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考古发现一把奇怪的“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

该圭尺具体出土的地点,是在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其中,“大型元首墓”比一般的王族墓地还要大,说明墓主在位时国力尤其强大;同时,说明该圭尺对墓主极为重要,因为“事死如事生”,故而将之陪葬。

陶寺遗址时间跨度为距今4300—3900年,中期大概是4100年。在中国史书上,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帝王是尧舜。由于圭尺是立表测影、观象授时所用,而《尚书·尧典》中有帝尧“分至四神”、测得“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等。除此之外,还有陶寺朱书陶文、观象台等,种种线索都表明圭尺主人应是帝尧!

问题在于:帝尧为何突出圭尺的第11格刻度,背后到底有何意义?以先秦文献记载看,至少表达了两层重要含义。

首先是敬致夏至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派四个官员分驻四方,以确定中春、中夏、中秋、中冬,其实就是二分二至,四个官员就是“四神”,合起来即“分至四神”。但谈到代表南方的夏至时却说“平秩南讹,敬致”,其他三方都没有“敬致”,为何偏偏如此礼敬夏至?陶寺圭尺印证了这一记载。

上古时期,立表测影是观象授时的重要手段,即根据正午影长判断节气。具体来说,就是竖立一根“表”,横放圭尺,正午阳光照射,表影在圭尺上“勾”出影子长度,以此判断节气。

现代学者研究发现,陶寺出土的圭尺刻度,对应了20个节气,其中包括二分二至,即当时古人将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与后世的24节气不同。更为重要的是,陶寺观象台也可以观测到20个节气,再度证明陶寺先民是将一年划分为20节气。

对于特殊的第11格刻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指出:按照一尺25厘米计算,39.9厘米的长度,说明第11格刻度的长度近乎1.6尺,与《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日影“一尺六寸”长度相同。实际立表测影也表明,这一刻度对应的是夏至正午日影长度!

显然,帝尧“敬致”夏至,而陶寺圭尺又特别突出夏至这一刻度,两者之间无疑存在因果关系。学者冯时推测,帝尧“敬致”夏至的原因,应与古人认为“南方象天”、即天国在南方有关,故而古人坐北朝南,城市皇宫位于北边、坐望南边等。

其次是地中思想

周礼记载:“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在古人眼里,既然大地是方形的,自然就该有地之中央。当“国家”与“地中”结合之后,就形成了“中央之国”——中国的概念。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地中”在夏朝时期出现过一次变迁:周礼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地中在如今的河南嵩山告成镇。但此前的地中,周髀算经记载“周髀长八尺,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恰好就在陶寺遗址,准确的说是在陶寺遗址所在的纬度线。

清华简记载帝尧派舜测中、以及“舜既得中”,这与论语中的帝尧禅位时告诫帝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可以互相印证。夏朝时期,商族先公上甲微“测影追中”,确定嵩山为地中。

因此,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特意突出第11格刻度,强调夏至这一刻度,显然也有“地中”概念,即认为陶寺在地之中央,是为中央之国!正因如此,如今学者才会称陶寺遗址为“最初的中国”。反过来说,陶寺圭尺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史书记载。

令人费解的是,位于河南濮阳的西水坡遗址,距今6500年,已经掌握“分至四神”、盖天说宇宙模型、28星宿、立表测影等,是史前又一个天文极其发达的聚落,但该遗址位于北纬35°44′50″,而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两者夏至日影长度近乎一致,那么这两座相隔2000多年的遗址有没有联系,或者是不是刻意选择夏至日影“一尺六寸”的陶寺之地?

余论

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思考:

首先,文明是逐渐发展演化积累而来的,必会经历循序渐进的客观过程,必会留下相应演化痕迹。“中国”之称、“坐北朝南”传统等等,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如今考古都可以发现源头痕迹。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部连绵不绝、循序渐进、客观真实的原生文明。

其次,史书上的帝尧历史,既真实又不真实。不真实在于,后人将很多先人成果归于帝尧,比如分至四神、对夏至敬致在西水坡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与黄帝等发明很多成果一样;真实在于,史书对帝尧的描述,的确能得到考古的一次又一次印证。

因此,西方学者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否认中国史书可信度、否认尧舜禹夏朝等,其实原因很简单,即不是蠢就是坏。

参考资料:《尚书》、《周礼》、《周髀算经》、《何驽——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天下观”》等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