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场战争一直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可磨灭。但令人尊敬和感触的是,不论何时,都有人为了和平而作出努力,其中便有一位日本医生。在中国的山东济南,有一家小诊所一直坚持着每周六日给穷人看病,而且都不收取费用。这家诊所的大夫操着一口流利的济南口音,在病人的印象里,这位大夫一直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平常并不说话,见到认识的人往往面带微笑地欠一下身。 虽然这位大夫嘴上不常与人交流,但手上却默默为很多病人治疗。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位友好的日本大夫,他留在中国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赎罪”。

参军历程山崎宏老人在1908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医学世家,因为自己家人的缘故,山崎宏很早便学习医学,年轻时考入日本的医科大学,期望用自己的力量救助更多的人。但1937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发动了战争,因为兵源不足,日本用“中日和平建设”为理由强行让山崎宏家参军。 因为山崎宏的哥哥已经结婚,因此山崎宏便换上了军装,成为了一名随从军医。但令山崎宏没想到的是,他本来以为自己是作为和平的使者前去中国,但实际上却看到了自己一辈子也不愿意看到的画面——自己的祖国在别的领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最令山崎宏不能接受的,是一直宣扬自己“为了和平,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军队实际上只是掩盖自己的土匪行为,虽然山崎宏作为军医不需要上前线,但他即便留在军队,却也看到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

作为医者,他内心从没想过自己有天竟然是杀人犯的帮凶。这样的认知让山崎宏每天无法忍受,最终他下定决心选择逃离。逃离军队 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山崎宏跟随军队来到了上海和天津。在那里,他曾一直在逃离的边缘徘徊,最终因为实在看不惯“他们破坏别人的生活”,山崎宏于事变六个月后的一个黑夜,借着夜色的“掩护”逃走。 逃离军队后,山崎宏第一选择便是回到日本的家乡,毕竟除了家哪里也容不下他。但回到日本的路途并非那么容易,在逃亡之前,他已经获知天津向东的山东半岛“离着日本很近,可以找机会回家”。

但从天津向东的这一条路并不好走,因为山崎宏在中国人生地不熟,逃亡的时候很快便把钱花光了。不懂中国语言的他为了活下去,无奈之下办成哑巴,白天边走边乞讨,晚上继续向家的方向奔去。刚开始,沿路遇到的中国人很多其实从山崎宏的军服中已经认出他日本人的身份,但却仍然从自己为数不多的食物中分出一点给他,这让山崎宏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祖国的惨无人道,也坚定了他想“赎罪”的念头。 山崎宏沿途乞讨走下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济南地区。但在济南,山崎宏却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因为他看到“济南的人会给我饭吃,给我水喝”。回家的路太长了,他已经走不动了,山崎宏就此在这里一待,便是一生。

在济南,山崎宏打算安定下来,但因为自己刚来济南,无奈之下拜托同是在济南生活的日本老乡帮忙给他找一份能挣出饭钱的工作。最终山崎宏找到了一份看管仓库的工作。因为这是由日本人控制的济南铁路局,在山崎宏看管仓库时,遇到贫穷的中国人时总会把仓库打开,让中国的劳工们任意搬走粮食,这样的仗义举动让很多劳工们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山崎宏在济南的这段日子里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但大多也是跟他一样逃亡,不是在找回家的路便是从家逃离找新的避风港。其中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离的女子与山崎宏相识,经人撮合,二人结婚。

留在中国就这样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迎来了全面胜利。山崎宏也不用担心自己被日本军队抓捕了,但自己的哥哥此时也听闻山崎宏没有离世的消息,于是给山崎宏写信让他回到日本。 面对哥哥的来信,他还是选择留在了中国,他在给自己哥哥的回信中提到,中国的建设需要人,他要留下来向中国人赎罪,能弥补一点是一点。就这样,山崎宏拒绝了哥哥的请求,并在中国开了一家诊所。 山崎宏开诊所的时候,战争刚结束没有多久,很多人对于日本人还是保有很大的抵触和愤恨。

因此当山崎宏作为一个中医开在乡村的诊所时,周围的邻居都处于不敢完全相信的状态,有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在看病时甚至直呼山崎宏为“鬼子大夫”,街坊邻居这样不信任的举动让山崎宏不免受挫。但有一次山崎宏听说一户人家的孩子发着高烧,孩子的家人十分担心时,山崎宏立马拿着退烧药前去登门,但只是放下药便离开了。孩子的家人当时也束手无策,虽然平常不能完全信任山崎宏,但他的医术还是有目共睹的,这家的孩子服了山崎宏给的药后,很快就退烧了。 那户人家立马登门道谢,赞叹山崎宏的医术医德,大家听闻后,也渐渐放下了心里的芥蒂,找他看病的人渐渐变多了起来,后来人们从“鬼子大夫”转变为“山大夫”,山崎宏的脸上有时候也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在济南,山崎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便是学习汉语,当山崎宏已经很熟练地说汉语时,他也在广播里听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句话,从此他便记了下来,并一直履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山崎宏的诊所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了联合诊所,但他却一直坚持着给老百姓诊断病情,与当时其他的诊所和医院相比,山崎宏的药又便宜又有疗效,而且遇到实在付不起药钱的病人,山崎宏甚至会自掏腰包给病人付药钱。 1976年,离开故乡已经约40年的山崎宏再一次回到了故乡,在日本,山崎宏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将“自己的灵位”撤掉。

亲人看到山崎宏,十分感触,为了挽留自己的山崎宏,他们为其找了在日本一所医院的工作,每个月的薪资是30万日元。但山崎宏拒绝了,因为自己要留在中国“弥补赎罪”,而且他现在觉得,中国更像是自己的家。年近70的山崎宏拒绝亲人的好意,回到中国时,从家带来的很多来自日本的科技图书和一个心电仪都捐给了济南图书馆和医院,给自己留下的仅仅是一个二手的14英寸彩电。 弥补赎罪 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计划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他们找到了山崎宏,希望他能作为这中间的牵线人。为了让中日两方的关系不那么僵化,山崎宏毫不犹豫答应,并自己掏路费,经常来往两座城市之间,只是为了促进两座城市的沟通交流。

2010年,山崎宏被授予日本外务大臣奖,为表达其为了中日关系而作出努力的感谢和嘉奖。山崎宏老人十分激动地接过了奖状,十分感慨。在中国时间里,山崎宏每年都会收到来自日本政府给他的养老金,大约是人民币一万元。但他几乎每次都会将这笔钱捐出去,不跟任何人商量。甚至在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相关的街道办事处都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群众捐款,山崎宏已经向当地的红十字会捐出了3000元,并且要求自己的女儿也捐款,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过一阵子当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了1000元。 晚年的山崎宏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诊所,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眼睛和耳朵开始出现问题,记忆也逐渐丧失,山崎宏不再记得当年的种种往事,但他却唯独记得“为人民服务”。

在他诊所办公桌的玻璃下,一直有一张纸条,上面是自己手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山崎宏自从日本军队中逃离出来后,他的后半生便充斥着“赎罪”两个字,在山崎宏女儿的印象里,她的父亲一直是一位不苟言笑,不爱说话的男人,有时候生气也只是自己在房间内静静待着,只不过有时候会听听日文的歌曲跟着哼唱。 在山崎宏的晚年,却经常能听见他重复着“赎罪”两个字。甚至自己的母亲也是在跟父亲结婚30年后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曾经是一名日本的部队军医。但令山崎宏女儿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原来一直在为中日两国关系而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2010年,山崎宏老人身体恶化病逝,享年103岁,在病逝前,山崎宏老人主动提出将自己的遗体捐献以供医学研究,家人也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遗体捐献于山东大学医学院。山崎宏老人用自己一辈子的行动完成了自己内心的“赎罪”,也赢得了中国人的敬佩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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