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晗的史料观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晗不仅继承了史料学派求真求实的史学思想，不断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掌握对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同时还指出“我们的目的，只在于求真，而非盲目地依从他人”。
       他认为“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一回事，从来没有一个做研究工作有成绩的人不搞资料工作的……不掌握丰富的史学资料，历史便无从研究。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必须重视资料工作，使它充分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吴晗的史料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史料搜集的原则之一：全
       我国拥有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而又珍贵。
       时间长，内容丰富是中国历史遗产的两大特点，这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材料。
       吴晗搜集史料的范围是十分全面的，不仅涵盖正史还包括官修史籍之外的数量众多的私人著作的野史、民间传说、私人传记、小说、诗歌、工作报告、方志、碑文、族谱、歌谣、实录、书信等等，甚至包括外国史料。
       在《昆仑考》一文中，吴晗援引的正史、方志、笔记、野史等文献达30多种，可称得上广征博引了。
       在《昆仑考》之后，吴晗一口气写了三篇有关《山海经》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西王母的文章。


       在《西王母与昆仑的志异》《西王母的传说》和《西王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三篇文章中，吴晗不仅引用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汉书》、《竹书纪年》、《史记》等正史，
       还引用了其他资料如《列仙传》、《十洲记》、《抱朴子》、《勾践阴谋外传》等。
       文中还有大量的诗歌，如张衡的《思玄赋》、班彪的《贤海赋》、李白的《飞龙引》《庭前晚开花》、杜甫的《秋兴》《玄都坛歌》、梁任昉的《池边桃》以及刘老威的《赋得香出衣》等等。
       在《明代之粮长及其他》一文里，吴晗更是把家书作为研究材料，对明代米价、田价进行详细的介绍。
       吴晗很注重对口述史料的搜集。
       他认为，从人民口中所收集的口述资料，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是历史的最可靠的素材。


       1960年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吴晗在《论历史的真实性》中对《义和团故事》这本书大加赞扬，他说，义和团这本书搜集了四十三个故事，都是十分珍贵的口述资料。
       那些亲身经历战争的人民，把他们的宝贵经历通过口述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口述史，这是最直接、最真实、最值得信赖的研究资料。
       虽然，其中所包含的神话成分，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能的现象，但是这些虚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内心最真实、最直接的愿望，因此，也是历史真实性的表现之一。
       不仅如此，吴晗在清华读书的最后一年中，更倾心于对小说中的历史史料进行探索。他强调，历史和小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每一部小说所反映的经济情况、政治情形、思想动态，都可以在同一时代的任何一部正史里找到与之相对的史料记载。


       以社会价值观为中心，不被帝王价值所束缚的市井小说，所提供的史料信息维不亚于同一时代的史书记载。
       从最早的《搜神记》、《拾遗记》、《谢小娥传》、《玄怪录》、《稽神录》、《夷坚志》等等，再到明清时期的《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以及《聊斋志异》、《红楼梦》、《包公案》等不同时期的各类作品，它们所描述的社会现象与《明史》中记载的史料内容相差无二。
       为了证明小说中含有不亚于正史的珍贵史料，吴晗还将《今古奇观》的《徐老仆义愤成家》与《明史》中的记载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所谓正史中原来也包含着一切小说家喜欢所加载的小说，以史的眼光来看，历史中有小说，在历史家是弱点，在研究者即是研究的好资料。


       吴晗始终坚持史料搜集的全面性原则，更是时时教导着自己的学生不要忘记史料范围的广泛性。
       王子光在《学生的思念》一文中就曾回忆道：在一二·一运动期间，我在老师周围作一些我能做的工作，我代他传信找人，集会后陪送他回家，给他送罢委会印发的传单、专刊、宣言等。
       每次他总爱说：“就只这些么！”还一再嘱咐：“你们印出来的，还有外地送来的，我都要的！……到将来，这就是宝贵的史料，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土纸啊！”
       史料搜集的原则之二：学会分析
       吴晗在《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对于史书我们应该有分析。完全不信，全盘否定的结果，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
       相反，我们必须学会区别史料的真伪，对史书进行分析：一方面有不可信处，如歪曲农民起义等等；但另一方面，所记载的这件事情是可信的，如方腊、宋江、韩林儿等起义是实有其事的。


       所以，对待历史资料，应该有分析。
       完全不信，不行；完全信，太老实，也不行。我们要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核对，必须区别可信和可不信的东西，反之，正史之外的野史，虽然是私人记载，比较随便，但这里面也有不少真实的材料。
       吴晗强调，史料是需要用谨慎、严肃的态度去分辨真伪的，在可信的基础上作分析、综合的研究工作。
       不可以一棍子打死，也不能认为完全可信。
       史料搜集的方法：抄录卡片
       吴晗认为，史料的分类要科学。
       众多繁琐复杂的资料，如果没有科学的分类，运用起来是极为不便的。
       所搜集积累的资料，可以根据自己的整理习惯进行分类，可以按照大小事件进行分类，也可以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整理。


       经过这样的整理分类后，就可以更加在更短的时间内，查询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既方便又省力。
       老一辈专家学者整理史料的方法，不外是使用本册抄写或是采用卡片摘录这两种方法。吴晗采用的方法是抄录卡片，关于如何使用卡片的问题，吴晗提出：撰写研究论著要经过四个步骤：
       (1)有选择的进行史料卡片抄录，题目、出外不能漏；
       (2)按照题目类别的不同，进行分类归纳并辑成长编；
       (3)以史料长编为基础，依照自己的想法，撰写论文；
       (4)在论文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编写著作。
       吴晗强调，抄录卡片必须由研究者自己动手抄写才起作用。在搜集、整理、记录资料等一系列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对资料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进一步整理运用资料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所以要掌握基本资料，作者必须亲自做资料工作。
       吴晗便是亲自动手，采用抄录卡片法来搜集资料的。不论是正史、实录、别史都依次作了摘记，登记卡片，还把朝鲜的《李朝实录》以及其他相关的所有材料，全部摘抄，并且也全部自己手写，并作了分类。这些卡片为他的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
       掌握史料的原则和方法
       在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掌握大量历史资料是十分重要的。
       吴晗说：“史学工作者掌握史料，有两个要求，即广和深。所谓的广，就是基础知识广。无论研究中国史，还是外国史，对中国的历史都要有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全面的把握历史面貌。
       与此同时，在掌握广泛的知识基础之上要进行深入研究。而所谓的深，就不只是广的问题，而且钻研要深，要尽最大的可能，掌握所有有关史料，把史料转变为自己的东西。”
       历史学家不可能像文学家那样可以凭着灵感来写文章。历史知识的积累是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


       吴晗主要通过抄书来掌握并熟记史料知识，
       他说：“我是提倡抄书的，抄书这一关很重要。不但眼勒，还要手勒。抄书的方法很多，有的记主要内容；有的是为研究某个问题；有的目前虽来不及研究，但材料很重要，有意义，就得记录下来。自己抄录的资料多了，重复的多看几遍，不仅可以加强记忆，也可以从中发现问题。”
       在史料的运用上，吴晗一贯强调史料和理论并重。史论结合问题是史学界长期存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出现了忽视理论、空谈历史和论多史少、有论无史的两种极端倾向。
       史料派和史观派都各执一说，不可置否，他们所提出的观点都是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却都是不全面、非马列主义思想。
       吴晗认为史论结合应该是统一的，不应该一段史一段论，或者是有论无史，有史无论。理论和实际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理论和实际缺少的任何一方，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历史研究者都要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才能从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反之，如果光有正确的理论，没有实际材料，或者不和实际材料结合，理论也是空的。


       结语
       一方面，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同时也要具备丰富的史学研究材料，只有这样达到理论和实际并重。
       吴晗并非空谈史论结合的主张，在他的一些文章如《谈封建道德问题》、《谈曹操》、《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论海瑞》等，都是吴晗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为主导，将理论和史料相结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