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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而张学良却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这一命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以东北军当时的军事实力，如果选择抵抗迎战，胜算又有多大呢？

东北沦陷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地区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

关东军随即对北大营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并展开了对沈阳的全面进攻。

在那个动荡的夜晚，张学良向东北军传达了关键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将武器存入库房，宁死不屈，集体成仁，为国家奉献牺牲。”

第二天，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时，重申了他的立场：

“我早已命令我的部队，面对日本军队的挑衅，不得进行抵抗。因此，在北大营的我军，已经提前被命令将武器收回，存放于库房中。”

正是由于这一不抵抗的命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仅有300余人的日军击溃。

然而九一八之后，东北地区其实也并未完全沦陷。

黑龙江省依然在马占山的控制之下，尽管吉林的熙洽投降了日本，但李杜、丁超等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依旧强大。

特别是在辽西的锦州和辽东一带，反日情绪高涨，民众和军队的抗日行动此起彼伏。

尽管日本关东军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实际上东北的局势是错综复杂的，双方势力犬牙交错，相互渗透。

在这一关键时刻，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锦州。

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不得再放弃锦州这一战略要地。

然而日军最终还是占领了锦州，张学良的部队被迫撤入关内。

锦州的失守对张学良及东北军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使得他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幅缩减，只剩下了长城以北的热河地区。

而此时，日本的满洲国已经宣告成立，并在其建国宣言中将长城以北的东北四省，包括热河在内，都划归其所谓的“法理领土”。

1933年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抵达北平，与张学良等二十多名将领共同发表了“保卫热河”的通电。

可惜在这次保卫战中，张学良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军事调动和人事安排上的各种失误，导致了防御力量的薄弱和指挥系统的混乱。

热河的战斗并未持续多久，不到10天的时间，就由于准备不足和组织混乱，被日军突破了防线。

最终热河抗战彻底失败，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华全面侵略的开端。

当时，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在对抗外敌之前先解决内部问题。

这一政策，导致了对日本侵略的消极态度和“不抵抗”的立场。

国民党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能够伸张正义，不仅未能有效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反而使得东北三省迅速落入敌手。

兵力差距

在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时，人们通常会认为，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火力上远不如日军，这才使得战争变得艰难。

然而对于1931年中国东北的局势，这个说法就不再适用了。

那一时期的东北，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张作霖时期，东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了。

当时，东北的大豆产量占据了全国产量的70%，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的37%，出口贸易的比例也达到了37%。

此外，东北地区的石油储量占全国的50%，铁矿储量更是高达79%，煤产量也占到了全国的36%。

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东北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资源的丰富和经济的繁荣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东北的工业基础也十分雄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东北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军阀割据的局面中，东北军的影响力和实力在全国范围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无论兵力规模还是武器装备都优于日本关东军。

当时的关东军主要由一个师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组成，总人数大约为一万多人。

再加上其他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总体兵力在三四万人左右。

而东北军依托于雄厚的家底，总兵力大约在40万人左右，共编有25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

当时，张学良为了支援蒋介石，将东北军精锐和大部炮兵都分布在了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

尽管如此，驻守在东北的正规军也有十六万，非正规军四万多名。

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不仅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在装备和训练上也相对更精良。

具体来看，东北军当时拥有大中型火炮600多门，迫击炮2000多门，还装备了2000多挺机枪，步枪更是有几十万支。

除了这些之外，东北军还拥有15辆坦克。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关东军只有200挺机关枪和150个掷弹筒，火炮也仅有40门，且没有装备飞机和坦克。

在九一八事变中，沈阳北大营的战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九一八当晚，日本关东军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约500人，对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当时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的独立第7旅，正式编制超过7000人，加上3个特种连，总兵力超过1万人。

第7旅也是东北军中的精锐部队，其装备和训练水平都相当高。

该旅不仅拥有旅属战车队和迫击炮连、重机枪连，还配备了12辆轻型坦克、6门84毫米迫击炮和12挺马克沁重机枪。

而且第7旅的军官队伍素质较高，基本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的，甚至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士兵的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几乎没有文盲，都具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

除了第7旅外，沈阳还有由原第20师改编的公安总队黄显声部，以及东北空军、海军和宪兵司令部直属部队。

这些部队构成了沈阳的坚固防线，形成了强大的防御力量。

如果这些力量能够得到有效的动员和统一指挥，进行顽强抵抗，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

不说一定能击退关东军，至少不会有如此溃败，也不会让日本这样迅速地取得了胜利。

资源保障

换个角度，从东北沦陷后日本掠夺的资源、我方的损失来看，亦能看出东北当时绝对是有能与关东军对抗的“硬实力”的。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对当地的工业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

据伪满统计数据显示，1931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煤炭的数量急剧增加，逐年上升。

东北煤炭在日本进口煤炭中的比例保持在70～85％之间，1934年时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达到了5266万余吨，占进口的77%。

这些资源被运回日本后，直接投入到军工生产中，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提供了物质保障。

军工方面的损失也非常严重。

在东北的15.5万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除了辽宁的4万多和吉林的数千军队成功撤回关内之外，大部分军队要么投降了敌人，要么被日军歼灭，导致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丢失。

据不完全统计，仅沈阳一地的损失就相当惊人。

步枪10万余支，机枪2800余挺，各种火炮600余门，迫击炮2500余门，子弹1.8亿余发。

此外，还有飞机265架和坦克12辆落入敌手。

除了武器装备，影响更大的是沈阳兵工厂的沦陷。

奉天造兵所，也就是后来的东三省兵工厂，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之一。

自张作霖在1921年建立奉天军械厂开始，这里就成为了东北军事工业的核心。

然而随着东北的沦陷，这座兵工厂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为的重要支撑。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东三省兵工厂已经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与自动化，拥有各式复杂的大型机械，生产工序高效有序。

以东北军标配的七九步枪子弹生产为例，1924年从德国引进的子弹生产机器使得兵工厂的日产量能够达到十万发，比1920年的日产量提高了整整9倍。

此外，兵工厂还引进了日式火炮的生产线，到九一八事变前已经生产了566门各式日式火炮。

然而由于东北军在事变后的仓促撤离，没有对兵工厂采取必要的转移或破坏措施，使得日本关东军得以迅速接管并利用这些生产线进行军工生产。

原本为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的生产基地，转而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军火库。

“不抵抗”政策

那么，既然东北地区与东北军有着不俗的硬实力，张学良又为什么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呢？

其外在原因，必然是与蒋介石有关。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为了国民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决策中也与蒋介石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九一八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的首要任务集中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围剿”。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

蒋介石担心这一事件可能激化全国性的抗日情绪，从而影响到他正在进行的对红军的“剿共”内战。

因此，他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主张。

蒋介石的这一基本国策，实际上就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妥协退让，对内则坚持“剿共”内战。

到了1933年4月10日，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并进一步侵占热河。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依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上。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面对沈阳日益紧张的局势，蒋介石轻描淡写地对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作出指示。

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局势无需过度担忧，有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的约束，日本不敢强占我们的领土。

可见其对日本扩张野心的误判，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过于乐观估计。

至于内在原因，则是由于张学良本人薄弱的大局意识，以及对东北军力量的不自信，或者说是“恐日情绪”。

在1990年的一次采访中，张学良曾直言：

“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当时他认为日本只是通过军事行动进行挑衅，并未预料到日本会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因此，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他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期望这一事件能够和平解决。

张学良作为当时的主事人，未能准确评估日军的真实意图和战略目标，未能全面把握形势的严峻性，导致了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

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首次对中国进行挑衅。

之前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等已多次发生，但每次都以和平手段化解，使得东北军对此类事件逐渐麻木。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由于情报的不足和对过去“和稀泥”式处理方式的依赖，张学良做出了不当的决策，结果使得东北地区轻易地落入了日本之手。

除此之外，张学良也未能摆脱对日本的恐惧心态，影响了他对东北军军事力量的信心。

1929年7月，张学良在处理中东路问题时对苏联采取了强硬立场，导致中苏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

这场战争持续了不到五个月，最终以东北军的惨败告终。

张学良在回忆中东路事件时提到：

“那仗打得惨了，我们有一个旅全灭，是姓韩的，韩光弟的旅，全灭。旅长，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旅覆灭。”

中东铁路战争的失败给张学良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这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与列强之间的实力差距。

曾经自认勇猛善战的东北军，在苏联的强大火力面前几乎无力抵抗。

而日本关东军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过俄国，张学良自然由“恐苏”转变为“恐日”。

原本充满斗志的他也认为“开战必败”，因此面对日本时处处忍让，不敢轻举妄动。

即使在热河抗战期间，张学良依旧畏战惧敌，寄希望于与日本有勾结的汤玉麟能在平津地区扮演缓冲的角色。

在战争面前，他首先感到的是恐惧，而不是战斗的决心。

这种未战先怯的心态，自然也影响了东北军的士气和战斗意志。

“九一八事变”因“不抵抗”而导致的溃败与东北沦陷，实在令人痛惜。

如果当时国民党政府能够在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下，采取坚决的抵抗措施，历史的走向可能会完全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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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冬.“九·一八”后奉天造兵所产能与经济影响分析[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5(0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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