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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西城区功德林路1号里住了一群特殊的犯人。

他们原来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就是民国政府高级行政人员，被解放军俘虏后统一关押至此。

毛主席对战犯管理改造工作定下了宽仁的基调：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从1959年起，我党先后特赦功德林内关押的战犯一百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战犯经过改造后也都打从心底里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但也有一部分人非但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并且极度抗拒我党我军的改造。

1951年，我党罕见地枪毙了五名战犯。

这些人犯下了怎样的罪行？为何向来对战犯从宽的我党会枪毙他们？

邓子超

邓子超是江西石城人，家境不错，整个人生可谓是高开低走，前半生有功，后半生大过。

他中学毕业后开始投身行伍，到北伐前夕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黄埔一期学员。

在黄埔军校读书时，邓子超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他心里逐渐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

在我党人士的争取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心而论，邓子超的能力毋庸置疑。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邓子超先后参加了东征、北伐，立下了不少战功。

到北伐战争末期，邓子超已经升任上校团长一职，可以说是官运亨通。

可在关键节点上，他并没能把握住历史的机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作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

国民党左翼、共产党人及许多民主人士被迫害、屠杀，许多意志不坚的共产党员因为害怕敌人的白色恐怖，也宣布退党、离党。

这时的邓子超向我党提交了退党申请书，彻底地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国共第一次内战持续了整整十年，在此期间，邓子超曾率部与我赣皖边区工农红军数次交手，手上没少沾染我军战士的鲜血。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十日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

庐山成了蒋介石政权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1938年7月，日寇占领江西重镇九江，时任日军十一军司令的冈村宁次认为拿下庐山轻而易举。

国民党这边不少人也极为消极，认为庐山失守不过是时间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不如趁早放弃庐山，以保存军队实力。

但蒋介石命令邓子超、胡家位等人抵挡日军，中国三千部队让冈村宁次大军屡战不胜，一度让冈村宁次发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

到解放战争时期，邓子超仍一心一意死忠于蒋介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1947年时，邓子超在江西兼任文官职位，军事方面已不是他主要工作，但他仍旧对我党我军极为敌视。

在南昌解放前夕，他仍然毫不悔改，一夜之间搜集整个南昌所有公、私用车，加急将国民党军用物资转运到南方，后被我军击败俘虏。

我军在俘虏邓子超之后，本想安抚其情绪，告诉他“不公审、不公判、不杀头”。

可邓子超却拒不悔改，在战犯管理处不断传播负面信息，对我党政工人员改造宣传置若罔闻，极度抗拒，甚至通过自杀、自残的方式向管教人员示威。

与此同时，外部特务也通过种种方式联系上他，双方策划战犯暴动。

最终计划失败，他也因为拒不接受改造而被执行死刑。

杨清海

杨清海是东北长春人，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十九岁参军入伍。

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在地方民团、武装进行革命；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迅速投入伪军的怀抱，当了一名“皇协军”。

1940年，不知为何，他又加入了东北民主抗联。

随后不久，他又渡河北上，投靠了苏联。

从其早年经历便可以看出，此人毫无理想信念，亦无坚定立场，是个十足的投机分子，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有奶便是娘”。

抗战胜利之后，杨清海由于苏联方面的关系被任命为三江自治军依兰总队长。

成为地区主要军事领导之一的他也彻底暴露了自身的军阀作风，首先是私占政府所有的一处公家大宅，生活十分骄奢淫逸。

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与当地名妓辛爱玉有染。

此事闹得世人皆知，杨清海原配孟氏即将从苏联回国，他也毫不在乎。

上级有一定察觉之后，多次批评教育杨清海，但杨清海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深陷土匪特务给他设下的“温柔陷阱”中。

土匪特务利用辛爱玉的关系与杨清海搭上线，不断送钱送物，想策反杨清海。

时任合江军分区司令员的是老红军贺晋年，他迅速察觉到了杨清海的问题，于是与张闻天同志商量，先行调离杨清海到其他部队，再进行下一步审查。

而杨清海得到消息后，赶忙联系当地最大的土匪头子李华堂，在国民党的撮合下，二人结成同盟。

1946年元月，杨清海发动叛乱。

他先是杀害了依兰县人民政府数名干部，随后带着手下百余人和数百支枪，联合土匪兵力向我军控制下的依兰县城发动进攻。

年轻的副书记杨超时英勇顽强，率领县城留守部队抗击杨清海叛军，杨清海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杨超时战术巧妙，保住了县城主阵地，我军援军赶到后，杨清海叛军被迫撤退。而后他便改换门庭，光明正大地投靠了国民党部队。

杨清海叛乱一事，在当地闹得沸沸洋洋，国民党宣传机关也乘机大肆鼓吹。

后来，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

“反腐能否成功，要看有没有东北当局那样的决心”。

指的正是杨清海一事。

解放战争胜利后，杨清海深知自己罪大恶极，只得隐姓埋名在天津做个小本买卖。

随后不久被我军发现，1951年逮捕后经关押审判就地正法。

陆荫楫

陆荫楫的资历之深、势力之大，在我军俘虏中也算是为数不多。

他自少年开始就在贵州陆军小学堂、讲武堂就读，23岁那年他就读于近代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军事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毕业之后，他先回黔军任职，后又与当年的同学、之后的桂系领袖之一白崇禧关系莫逆。

十年时间，陆荫楫已经成为了桂系实力派，身居高位，手下又握有重兵。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

这次陆荫楫未能选对队友，桂系被蒋介石干脆利落得击败，他也只能逃回广西，继续在李宗仁麾下听命。

直到抗日战争，他才再度出山。

这时，蒋介石出于分化、打压桂系的原因，开始大力拉拢陆荫楫。

哪怕陆荫楫在战场上多次失利，官却越升越高，到解放战争期间，甚至一度督军整个大西南，可谓位高权重。

但随着他在蒋介石面前相对失势，他的地位也逐渐不稳，1948年退出现役，后任蒋介石政府贵州省委员。

1951年，陆荫楫被我军俘虏，因抗拒改造被处决。

张国勋

张国勋曾在日本人的特务学校中学习，回国后被国民党情报系统发掘。

当时国民党已经有了两个情报机关，一个是中统，另一个则是军统。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安排，也有让两个情报机关互相补充、掣肘的意思在内。

一开始戴笠任复兴社处长（军统前身），戴笠吸收其进入复兴社后，他很快被蒋介石提拔，成为科室负责人。

在土地革命时期，张国勋带领其麾下的特务们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

到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他凭借着镇压蒋介石反对者的功劳，已经被擢升成军统第三处处长，在国民党军情报机关中也是“一方大佬”。

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内有许多民主人士和先进力量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寻求和平。

可蒋介石一心一意搞独裁，为了镇压统治区内的反对力量，张国勋等军统特务多次实施暗杀行动，殴打、枪杀、活埋进步民主人士。

其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解放战争胜利后，张国勋被俘。

由于他对抗审查，又恐吓管教人员，最终在镇反时期被枪毙。

张卓

张卓是贵州台拱人，他的经历和陆荫楫有些相似。

少年时就考入陆军学校，还曾因成绩优异被送到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先是投入湘军，随后不久进入了离家乡较近的滇军。

总的来说，其人能力一般，但在中原大战之后，却搭上了蒋介石面前的红人——陈诚的船。

至此之后，张卓官运亨通，在军队内部的文职岗位上屡获升迁，一度被授予陆军中将。

到了抗战末期，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时的张卓归汤恩伯指挥，也参与了这个抗战后期最大的战役。

但不幸的是，虽然底下将士拼命，但国民党军事指挥系统太过僵硬腐败，战略思想落后于时代，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大败。

而此时的八路军武装，则已经在北方地区收复县一级城市了。

到解放战争末期，张卓见解放军势大，已经不可能再抵抗，于是离开军队潜伏在遵义地区，被群众举报逮捕后于1951年枪毙。

治病救人

其实，我党对俘虏的态度一贯是感化为主，治病救人。

功德林中的绝大部分俘虏最终都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比如国民党权力中枢位高权重的杜聿明。

原本他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蒋介石多次恩威并施，要求其去最危险的辽沈战场。

辽沈战役大败后，杜聿明本已身染重病，要去美国休养。

但蒋介石毫不在乎杜聿明死活，要求其指挥淮海战役，并承诺为其丧母批下大额丧葬费。

结果杜聿明家人收到的是废纸不如的金圆券，对杜聿明尚且如此，可见蒋介石对周围人是多么刻薄寡恩。

杜聿明被俘之后，功德林医务人员不但花了大力气、大成本治疗他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

还为其贴身打造了一副石膏板，让他能够如常人般入睡。

本已濒临死亡的杜聿明，在功德林内竟然好转了过来。

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开始之后，杜聿明将其现代化的军事知识和对美军所有的了解全部贡献出来，也为总参制定作战计划做出了较大的帮助。

从杜聿明等人的例子中也能看出，只要安心接受改造、诚恳弥补过错，我党我军都是优待帮助的。

可如果一意孤行、对抗改造，最终也只能自绝于人民。

参考资料

1、杜聿明．杜氏家族网．2013-05-29 [引用日期2013-08-29]

2、广东省档案馆网站 邓子超．广东省档案馆网站 [引用日期202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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