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时光 | 陈彩萍教授：提升乳腺癌早诊早治，守护“她”健康

乳腺癌作为名副其实的“红颜杀手”，始终严重威胁女性身体健康。早诊早治对于改善乳腺癌预后至关重要，强化高危人群筛查、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及合理应用筛查技术是乳腺癌早防治的关键环节。此次《医师报》特邀嘉兴市第一医院乳腺病诊治中心主任陈彩萍教授分享乳腺癌早诊早治的相关内容。

重视女性发病年龄

筛选乳腺癌高危人群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022年中国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乳腺癌牢牢占据女性恶性肿瘤前列，位居第2位（图1），新发病例达35.72万[1]。研究显示，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高峰在45到55岁左右[2]，比西方国家约早10年，而发病年龄的前移进一步增添了乳腺癌防治难度，当前乳腺癌早诊早治之路仍任重道远。

乳腺癌的发病与年龄、生活方式、遗传等诸多因素相关。《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4年版）》[2]中明确了乳腺癌高危人群的主要类别，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30岁前接受过胸部放疗的群体，因其暴露于大剂量辐射而具有较高的患病风险；第二类是既往患有小叶或乳腺导管不典型增生、小叶原位癌的患者，此类病变存在向乳腺癌转化的趋势；第三类是有明显乳腺癌遗传倾向的人群，如一级亲属（母亲、女儿及姐妹）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一级亲属有至少1人携带已知BRCA1/2基因致病性遗传突变、二级亲属（姑、姨、祖母或外祖母）50岁前有2人及以上患乳腺癌或卵巢癌，其患乳腺癌的风险呈倍数增加。另外，乳腺癌家族史也是男性乳腺癌患者的高危因素之一。因此，针对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至关重要，应着重推进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力求早发现早治疗。

图1中国女性前十位恶性肿瘤发病率[1]

捕捉早期危险信号

优选早筛检查方式

乳腺癌的高发态势也与患者对早期危险信号的忽视及不良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尽管国家启动“两癌”筛查多年，民众防癌意识有了很大提升，但国内仍有很多民众的筛查意识薄弱，一部分患者忽视乳房发出的早期异常信号，如乳房肿块、乳头凹陷或溢液等，导致就诊时已达中晚期，预后常不佳。高糖饮食、红肉过量、肥胖、缺乏运动及哺乳不足[3]等作为潜在风险因素，可进一步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因此，乳腺癌的防治工作不仅要加强对高危人群的识别，也应将肿瘤高发年龄段的普通人群的早期筛查视为重点，提高公众对早期危险信号的警觉性，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降低乳腺癌发病率，提高治愈率。

乳腺超声是我国主要的乳腺癌筛查手段，鉴于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年龄较早[4]，乳腺仍处于致密阶段，超声检测具有较高的适用性[5]。随着年龄增加，50岁后乳腺致密度逐渐下降，钼靶则可能更受青睐。但钼靶与超声在筛查选择上并非对立，两者在功能上存在互补[6]，超声对检测小结节敏感，而钼靶对钙化灶的检出率会更高，联合使用这两种方法可显著提高乳腺癌的检出率[7]，有助于更准确地发现早期肿瘤或较小病灶。乳腺磁共振通常不用于筛查，多用于保乳手术或新辅助治疗的评估。因此，在制定乳腺癌筛查方案时，应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和乳腺状态，以选择最合适的筛查手段。

依据分级治疗随访

提升早诊早治比例

目前广泛采用乳腺BI-RADS分级标准，将乳腺结节分为0到6类（表1）[2]。0类需要借助其他影像学检查进一步评估。1类和2类分别为阴性与良性病灶，可根据年龄及临床表现定期随诊，无需特殊处理。3类可能为良性病灶，建议短期内进行复查（3到6个月），如随访期间病灶保持稳定，随访时间可延长至半年甚至1年。4类为可疑的恶性病灶，通常建议手术活检，目前将其划分为4A、4B、4C，分级越高，恶性概率越高，手术介入率也随之提升。5类具备典型的恶性征象，高度可能为恶性，可能性≥95%，需积极进行治疗。

表1乳腺BI-RADS分级[2]

提高乳腺癌早诊早治比例是乳腺癌防治领域的核心工作，其关键在于积极科普宣传，树立群众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理念，此举不仅有助于减少治疗费用，还能显著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嘉兴市第一医院乳腺病诊治中心依托粉红丝带俱乐部、党支部志愿服务等平台，积极组织科普宣教活动，科普进村、进社区，提高公众对乳腺疾病及乳腺癌筛查的认知，从而提高乳腺癌的早期检出率。目前已在乳腺癌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陈彩萍教授总结

乳腺癌是女性高发恶性肿瘤，早诊早治至关重要。识别高危人群、加强筛查意识，结合超声、钼靶等手段，可提升早期发现率。依据影像检查分级定制治疗及随访方案，有助于精准施治。以医院为中心积极推广宣教、深入社区科普，完善筛查体系等举措，可进一步提高乳腺癌早诊早治比例，同时对乳腺癌进行规范综合治疗，不断提升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为女性健康保驾护航。

陈彩萍教授简介

主任医师

嘉兴市第一医院乳腺病诊治中心主任 浙江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浙江分会常委；

浙江省肿瘤微创外科联盟乳腺专委会常委；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乳腺肿瘤诊疗专委会委员；

嘉兴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嘉兴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1] Zheng RS, Chen R, Han F, et al.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22][J]. Zhonghua Zhong Liu Za Zhi, 2024,46(3):221-231.

[2]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 邵志敏.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4年版)[J]. 中国癌症杂志, 2023,33(12):1092-1186.

[3] Siegel RL, Miller KD, Fuchs HE,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2022[J]. CA Cancer J Clin, 2022,72(1):7-33.

[4]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学组. 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2）[J]. 中华医学杂志, 2023,103(6):387-403.

[5] Shen S, Zhou Y, Xu Y, et al.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trial comparing ultrasound vs mammography for screening breast cancer in high-risk Chinese women[J]. Br J Cancer, 2015,112(6):998-1004.

[6] Tadesse GF, Tegaw EM, Abdisa EK.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ammography and ultrasound in breast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Ultrasound, 2023,26(2):355-367.

[7] Lan-Wei G. Analysis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results in urban areas of He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1,39(15_suppl):10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