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两江总督这个位置就成了朝廷与湘淮系之间最大的博弈点。从两宫和皇上的角度来看，江督一职最好控制在朝廷手里；而对湘淮集团来说，江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撒手的。

曾国藩在世时，江督的人选非他莫属，统治高层和各省督抚对此都无异议。但是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江督到底由谁来担任，就成了当时政坛的热点。

为了让读者朋友们了解那段历史，御史借助史料和时人笔记，来重点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朝廷一门心思要用“外人”

曾国藩去世比较突然，朝廷没有任何准备，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旨意以江苏巡抚何璟暂署江督。

何璟这个人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他是广东香山人，与李鸿章、马新贻、沈桂芬等是同科进士。从籍贯和仕途经历来看，何璟非湘非淮，曾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山西布政使，山西、江苏巡抚，任职期间，何璟与湘军、淮军高层的关系比较近。

当然，自曾国藩去世后，朝廷也想从科甲出身且非湘非淮的地方大员中，选出一位得力之人出任江督。以当时的局面来看，让何璟出任江督确实是合适人选。

与此同时，曾国藩去职后，朝臣与地方督抚也围绕江督人选在暗中发力。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最在意江督人选，他就曾怂恿让丁宝桢出任江督，也有人认为闽浙总督李鹤年也是合适人选。

不管是丁宝桢还是李鹤年，他们都是进士出身且非湘非淮，看来地方督抚和朝臣也摸准了朝廷的用人思路。但是丁、李二人均未能进入江督候选名单。

何璟署理江督原本可以顺利扶正，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这年十月何璟去位丁忧。事起仓促，朝廷循例以江苏巡抚淮军干将张树声署理江督，同时旨意让山西巡抚李宗羲即行入京陛见，这里头就透着一股邪。

张树声署理江督显然是临时之举，他是地道的安徽人，按大清的回避制度，张树声不可能实授江督。况且朝廷也不愿意将直督和江督两个最显赫的职务都交给淮系。所以让李宗羲紧急入京陛见，就是准备启用他为江督。

果然，同治十二年正月，李宗羲正赶往京师的途中就接到上谕补授江督兼南洋大臣，不必入京请训直接赴任。

李宗羲也是进士出身，不过其人略为保守，对洋务运动不太感冒，故而李鸿章对李宗羲出任江督是保留意见的。在李鸿章看来，与他意气相投、熟悉洋务的丁日昌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丁日昌不是正途出身，这个节骨眼如果举荐，必会遭到朝廷和其他大臣的反对。

要说交情，李鸿章与李宗羲也还不差，两人也是同科进士。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李宗羲长期在两江任职，并在曾国藩的举荐下得到火速提拔，一跃为封疆大吏。

只是李宗羲并非军功一流，且籍贯也是非湘非淮，正因如此，湘淮两系高层，都不看好李宗羲出任江督，但碍于朝廷的用人思路不好点破。

李宗羲出任江督一年后，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东南沿海形势骤然紧张。这时科甲出身的李宗羲就暴露出了他的致命短板，在筹措军务的时候表现得极为慌乱，办差多不合圣意。

朝廷这个时候也充分意识到，江督一职看来还得是军功出身者，李宗羲也是聪明人看到了自己无法胜任江督，于是就坡下驴提出了病退申请，江督随即缺出。

江督还是得用湘、淮系成员

李宗羲开缺后，江西巡抚、湘军大将刘坤一署理江督。刘坤一这个人与湘军的关系值得玩味，他是江忠源、刘长佑一系的代表，在湘军集团中属于较为弱势的一系。

要论资历，湘军大佬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人的都远在刘坤一之上，即便是沈葆桢、何璟之流，也非刘坤一所能及。

事实上，当时的大臣都建议让左宗棠、曾国荃出任江督，认为刘坤一署理江督只是过渡。正好这个时候，朝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即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位大佬互不相让，而江督人选与海防、塞防之争交织在一起，所以只能等海防、塞防之争平息后，才能最终决定江督人选。

经过激烈的争论，朝廷这次算是一碗水端平，西北那边要用兵，东南海防也不能松懈。所以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实授沈葆桢为两江总督。

沈葆桢之所以能出任江督，背后李鸿章是使了劲的，但关键原因还是朝廷认为沈葆桢是进士出身非湘非淮，且与左宗棠、李鸿章两人的关系都很好，有利于兼顾海防与塞防。

此外，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的时候，与曾国藩发生过矛盾，朝廷正是看中这一点才极力启用他，其用意很明确，就是要抑制曾氏兄弟在两江的势力。

沈葆桢自光绪十月出任，至光绪五年病逝，他担任江督的五年时间内确实可圈可点，在湘淮两系中游刃有余不偏不移，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这种局面对朝廷对东南沿海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可以看出，自曾国藩之后，江督的人选的确让朝廷费了不少心思，其人选也表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要以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之人，二是要非湘非淮。但不管用谁，一定要能兼顾湘淮两系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