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对于这一段经典的旋律,年龄稍大的朋友们想必不会陌生。这就是传世名作《沙家浜》中的《智斗》唱段。该剧目深入刻画了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沉着冷静、智斗日伪参谋长,成功掩护了新四军伤病员平安归队的故事。

在当时,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了我中华大江南北。“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中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是在这小小的沙家浜,发生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人民群众的密切支持和配合下,在江南地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在取得光辉胜利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当时,有一支部队在与敌人的激战中损失严重。

大部队转移后,剩下一部分伤病到了沙家浜休养。最后,这些人中又有10人死于败血症,1人被冲走。但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支撑下,在人民群众的拥护配合下,剩余的25名“星星之火”,逐渐恢复壮大,最后发展成了一个旅。

一、“英雄史诗”——芦苇荡里的抗日豪杰

现实中的沙家浜,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南部分,地处常熟、昆山、苏州交界处。南挽阳澄湖,北枕昆承湖,境内水网密布,民风淳厚,风光秀丽。

而京剧《沙家浜》也曾经是当年火遍全国的八大“样板戏”之一,可谓老少咸宜,斩获粉丝无数。

最近几年,在反腐败大片《人民的名义》中,陆毅饰演的侯亮平和胡静饰演的高小琴,多次对唱“智斗”,又重新唤起了人民对这部经典剧目的追思与怀念。同时被唤起的,还有人民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和对抗日英雄的追忆。

在戏剧中,一位新四军某部队指导员郭建光,带领着18个伤员到沙家浜养伤,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极力保护和优待。为了躲避日伪军队的搜捕和扫荡,党组织安排伤员转移到了阳澄湖的芦苇荡里,敌人一无所获。

为了找到这些伤员,敌人有派出了所谓“忠义救国军”的一批汉奸,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向阿庆嫂打探伤员下落。机智的阿庆嫂,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并引诱敌人开枪,以枪声通知了芦苇荡的伤员提高警惕。

最后,在阿庆嫂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新四军战士组成突击排,连夜奔袭,杀回沙家浜,一举全歼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武装。而剧中的男一号郭建光的原型,就是著名新四军将领刘飞。

1939年5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以新四军为主干力量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江抗”)在黄土塘地区大战日军,并夜袭日军浒墅关火车站,火烧日军虹桥机场,极大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但在当时,我新四军不仅要和穷凶极恶的日寇艰难斗争,还有时刻防备“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后袭击。当年9月,刘飞率领的部队在江阴顾山镇作战时,就遭到了国民党方面顾祝同“忠义救国军”的袭击。

在对敌作战中,刘飞同志被子弹击中了胸口,顿时鲜血如注。这一枪直接打进了刘飞的肺部。团长叶飞知悉后,当即派人送刘飞到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江抗”的同志在努力打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袭击之后。

为了避免和国民党继续发生大规模冲突,让日寇坐收渔利,我军决定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等即东路地区,西撤至扬中境内,继续抗日。而刘飞等40多名伤病员,则被安排继续留着阳澄湖养伤。

当时,刘飞是正担任着“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一众伤员当中,他职务最高,最受大家信任,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这支特殊队伍的领导责任。

“江抗”主力部队撤离之后,得知消息的日为军队立刻以重兵封锁了阳澄湖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和扫荡,妄图消灭我军。但人民群众又怎么会任由敌人伤害我抗日义士?当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自发地为伤员们治病,送给养。

他们派人时刻盯着周边动向,一旦发现日伪军接近,就马上把伤员们转移到小木船上,隐匿进阳澄湖深处的芦苇荡中。等敌人离开之后,他们又迅速把伤员接回去照顾。

在人民群众的悉心照顾下,意志坚强的刘飞顽强活了下来,一些轻伤员也逐渐恢复,这些和阳澄湖民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许多人民省下自己原本不充裕的口粮给伤员吃,有的人将全家十分珍惜的的母鸡和鸡蛋给伤员补充营养,更有大量很多群众冒着生命风险,为伤员提供掩护。

但即便如此,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还是有一些伤员惨遭日军的杀害。而且,在日军和国民党方面的封锁下,我军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我们的“后方医院”就是一条小木船。船上连基本的消毒剂、纱布等物资都十分匮乏,遑论各种抗菌消炎药品。

因此,在反复的转移和撤离中,一些伤员因缺少药品,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致使伤口发生感染,生病牺牲了。到1939年10月底,这支队伍中有10人死于败血症,还有1人被水卷走,仅有25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二、“星火燎原”——革命队伍的壮大发展

按照原计划,伤愈之后的战士们应该回去找大部队。但亲眼目睹了“江抗”西撤之后,敌人在当地的横行霸道,以及人民群众对“江抗”回归的殷切期盼,再加上当地人民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刘飞的心中就萌发了在阳澄湖上上重建“江抗”的想法。他的这一想法说出来之后,立刻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

于是乎,这些战士们就集体联名上书,向上级打报告要求重建“江抗”。他们信心十足地向上级保证,无论环境如何艰险,条件如何艰苦,他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在东路地区重新竖起“江抗”的大旗。

申请书递上去之后,陈毅同志看了连声叫好,亲自批准了战士们的请求。1939年11月,江抗”部队原路政治部主任杨浩庐,受上级委派来向刘飞等人传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建立新“江抗”的指示,并和大家商讨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具体事宜。

新四军总部的指示是:“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机。留在阳澄湖地区的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上级的支持和关怀,进一步坚定了刘飞等同志的信心和决心。为了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夏光和杨浩庐等同志,一同到东唐市找到了东路特委组织部长张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等商谈,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1939年11月上旬的一天,在在东唐市旁边的一座破庙里,张英同志主持召开了“江抗”东路司令部成立会议。因为刘飞同志有伤在身,夏光同志担任了任司令员,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

为了区别原来的“江抗”、这支部队被简称为“新江抗”。有了司令部就必须有士兵。

当时那批伤员当中,已经有十几个恢复了战斗力,这些同志便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连队,当时的番号是“江抗东路指挥部特务连”的番号。刚成立时,这支部队的力量极其薄弱,全连队仅有两支枪:即刘飞和警卫员何彭福上交的两支短枪。

而且不幸的是,当年的12月底,新成立不久的“新江抗”,就因为汉奸的出卖暴露了位置,惨遭敌人袭击。当时的日军派出了一小只队伍来搜查,章立、许冠生等八名同志不幸牺牲。此时,缺乏武器弹药的问题,已经成了事关生死的大事。

上级批准成立“新江抗”之后,因为各种困难并没有马上拨发武器。因为上级的本意,是希望他们向其他部队一样,慢慢吸收新人壮大队伍,等到队伍足够庞大了,再配发武器。但好巧不巧,在这队伍的发展初期,就被汉奸给找到了。

为了解决困难,夏光同志千方百计地,去做了当地游击队的工作。游击队的同志也十分慷慨地贡献出了十几条枪,使“新江抗”在对敌斗争中如虎添翼。

随后,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让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新江抗”正确运用对敌斗争策略,在与日伪军的斗争里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

到了1940年底,这支原本不足百人的连队,已经发展成了四个连,五千多人的抗日劲旅。这支部队的快速发展,深刻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以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策略的正确性。

到了1941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制造了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大批新四军抗日义士,没有为抗日捐躯,却惨死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下。新四军力量遭重创。我党除了进行坚决还击,揭露国民党险恶用心之外,还做出了重建新四军的决定。

1941年3月,党中央决定把活动在京沪铁路以北的“新江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18旅,江渭清任担任旅长,温玉成同志任政委,夏光同志任参谋长。刘飞同志则被任命为18旅53团的团长兼政委。

1944年4月,刘飞同志又担任了18旅旅长兼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军区以18旅为基础,组建了教导旅,刘飞同志成为了第一任旅长。当年,以十几名伤兵为主体成立的“特务连”,如今已经发展壮大为一个教导旅,实在是人间奇迹!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该教导旅又在淮海战役中,被扩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2师,刘飞也担任了纵队的副司令员。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师,竟是由在阳澄湖上的几条小木船里养伤的一批伤员发展而来的。

至于沙家浜故事的“主人公”刘飞同志,他在1955年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成为开国元勋,但他身上那颗子弹始终没有取出来。

对于那段光辉经历,他也从不居功自傲,谦逊谨慎。当年在接受崔左夫同志的采访时,他谦虚地强调道:“你不要写我,你应该好好写写(一纵)2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员发展起来的”。

后来,他还专门对外界说道“郭建光不是我,他身上的优点太多,他是我们整个‘新江抗’所有人的精神的结合”。所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在刘飞将军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三、“精魂不灭”——沙家浜精神的世代传承

革命胜利后,这些英雄伤员的故事也并未结束,他们有的继续征战沙场,马革裹尸还。有的转业复员,在平凡的岗位上积劳成疾,为人民奉献了最后一丝光亮。

直至2016年6月20日,最后一名幸存者吴志勤老先生,在其家乡无锡市康复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4岁。

这些英雄的一生,正如吴志勤先生灵堂两侧,所悬挂着那副对联那样:“抗倭洒血沙家浜忠魂人敬仰,卫国激战上甘岭丹心世长存”。我们所讲的沙家浜精神,概括起来,其核心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忘初心、不畏艰辛、不讲条件、不怕牺牲”。

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时刻坚定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的初心,坚定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所谓不畏艰辛,就是为了伟大的事业,对任何艰难险阻无所畏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所谓不讲条件,就是要时刻牢记教诲,听党指挥,听人民召唤,甘做革命的螺丝钉,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所谓不怕牺牲,就是要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片丹心,光照日月!

这种在千锤百炼的革命实践中凝聚而来的精气神,是我们党,我们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值得代代传承,大书特书。

革命胜利后,上海剧团在1959年排演了歌剧《碧水红旗》。1960年在全国首次演出,并改名为《芦荡火种》(该剧最早改编自随军作家崔左夫的作品《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这是崔左夫根据对刘飞将军的采访,写成的纪实文学)。

毛泽东主席看后大加赞赏,并亲自将其改名为《沙家浜》。毛主席对此亲切地解释道:“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1980年,为了进一步弘扬沙家浜精神,传承红色革命遗产,常熟市将横泾改名为“芦荡乡”,1992年,芦荡乡再度更名为“沙家浜镇”。

2018年,全国各地来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学习的人数达220万,其中45万是青少年——革命的伟大精神薪火相传,永不变质,红色的旗帜迎风高悬,永不褪色,伟大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传承!

更重要的是,这种热爱国家,不畏强暴,不惧艰险的精神气质,似乎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烙印”,走到哪里都忘不了,挥不掉。

当年,一名青年在离开祖国,远赴重洋求学深造之前,他的老父亲送了他一段临别赠言:“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往后数十年间,这段殷切话语,时时刻刻都激励着这位青年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曾经的青涩少年已经成长期为了全世界顶级的大学者,在美国顶尖大学任教,功成名就,生活优渥。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当年的叮咛,新中国成立后,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就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当代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动情地说道:“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让我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拳拳爱国之心,跃然其间。

在回复陈赓大将“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的询问时,在美国憋了一肚子气的钱学森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人怎么不行啊?外国人能搞得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豪情壮志,气吞山河。

而支撑钱学森同志等这一批爱国志士排除万难,不惧艰险,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动力,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以及战天斗地的革命情怀。

新中国如今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那一批舍小家为大家,忠肝义胆,铁血忠魂的“无双国士”的辛勤奉献。在这些人的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抗压能力,能曲能伸,能涨能落,能苦能甜。如此民族,在任何考验面前,焉有不胜之理?

四、结束语

再次回归本文主题,当年的沙家浜队伍,有36个伤员10人死于败血症,1人被冲走,最后25人竟然发展成了一个旅。要知道,那些士兵绝非“天生神力”,更没有“神功护体”。他们也都是肉体凡胎,他们也知道人间冷暖。

这种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是优秀的中华儿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锻造出了他们深入骨髓的“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

我党的优良传统,又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注入了“迎难而上,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在如此精神内核的指导和支持下,他们战天斗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创造了人间奇迹。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