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陈毅踏上了返回乐至的路，虽然还坐在车上，但他的心早就飘回了家乡。

看着车窗外的田垄间偶尔闪过劳作的农人，陈毅感慨不已。这就是他阔别了几十年的故乡。身边的妻子张茜留意到他的沉默，伸手轻轻握住他的手，用自己的力量无声地安慰丈夫 。

此时，谁也没想到，这次充满期待的回乡之路，竟然会让陈毅大发雷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乐至县城外，欢迎陈毅的人们早就排成了长长两路。他刚下车，手上就被塞了一束花，陈毅笑着接过，分给随行的孩子们。目光却落在不远处挥着小旗的盲眼老人身上，那是当年邻居郭大娘的儿子。

看你这对方，陈毅忽然想起了当年的事情。那时候，他从法国留学回来，看到邻居的盲人郭大娘因为丈夫生了病，连生活用水都非常困难。于是，他每天清晨都会帮郭大娘挑水，一直到郭大爷病愈。

“陈老总，去‘卫星坡’看看吧！”县里干部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车子沿着新修的土路盘旋而上，车窗外面闪过几个赤膊劳作的青年。陈毅仔细看了看，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呢。

“这坡以前种苞谷，亩产百来斤。” 干部自豪地指着漫山遍野的麦田，“现在公社大兵团作战，亩产过千斤！”

听着对方的话，陈毅忍不住开口：“这么大的野心哦！把我都吓住了！亩产过千斤谈何容易啊！”

随后他又蹲下身，捏起一把土，土块松散，泛着不正常的青白色。他抬头望向山顶，那里只种着零零星星的几棵树，叶子稀稀拉拉的。

“把五分之四的地荒了，就为了拼这五分之一的高产？” 陈毅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干部们瞬间安静。他掰着手指头算：“一亩千斤，五亩才五千；可五亩正常种，亩产五百就是两千五，哪个划算？”

随后，拐杖轻点地面，“这土太薄，种桑树比麦子合适，你们偏要学北方种小麦，闹笑话嘛！”

下山的时候，有人提议：“陈老总，写首诗吧！”陈毅笑着摇头：“先算算术题，再作诗也不迟。”

随后又转向随行的农业技术员，“明天带些桑树苗来，这坡地我承包了，三年后看收成。”

听到他的话，众人一时间面面相觑，不知道是该记录下来，还是该说些什么。

回到陈家老宅后，陈毅挨个问候亲友，却始终没见到表弟唐联升。“联升呢？”他问堂兄，对方却眼神躲闪，只说：“出远门了。”

这让陈毅立即意识到，这背后肯定有什么事藏着他。第二天，他把弟弟陈季让叫到柴房：“你说实话，联升是不是出事了？”

陈季让支吾半天才开口：“他被划成地主了，现在被关在公社牛棚里……干部说，怕影响您的形象，就没说。”

陈毅手里的烟猛地按在炕沿上，火星溅到裤腿，烧出个小洞，他忍不住大声说：“荒唐！我跟美国人谈判都不怕影响形象，会怕见自己表弟？”

他连夜赶到公社，一推开门，他就看见唐联升蜷缩在稻草堆里，胡子拉碴的，眼里满是惊恐。

“联升！”陈毅喊了一声，唐联升却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似的往后缩。陈毅鼻子一酸，蹲下来，伸手替他拂去头上的草屑：“我是仲弘哥啊。”

面对久久不见的表哥，唐联升嘴唇发抖，突然大哭起来：“他们说您当了大官，我们这些穷亲戚只会连累您……”

“放屁！” 陈毅猛地站起来，转身对跟进来的干部说，“马上放人。什么叫地主？老百姓想吃饱饭藏半斤粮食就叫地主了？”

干部还想争辩，陈毅又拿出一些钱，塞给唐联升：“给孩子们买糖吃，别听那些浑话。以后想去北京，买张火车票就来，别学他们搞那些弯弯绕绕。”

唐联升紧紧攥着钱，双眼早就已经饱含热泪。

后来到了县城边缘的小河上，在大家的簇拥下，陈毅走上了新修的石桥。

“这是‘将军桥’，乡亲们为您修的！”

干部的话都还没说完，陈毅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他走到桥边，伸手摸了摸桥栏上的“将军桥”三字，突然转身对围上来的乡亲们说：“我陈毅算哪门子将军？这桥是大伙砌的，我看呐，就该叫‘劳动桥’！”

人群里响起窃窃私语。当年和陈毅一起干农活的王老汉站出来：“老总说得对！我们挑了几百担石头，手都磨出血泡，该叫劳动桥！”

陈毅这才哈哈大笑，他脱下中山装，露出洗得发白的衬衫，“来，王大哥，咱们一起给桥改名！”两人蹲在桥头，把“将军”二字涂掉，又写上“劳动”。

写字的时候，陈毅的袖子沾了漆，张茜想帮他擦掉，他却摆摆手：“不用擦，这漆可比勋章金贵多了。”

当天下午，陈毅又去了红旗丝厂。车间里，女工们的手在织机间翻飞，他凑近织机，闻着蚕丝的清香，突然问厂长：“工人每天能吃几个窝头？”

厂长一愣，答：“四两粗粮。” 陈毅没再说话。直到走进厨房，看到案板上为他准备的猪肉，这才再次开口：“把肉分给工人。”

陈毅声音虽然并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我陈毅要是吃了这肉，晚上睡觉都得做噩梦。”

听他这么说，厂长有些不知所措，只能解释：“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 陈毅突然提高嗓门，“工人在机器前站十二个小时，你们在办公室喝茶吃肉？这规矩得好好改改！”

陈毅在家乡一共待了七天，走的时候，只带走了两袋乡亲们塞的辣椒面和一包桑树种。临上车前，他把县里干部叫到一起，掏出小本本，一字一句交代道，

“这几点你们可记好了啊：第一，不准再搞高产卫星，种地的时候多问问老农；第二，不许再随随便便抓百姓们，不是谁有口粮食都是地主；第三，‘劳动桥’不许再改名字，谁敢改我可就跟谁急了！”

回到北京以后，陈毅还收到了老家寄来的信，说桑树真的种活了，唐联升也常常跟孩子孩子们说到这位伯伯的好。

收到信以后，陈毅笑得很开心，他对秘书说：“把这封信贴到办公室墙上，让那些爱搞虚头巴脑的人都看看，什么才叫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