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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日本为了让南京国民政府变相承认“伪满洲国”，导演了一出通车、设关、通邮的谈判闹剧，然而，不幸的是，蒋汪为首的国民政府居然配合日本实现了，“伪满洲国”与华北的通车、设关、通邮，从而再次中了日本人的奸计。

1、日本的诱逼

日本对中国存在一种矛盾心理：

它既蔑视中国，认为按照侵略东北的方式侵吞华北，越过黄河，饮马长江亦非难事，但又畏惧中国完全倒向西方，引入国联势力抵制它的南进，甚至担心一旦国际风云突变，中国会借机向日本报复。

为防止中国完全倒向西方，半年多来日本政府采取了不少诱惑南京政府的办法。

如，在中国暂不作大的军事举动，高唱“中日亲善”，引诱南京加入日本的经济集团，驻华使节展开广泛的朝野交往，分析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动向，以选择它的代理人等等。

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旬，日本外务省训令日本在华外交机构，扩大平津闽粤各领事的职权，使直接归外务省管辖。

对华采取“水鸟外交”方针，即就地解决各项悬案，处理问题以小让大不让为原则。凡无碍日本重大实利问题，可以向中国让步，以示“中日亲善”；对有得日本重大利益问题不让步，但要婉转周旋，期减少中国政府与民众对日本的恶感。

日本驻华军事长官与外交官相配合，取刚柔相济之策。

驻华军事长官出面，以强硬态度从事各项攫取权利的活动，一旦受挫，由外交官出面打圆场，以求达到目的。日本正是用这套手法，在“中日亲善”的烟幕下，诱逼中国在华北与伪国实行通车、通邮。

日本外务省根据驻华总领事有吉的报告，会商了对华政策，决定充分利用中国政府中“悉知东亚大势”的势力，采取四项方针：

（1）凡中日间诸问题，依两国直接交涉以解决之，不许国联或第三国插足。

（2）日本对中国之独立，决无侵略之意图，此乃不动之宗旨，并衷心切望中国之统一。（3）对阻碍中日关系复归常道之一切手段，决断然予以排击。

（4）为解决中日两国之悬案，以及调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关系，惟有依中日之直接交涉，舍此无别法。

这四项决定，第二项是假话，意在引诱中国上圈套。其他三项是天羽声明的翻版。

五月二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麿奉外务省训令访晤汪精卫，传达日本的对华立场。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中日间问题纯属地方性质，倾向由地方解决；中国以不割计领土、不损害主权为原则。

孙科起来牵制汪精卫与日本之间的交易。五月四日他主持立法院会议，通过了外交建议案，主张唤起全国人民共同奋发；令驻外各使节，对日方情形随时向国际声明，促九国公约国对日本违反公约行为予以严切注意与制止多中日外交应切实由中央负责。

日本再次对南京政府采取诱逼兼施的伎俩：总领事须麿向汪精卫表示，只要能解决中日悬案，日本愿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实行技术合作，中国如欲整理日债，日本可以提供贷款。

五月十日，关东军突然发表声明，无端指责中国没有诚意执行停战协定，造谣说中国军队于五月五日向十名赴蓟县联络的日本军人开枪，扬言如事态扩大由中国军队负全部责任，这无异于最后通牒。

日本制造事端的范围从华北扩展到华南。大批日本特务潜赴厦门、三都各地，又往延平、建瓯、永安各县活动，测量地形，刺深军情。日本及台湾日籍浪人，在华南地区包庇流氓，敲诈鱼肉华人，不断挑起事端。

蒋汪政府在日本的诱逼之下，早已决定着手解决华北悬案。

2、通车谈判的背后

然而南京还要看欧美各国的态度，在西方各国未对华北通车、通邮、设关问题作明确表态之前，不敢贸然与日本采取行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国联中国事件顾问委员会讨论对满洲的邮运及邮件通过满洲的问题，由荷兰代表莫赖斯哥为主席提出并通过了对满洲通邮的三项原则。

其核心是可以与伪国通邮，但不能承认伪国。日内瓦的信息传到中国，蒋汪认为与日本谈判有了国际依据。于是，利用报纸制造與论。

天津《大公报》发表评论称：

“国联既已决定通邮原则，我方亟应有以自处。盖我若依照决议，竟与戒立协定，则在各国可以为不涉承认问题者”，“故吾人主张事实设法牵就，而形式上终不宜与伪组织发生任何接洽关系”，这道出了南京政府的基调。

五月份，南京政府多次派员赴日磋商。其中，以王揖唐、汤尔和的活动引人注目。

广田外相与有吉会商后，重申他们处理中国外交的原则，即中国放弃“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中国如有诚意解决取缔排日，改订关税，整顿债权，通车通邮等各悬案，日本将积极准备提案，并可给中国以经济援助。

否则，“日本将毫不迟疑的讲求排击此项政策之最有效之防卫手段”。

有吉带着这些原则，与外务省亚细亚局的佐藤到达上海，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麿会晤。然后，分别在上海、南京、南昌与黄郛、汪精卫、蒋介石等会淡。

在这种气氛中产生了华北通车方案。

五月三十日，汪精卫、叶楚伧与铁道部长顾孟余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讨论通车问题。

会上，汪精卫作“沉痛演说”，称通车方案是在“无办法中想办法”。讨论结果，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通车办法大纲》。中政会电促黄郛日北返，以主持交涉。在上海待命的殷同，立即赶到南京，向铁道部接洽具体办理事宜。

通车大纲有十条内容，其中主要有：

平沈直达通车，采用对开方式。由北平至山海关外之一站，及由沈阳至山海关内之一站，两路局均不售票。组织平沈通车国际旅行社，办理一切关内外越站之客运、货运售票事务。车上不得悬挂任何国旗、布告，及足引起感情冲动之文字。沿站警卫，关内外各自调度。国际旅行社之组织，由中日双方调派路员办理。总社设榆关，平津沈及沿途各大站设分社。

其实，这个方案本酝酿已久。还在一九三三年中日大连会议时日本便向中国代表殷同提出了通车方案，只是日方故意使条文有明确表示承认伪国之意而搁置。

3、国内的挞伐

一九三四年四月初，因日方催促甚急，才有黄郛南昌之行。至五月中旬，蒋汪认为政治气候已达到非解决通车问题不可时，才把殷同从北平召到南京咨询。

殷同拿出大连会议的旧案，汪精卫等参照国联的通邮原则，便产生了这份通车大纲。

因中日双方都有思想准备，所以在南京开会讨论大纲的同时，北宁路车务处长陈钦文已在北戴河与日伪方接洽具体方案。待大纲通过后，殷同于六月初从上海去大连与日方会谈，决定以国际旅行社的名义代表双方售票，并向双方结帐。通邮问题待通车后继续解决。

日本对这个通车办法并不满意，因为在文字上没有承认伪国的含义。不过，通车的实现，事实上等于南京承认了伪国存在。

日本知道，环顾全球承认伪国者，除它自身外仅有弹丸小国萨尔瓦多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了承认伪国的公告，如果坚持南京政府一定要明文承认伪国也不现实，日本侵略者着眼于撄取实利。

蒋汪和黄郛等自作聪明，以为凭这份通车大纲便可大颜不惭的面对国人：

“我们没有承认伪国”。但是，列车称“国际列车”，中方的通车机构叫“中国旅行社”，对方叫“东方旅行社”，那么为什么中国列车从北平开到沈阳就成了“国际列车”呢？这岂不是在文字上已经承认山海关内外已分属不同的国家了吗？这是无法医治的疮疤。

蒋汪最嫉恨揭他们这块疮疤人，面国民党的华北地区机关报《华北日报》无意中揭了他们的疮疤，便成了蒋汪打击的出头鸟。

五月三十一日，该报报导了通车办法产生的过程，其中有如下两段：

“殷同奉华北当局命，与伪奉山路局长，在山海关数度会商所决定之平沈间通车办法，由殷携沪与黄郛磋商，再由沪来京，向中央报告。三十日，中政会席间由汪提出，并宣读蒋来电，关于通车事宜交涉，乃由汪会同办理”。

另一段说，在中政会讨论中“仅张继、焦易堂二人持反议，陈肇英力主通过，当经决议，交汪全权处理”。

就因为这段如实报导，蒋汪便对该报大张挞伐。

国民党中央即令该报停刊，杜长刘真如免职，总编辑陈国梁调京候讯。

然而與论的谴责、群众的反抗，靠暴力是压不住的。

就连对南京政府小骂大捧的天津《大公报》也有这样的评论：

“迄至最近，关系当局凡有通车交涉之言动，辄取诡秘，一若森森然有鬼气者。外界不察，反致忧疑，甚无谓也”。

爱国之士更以行动给南京政府变相承认伪国之举予惩罚。七月一日是平沈首次通车日。当天上午八时四十五分，由北平车站开出了第一列北平沈阳特别快车，下午一时十五分，车行至北塘以东的茶淀车站，列车突然爆炸，一辆三等车厢炸毁，死亡四人，伤十四人。

爱国者的炸弹给这场鬼气交易以沉重一击。

北宁路局长殷同和副局长许文国、郑宝照无法向南京交待，只得联名电铁道部辞职。殷同不敢在天津独任其艰，特跑到南京，求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与他同上莫干山，请黄郛回北平坐镇。因为南京需要有这一帮东洋奴与日伪打交道，所以，七月四日中政会通过了铁道部的呈报：“殷同所请辞职，应毋庸议”。

卖国有功，高官照做。

4、设关的达成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继斋藤长老内阁之后，日本组成了冈田内阁。这个内阁以打开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的日本困境为己任，强烈要求扩充军备，在国际上以更高的侵略激情与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进一步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南京政府异想天开，认为解决了通车问题可以得到日本的谅解，幻想废除塘沽协定，实现华北悬案的全部解决。

殷同于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访晤了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柴山、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对能否废除塘沾协定问题作了试探。

日方只表示愿与黄郛合作全面解决华北悬案，而反对废除塘沽协定。日本外务省发表正式声明称，如果废除塘沽协定，南京政府必须与日本签订一项满足日本各项要求的新协定。

外交部次长唐有王向中政会报告了殷同与日方会谈的情况，建议黄郛早日返回北平。

但是，黄郛迟迟不动，半是怨恨，半是忧心。日本人的压力太大，不妥协办不成外交。而只要一妥协，不仅全国舆论一致抨击，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也往往把“汉奸”的帽子扣到他个人的头上，所以，他怨恨蒋汪把他当替罪羊，又忧心于人民的反对。

黄郛不肯北上，汪精卫十分着急。为能使黄郛返回北平，王克敏两次上庐山谒见蒋介石，汪精卫也前去与蒋相会。

蒋介石为了推进对日外交，只好向黄郛让步，决定给黄郛以处理华北政务的全权。

四月十日蒋汪和黄郛南昌会商时，黄郛曾提出了这一要求，蒋未应允，黄便怠工了近四个月。

于是，汪精卫向黄郛明确表示：

“关于外交之原则，固由中央决定，中央负责，而执行此原则，及就近处理一切已发生或可发生之纠纷，则有赖黄委员长之坐镇也”。

黄郛得到了上方宝剑，才于八月九日到达南京，表示愿北返述职。不过，黄郛要先试试尚方宝剑的灵验程度，因此，他没有立即北上，而是遥控与日伪方谈判设关问题。然后，他又上庐山向蒋介石请训，一住就是二十多天。

北平政整会与日方数次密谈，终于在八月中旬达成协议，双方在长城各口设卡征税。

经过南京行政院批准，由天津海关发布公告，天津海关在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各设缉私分卡，管理进出货物。

对方也相应设卡，引用通车办法，没有承认伪国的文字条款。设关问题的解决，一来使伪国与华北的贸易合法化，日货可公开涌入华北，二者，进一步说明南京政府已在事实上承认了长城线是国与国的边界线。

5、实现通邮

黄郛看到在华北与日方的谈判正在平静的进行中，于是，下了庐山到南京，向汪精卫请示机宜。九月十九日，他从南京飞返北平，继续主持华北的对日外交。

黄郛回到北平后便加速解决关内外通邮问题。

是时，南京已派外交部亚洲司帮办高宗武及余翔麟二人到北平，会同殷同、李择一，与日方的藤原保明、柴山兼四郎谈判。

由于日方坚持写上明确表达承认伪国的条文，使谈判再度搁浅。十一月二十三日，汪精卫派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北平，又与日方会谈，达成了原则协议。

十二月十四日双方在北京饭店三一五号房间签订了通邮协定，主要条文是：

（1）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所有出入关邮件均限在该两处转递。（2）进关邮件贴用特别之邮票。以兰花、高粱、长白山三种图案为邮票花纹。（3）邮件上不得盖用伪国字样的印记。（4）包裹、汇兑的一切单据不得印有伪国字样。（5）装运邮件之车辆，亦不得有伪国的年号。除车运外，更不得使用其他交通工具。（6）山海关转递局属河北省邮务管理局管辖，古北口局属北平邮务局管辖。（7）关外一切邮务接洽等事，统由两转递局负责。”

协议达成后，河北省邮政管理局邮务处长曹健亭与黄子固签订合同，黄以私人名义承办山海关汇通转运局，以黄为总经理，设总局于山海关，古北口设分局，由何文彬主持，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该项合同在天津签字。

一月九日、十日，山海关、古北口两地分别开始办理邮递业务。

至此，南京政府以实际上等于承认伪国的代价，与日本达成了通车、设关、通邮的协议，企图求得华北局势的苟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南京的妥协退让满足不了日本的贪心，一个更大的攫取华北主权的计划又在进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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