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中，以独特的视角进行切入，为受灾群众发声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国意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对于展示国家大事的电影往往会采用了宏大的叙事模式，大场面的群体性活动、政府以及社会的公共力量会被放大和强调，凸显集体力量的强大，而忽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刻画。
       在以往的灾难电影中，广大民众往往被视为见证灾难以及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压抑，成为了在灾难中"沉默"的芸芸大众。


       亲历灾难的受创者在灾难发生以后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并和千万个相同的受难者一起，演化为影片中一个个空洞的数字符号。
       在灾难的影像表达中，普通民众多样化的生命体验和个人话语被放逐到影片内容之外，无法使荧幕前的观众产生共情。
       冯小刚导演正是意识到了以往灾难影片中的这种缺陷和窠臼，在《唐山大地震》中，他试图突破和超越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


       《唐山大地震》与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片有很大的不同，
       影片对灾难的表现仅只有十几分钟，展现灾难的宏大视觉效果不是表现的重点，常规灾难片中的叙事桥段和模式也都没有使用，而是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行切入，将叙事对准了灾后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让普通民众有了发声的机会。
       电影在原著小灯个人主线的基础上增加了李元妮一家生活变迁的主线，用浓重的笔墨勾勒出方登（和养父母一家）和李元妮（和方达一家）在震后三十二年间生活的变迁和情感的转变，深入到个体人物的心灵层面，强调灾难给人们带来的难以消解的心灵创伤。


       在电影中，两条主线剧情分别围着母亲李元妮和小登展开，相比小说，电影对李元妮的着墨比王小登更重。
       李元妮与小登同为地震的受害者，但是他们的创伤表现却有着极大的不同。
       和小登相比，母亲李元妮的创伤更为隐秘和内敛，旁人无法轻易看到，正如影片中方达的台词："倒的房子都盖起来了，可我妈心里的房子，再也没盖起来。”
       电影通过镜头中满是疲惫、憔悴形象的刻画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始终生活在愧疚和不安中的母亲形象。当大部分唐山人热火朝天地奔向新生活时，她憔悴不堪、形容枯槁地在内心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余震。


       在电影中，李元妮一个人艰难地将儿子方达抚养长大；在儿子南下闯荡后也坚持自己一个人生活，拒绝再嫁；地震前由于对儿子的偏袒让女儿没有吃到西红柿，因此在小登的遗像前永远摆放着清洗干净的西红柿。
       《余震》中对小达的着墨相比李元妮更弱，小达的创伤体验仿佛被定格在了接受截肢手术的时刻，他之后的人生经历在书中一笔带过，作者没有对他的伤痛进行过多的描写。


       《唐山大地震》则极大地增加了对小达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将他的人生经历和大地震紧密联系在一起。
       震后的小达一直沉浸在姐姐因自己而牺牲的负罪感中，每次当他遭遇挫折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都会陷入“早知道就该救姐姐”的愧疚之中，因此他拼命地想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虽然失去了一只胳膊，但是年纪轻轻就毅然南下闯荡，最终靠自己的努力进取和顽强拼搏创业成功，实现了小康生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得起姐姐的牺牲和母亲的选择，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可以看出小达始终没有遗忘地震的创伤，他也一直生活在心灵的余震中。


       在《唐山大地震》中，不仅仅是主人公小登，母亲李元妮、儿子方达、养父母等所有与那场地震相关的人都被拖入了地震的伤害圈，因地震而遭受了诸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
       故事的着眼点也从个体的心灵创伤拓展到了群体层面，展现了地震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的集体伤害。
       电影中的每个人物的命运都被地震所牵引，他们都生活在旷日持久的心灵余震中。


       在此意义上，《唐山大地震》对原著小说的改编让苦难的主题变得更为宏大。在这部电影中，普通人在灾难中有了话语权，他们不再是宏大叙事下沉默的大多数，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个体生命在灾难中的各种形态和真实体验，塑造了一系列真实的小人物的形象。
       电影对李元妮和小登这对母女故事的展现，体现了冯小刚导演对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关注。
       与原著小说相比，电影的改编淡化了许多冷漠的怨恨，传递了更多温暖的力量，唤起了那个时代集体的创伤记忆。


       与小说中时尚、张扬、泼辣的李元妮形象相比，电影中李元妮的人物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更像是中国千万普通女性的缩影，传统、朴实、守旧。这一改变其实就是把小说中的个体的创伤记忆转化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李元妮这一人物指涉了所有在唐山大地震中受难的母亲形象，这种改编更加集中强调了电影的思想主题。
       电影结尾，一面面刻有在大地震中遇难同胞名字的纪念墙出现在画面中，镜头随着宋守述老人的骑行而扫过那些早已逝去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不论是虚构的电影，还是现实的世界，在每一个人唐山人心中就有和李元妮、宋守述老人一样关于自己亲人难以遗忘的创伤记忆。
       随着老人骑行画面的视野展现，无数的名字映入眼帘，在那一刻，观众们心灵深处的伤痛记忆被慢慢唤醒，那些名字背后的记忆就如同石碑上的文字一样，被观众深深地刻在了心底。
       在《唐山大地震》中，冯小刚导演其实就是在为这些历经灾难的人发声，为普通人书写苦难的历史。
       电影将那些静态的新闻报道、文献资料转化成了动态的社会记忆。


       在此意义上，每一个历经灾难的个体记忆都演化为了记载民族苦难史的一部分，千万大众的个体记忆一起组成了集体记忆，两种创伤记忆相互指涉，共同构成了记录国家苦难史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