，去挖掘一些东西，而不是单纯描述生活。”

周慧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

周慧有一个写了七八年的公众号，几个月才更新一次，每次更新，她都能看到一两百的阅读量，她说，我知道有些人喜欢我的文字。

在一些要好的文人聚会场合，周慧要么找个理由推辞，要么总是扮演帮主人忙的角色，冲咖啡、泡茶，或在厨房里协助炒菜、洗碗碟。

“他们是作家，是诗人，我啥也不是。”在周慧眼里，前辈们叫自己一起吃饭，是想帮她改善生活，吃些好的，“他们也知道我在写东西，可能想带一带我。我见识浅，什么都不懂，没有资格聊天，就去做事情了。”

她不认为自己是作家，只是写了些东西发表了。不同于生活中的散漫，周慧对“作家”这个称呼格外严肃，她认为这是一个很认真和神圣的身份，“每个人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都可以是一两本书，只是他们没有这么去做。如果你把第一本、第二本都写完了，还可以继续写第三本、第四本，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了。”

其实很多人夸赞周慧。在新书的编后记中，诗人黄灿然提及，曾有几家出版社的编辑都表示过对周慧的文字感兴趣，他也常常鼓励周慧写作，“潜台词是说，只要保持质量，我会帮她推荐出版的。”

但周慧不觉得自己是个有天赋的写作者。

“三十来岁的时候，看到好文章，听到好音乐，会有很澎湃的感受，但我找不到准确词语把它写下来。”她把这些情绪都放在脑子里酝酿，一直到前两年，才终于觉得“写的这些东西可以了”。

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

不要管秤星花米白色的花朵掉下来，它不会掉到桌上也会掉到泥里，让它一朵一朵掉，掉到书上桌上，明后天一起收拾。

不要去看冰箱，那里没有吃的。

一些读者摘录新书中的句子，赞叹她语句优美，这些夸赞让她感到警惕：“不能写太多金句，很多作家会沉迷于此，吃一辈子这样的饭。但我不是。”

接下来写什么？周慧说自己没有计划，也没有目的，“我是全世界最懒的人，第一不勤奋，第二不专注。就算是写诗，我现在也只是在练习分行而已。反正会接着写下去。”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蒋庆 图据受访者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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