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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唐处于安史之乱的飘摇中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42一797），却以一己之力把吐蕃国势推向巅峰。

在其执政期间，分别与当时亚洲最强的几大势力：唐朝、回纥、大食、南诏征战，威震全亚，国势之盛，疆域之广，世所罕见。

1、赤祖德赞的亲政与弘佛

公元755年为事关唐、蕃双方国家命运的关键年。

唐蕃国内俱发生惊涛骇浪的大事。

李唐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爆发安史之乱，一时天下大乱，李唐形势急转直下，动乱竟持续了8年之久，李唐由“开元盛世”，变成了“乡聚荡然，举无炊烟”的惨状。

吐蕃则于该年(755)发生赤祖德赞赞普疑似遭弑身亡，国内动荡的事件。

吐蕃王室以天神下凡统治人世的思想，牢系于苯教教义之中，受到贵族的支持而取得政权；另一方面，贵族亦以自身为天神后裔自居，与王室共同组成吐蕃的统治阶层，附于苯教教义，宣扬于民间，深植人心。

然而，由于苯教教义中，以赞普为居中天神之后裔，贵族则是环侍其周的天神后裔，二者仍居于平等地位，代表赞普的天神，只不过是天神众家兄弟中的老大，并无绝对性的权威。

是以吐蕃于松赞干布(？一649)之父囊日论赞初次统一西藏高原诸部时，就因未及订立君臣礼仪与上下尊卑规则，复因分封酬赏不均，引起内讧，惨遭毒弑。

赤德祖赞于睿宗太极元年(712)方获颁正式赞普号，时年9岁，同年冬，祖母墀玛蕾薨逝，赤德祖赞仍幼弱，吐蕃朝政势必由当时的众相共同辅佐。

由于首席宰相韦乞力徐、外戚尚赞咄热拉金与来自吐谷浑的坌达延等均为祖母墀玛蕾摄政时期所倚重的宰相，赤玛蕾于弃世前，必做一番安排，临终托孤于上述3位重臣。

是以赤德祖赞自1岁即位至9岁由祖母代为执政，9岁至17岁期间即由首席宰相韦乞力徐、尚赞咄、坌达延等辅政。

直至开元九年(721)，赤德祖赞18岁，首席宰相韦乞力徐与尚赞咄去世，由赤德祖赞任命当时为众相之一，且出自韦氏的论乞力心儿藏热为首席宰相，方确定赤德祖赞开始亲政。

赤德祖赞虽在祖母赤玛蕾殚精竭虑安排下，协助度过襁褓至17岁的岁月，虽能毫发无伤稳坐赞普位，但仍难摆脱幼弱即位，权臣代掌政权的事实。

赤德祖赞亲政后，根据《巴协》的记载，赤德祖赞曾发现藏在琛浦仓库中的先祖松赞干布遗诏，其上写道：

当我之子孙后代名字中有“德”字之赞普时，佛教将出现…

赤德祖赞见此文后想到：此所谓“德”者，应该就是我。于是决定追随先祖遗志，提倡佛教。

赤德祖赞着手弘佛事宜，包括派人前往印度求法；遣使者往冈底斯山迎回数部佛经；并建造5座神殿存放供养佛经；邀请译师翻译佛教经典，将汉文本《金光明最胜大乘经》《毗奈耶分别品》译成藏文；于札玛(天)建瓜州寺，于琛浦建神殿等。

赤德祖赞还自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蔡吉，迎回遭于阗国驱逐的一批佛僧，于逻些城建造7座大寺供养这批于阗僧侣，吐蕃境内之佛教活动因而大增。

2、赤德祖赞死亡之谜

由于赤德祖赞之全力弘佛，引起了信奉苯教的贵族及大臣的疑惧。

恰巧，开元二十八年（740)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吐蕃发生瘟疫，贵族及苯教徒乘机反击，借口佛教为不法外教，激怒苯教神衹，引发灾疫，导致外来所有僧侣，悉数被驱逐出蕃境，佛教运动亦遭遏阻，甚至赤德祖赞于天宝十三年(754)至天宝十四年(755)间被害身亡。

按约立于广德元年(763)，现仍矗立于布达拉宫前的《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记载，赤德祖赞遭受两位宰相末东查与朗聂息的谋害，由恩兰达札路恭向赤松德赞举发，末、朗二相被捕偿命。

末氏与朗氏的出身，按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记载，末氏为苏毗王室成员，朗氏为苏毗王室的家臣。

苏毗地望约于唐古拉山两侧及牦牛河上游区，是为位于青海高原与西藏高原之间的游牧部族。

早于贞观十二年(638)以前就已内附吐蕃，并于武则天如意元年(692)以后融入吐蕃本土的地方建制，是为孙茹，成为吐蕃的编民。

末氏与朗氏既非吐蕃核心区的贵族，亦非属吐蕃本土的氏族，在赤德祖赞猜忌吐蕃本土贵族的情况下，获得提拔，得以进入蕃廷，身膺重任，而且在末氏、朗氏亦为佛教徒的情况下，末、朗二氏谋害赞普的动机不足。

另一方面，检举人恩兰达札路恭，据后世史料一致认定为苯教徒，又属低阶官员，其检举动机涉及意识形态、宗教利益，与藉此检举作为晋身之阶的政教利害关系等。

基于上述，赤德祖赞与两位拥佛的宰相先后遇害，证实了这是一场吐蕃内部政教矛盾所引发的悲剧。

随着赤德祖赞与两位拥佛宰相先后遇害，继赤德祖赞之后，于13岁立为赞普的赤松德赞，马上面临幼君在位，苯教徒反击、苏毗叛乱的恶局。

《贤者喜宴》著录有赤松德赞兴佛证盟第二诏敕云：

“父王赞普归天之后，部分尚论居心叵测，将历代父祖以来奉行的佛法毁弃，将佛祖诋毁为南方泥婆罗之神，宣称蕃土不应信奉，还写成法令规定今后不准信奉佛教。”

赤松德赞的自述，虽然赤松德赞仍同于先祖的命运，陷入年幼无法掌握实权，致遭奉苯教的大臣包围，无能依自己意志施政的情况。

3、赤松德赞的亲政之路

按吐蕃王室原先的盘算，为巩固赞普权，避免相权独大，于是仿唐制，以多相分独相的大权，此体制能够奏效的前提，仍需赞普有效的执行赞普权，若赞普年幼即位，无法行使赞普权，则吐蕃王室原先欲藉裁减相权，独大赞普权的寄望，仍然落空。

赤松德赞于父王被害宾天，13岁即位为赞普所面临的困局，正是吐蕃政教的症结所在。

是以，赤松德赞既无法持续推动历代王室所秉持的佛教信仰运动，眼睁睁地看着大臣自作主张地订定禁佛小法，禁止奉行佛法，并且将佛像埋于地下，将出家人逐出蕃境，将诸寺庙改作屠宰场等。

甚至当赤松德赞之近臣拔色囊，自泥婆罗求法返蕃见赞普时，赞普竟惧怕大臣会加害拔色囊，而要求拔色囊躲藏，这种连自己心腹都保护不了的情形，证明了赤松德赞受制于大臣，形同傀儡。

直至赤松德赞20岁时（肃宗上元二年(761)，下定决心废除禁佛小法，排除一切障碍，奉行父祖之教法。

如此一来，势必掀起蕃廷的一场政治革命。

首先，赤松德赞必须去除掌权大臣的掣肘，重新掌控政权。肃宗上元二年(761)前后，正好是吐蕃军务倥偬之时，忙于对唐作战，吐蕃朝中掌权大臣集中于唐蕃边界，对唐攻城略地。

至广德元年(763)掌权大臣于攻陷长安回朝时，赤松德赞已利用彼等不在朝的时机，造成形势，布置妥当，迫使彼等于回朝，已无法再行反对佛法。

但拥苯教大臣权势仍在，只能做到佛、苯二教在吐蕃并行，赤松德赞达到了初步的目标。赤松德赞也进一步地巩固了赞普权，亲掌实权，开始贯彻自己的意志，推动政教。

赤松德赞坐稳赞普位，手操大权之后，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牢牢地控制宰相。

由于史料的阙轶，无法确知赤松德赞如何掌控宰相，不过从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赞普传记》第二吐蕃大论表中所载得知，赤松德赞于广德元年(763)，将担任首席宰相的韦囊热苏赞撤换，由桂弃桑雅卜拉接任，代表着两个意涵：

其一，赤松德赞得以遂行自己的意志，撤换首席宰相，证明上元二年(761)下定决心奉佛，至广德元年(763)方顺利施展抱负，亦即至广德元年(763)前后，赤松德赞方掌握实权。

其二，若翻开吐蕃历史即可察觉，每当吐蕃陷于政局动荡或赞普权位交接之际，大权常旁落韦氏之手，如噶尔家族遭王室族灭之后数年，由曲芒布杰拉松于705年任大论，旋即获罪去职，即由韦乞力徐尚年接任宰相；赤德祖赞遭弑后，由韦囊热苏赞接任首席宰相；牟尼赞(796—798在位)遭母毒弑，政局纷乱中，由韦芒杰拉雷担任首席宰相，赤祖德赞(815一836在位)遭弑时，亦由韦氏家族的韦杰多雷达聂任首席宰相。

上述证明韦氏家族在吐蕃政坛上的雄厚实力，而且每为政局动荡中的要角。赤松德赞能够将在任的韦氏首席宰相撤换，不但确证赤松德赞已全然掌控政局，且任命奉佛的桂弃桑雅卜拉为首席宰相，王室的信仰得以顺利向民间推展，不再受到干扰。

4、同时吊打突厥、大食、印度

终赤松德赞一朝，吐蕃向四周之扩张活动，始终保持着蓬勃之态势。

在吐蕃历代赞普中，就以赤松德赞之武功最盛，疆域也最为辽阔。

赤松德赞纪念碑碑铭载云：

圣神赞普赤松德赞陛下，四方诸王无与伦比，睿智聪明，武功赫赫，上自大食边境，下迄陇山隘口，无不臣服，疆土辽阔，南北东西，广袤无际。

另《国王遗教》更有详细之记载，为明了赤松德赞武功之情形：

住于南方印度之王拉札达尔玛贝及札乌奔二人，俱下令停止战争并献出土地，印度王国臣属于吐蕃，彼等入贡印度之宝物，定期奉献九式美食。

上下印度二王，俱决定接受吐蕃之政令。位于西方大食之王，拉迈尔穆及哈布岱欣然接受吐蕃政令，彼等入贡极伙之宝物及药品，并时常奉献食物。

彼等臣服吐蕃之下，并随时恭受吐蕃之命令。在北方有突厥，其间因争端而发生战事，红面罗刹之吐蕃军队往征，吐蕃军队长驱直入突厥之翁都，降下突厥之黑帐，突厥国破，部众散逃门地，吐蕃准予突厥部众定居该地，并为管理这些粗鄙恶人，特遣严厉之官员加以管束，自此突厥附属于吐蕃。

吐蕃大军出击于阗，征服了于阗之姜热木布。在东方，吐蕃大军往征唐朝，大唐皇帝是为白丘，将自己的政权献给吐蕃，入贡五驮锦缎及为数极伙之珠宝，并不时奉献美食。

由引文，得知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对印度、大食、中亚突厥及唐朝均有战争，且迫使彼等称臣。

虽然在文字上有些夸张，但所记载者却也反映出一些史实。

就印度而言，《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为取佛舍利子，发兵进攻印度，越过恒河陷摩揭陀国，取回舍利子后，在恒河河畔派遣4名吐蕃人驻守，定恒河为边界，在该地立碑。

就大食而言，吐蕃于贞元元年(785)以前与大食关系良好，双方和平相处，双方使者均有往还。

但到贞元元年(785)以后，大食哈里发由哈伦阿拉施德继任以后，两强为争中亚之地盘，终爆发了大战，吐蕃方面因有葛逻禄、沙陀及西突厥部落的联盟，因此对大食之战事较占优势，吐蕃兵力越过了帕米尔高原，直抵乌浒河。

但据《旧唐书·大食传》之记载，吐蕃在西方与大食作战，亦牵制了不少吐蕃方面军力。

就北面之突厥与中亚而言，此突厥指的是西突厥部落，但西突厥部落与吐蕃常有联盟关系，西突厥部落当时内部各自独立分散，力量小而不成气候，因此《国王遗教》所载可能不是指西突厥部落，应另有所指。

5、吊打回纥

因自吐蕃攻占安西四镇以后，就与回纥相邻，回纥所采之政策，系帮助唐朝，与唐朝站同一阵线，而唐朝亦有意引回纥之助力，共同对抗吐蕃，回、蕃之间在德宗贞元五年(789)以后，在西域展开鏖战。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载：

其先葛逻禄部落及白服突厥素与回纥通和，亦撼其侵掠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于是吐蕃率葛逻禄、白服之众去冬（贞元五年十二月）寇北庭，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率众援之，频败。吐蕃急攻之，北庭既苦回纥，乃举城降焉，沙陀部落亦降。（贞元）六年秋，(颉于迦斯)悉其国丁壮五万人…将复焉，俄为所败，死者大半。颉于迦斯收合余烬，晨夜奔还…

由《旧唐书·回纥传》之记载，得知吐蕃数败当时已称霸北亚之回纥而且葛逻禄乘胜取回纥之浮图川（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一带），回纥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吐蕃曾取北道后返回天山以南地区。

此葛逻禄有可能是与吐蕃合兵，或由吐蕃监军。

据此，《国王遗教》之记载情形与《旧唐书·回纥传》之记载，颇为相似，因此就回纥而言，而吐蕃数败北亚马上英雄，可见当时吐蕃战力之强劲。

《贤者喜宴》亦记载赤松德赞派遣达刺路恭(达札路恭)往征突厥，得胜而回。

另一方面，吐蕃自陷河陇地区后，自贞元二年(786)起，全力经营南疆塔里木盆地。

早在赤松德赞父王赤德祖赞之时，在此方面已奠下良好的基础，降服大小勃律，打通西进之通道，经由大小勃律转而向东，青海吐谷浑早已是吐蕃属地，又攻陷唐河陇地区，入南疆门户之瓜沙二州，复于贞元三年(787)为吐蕃所占领，自是吐蕃由此入南疆西进，东西二路并进，终于控制了全部南疆塔里木盆地，于阗自亦包括在内。

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赞普传记》第八记载：

此王（赤松德赞）之时，没卢·墀苏茹木夏领兵北征，收抚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

由此更可证明《国王遗教》记载之正确。

就唐朝而言，由于天宝十年(751)高仙芝败于怛逻斯城，唐朝之军力撤回，无法再牵制吐蕃军力。复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爆发安史之乱，前后持续了8年之久，唐朝国力大损。为平定安史之乱，西边之边防军尽行东调，予吐蕃以东进之机会。

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入大震关，连下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吐蕃所据。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记载：

赞普赤松德赞深沈果敢…攻取唐属州郡城池多处。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年纳绢缯五万匹为寿，以为岁赋。

上述碑铭中之“唐主孝感皇帝”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肃宗之庙号)中孝感皇帝之对音。

《国王遗教》唯一未载吐蕃所抚服之邻国者，殆为位于吐蕃东南之南诏。

南诏于赤德祖赞时即已内附吐蕃，但彼此以兄弟相称，结为兄弟之国，为平等关系。至大历十四年(779)时，南诏导吐蕃三路进袭成都，为唐将李晟所败，吐蕃伤亡颇众，因而迁怒竟杀南诏之向导，南诏王异牟寻惧而筑苴咩城，以备吐蕃，双方芥蒂已生，吐蕃亦开始以臣礼待南诏，封南诏为日东王。

德宗贞元三年(787)记载吐蕃之对待南诏为：

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

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赞普传记》第七记载：“其后，白蛮南诏之部归于诏下。”

此处即指大历十四年(779)时以臣礼待南诏之事。至贞元十年(794)，南诏弃蕃投唐，并与吐蕃战于神川，吐蕃失利。自此南诏与吐蕃兵戎相见，由与国转变为敌国。此系发生于赤松德赞晚年，因此《国王遗教》不载，亦有其道理。

6、赤松德赞何以开疆拓土？

综上所述，吐蕃于赤松德赞时期，俨然一方霸主，赤松德赞之武功，在历代赞普中，堪称第一。

（1）就吐蕃所处西藏高原之地理环境而言，西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为世界第一高原，地势隔绝，居高临下，先天就占有地势之利，易守难攻，向四周进军时，自高处以骑兵顺势而下，势如破竹，不可抵挡，邻国想对其进行型庭扫穴之攻击，不但呈仰攻之势，且军队之气候适应及后勤补给上均问题重重，因此吐蕃于未战之前，已立于不败之地，显而易见。

而且吐蕃人生活于高原，秉性强悍，民风尚武，以力为雄，是以吐蕃军队之战力相当可观。《越嶲厅志》卷五之四引唐孙樵书田将军边事载云：

当广德、建中之间，西戎两饮马于岷江，其众如蚁，前锋魁健皆环五属之甲，持倍寻之戟，徐呼按步，且战且进。蜀兵遇斗，如植横堵，罗戈如林，发矢如虻，皆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而况陷乎其阵乎？

由此可知，吐蕃之战力，着实惊人。

再者，因地理环境之恶劣荒瘠，人类之天性必会向外迁徙，寻求比较暖和、舒适之环境。

据蒋君章研究，吐蕃向外迁徙之路线有三：

其一，向东迁徙，以四川盆地的西缘为极限；其二，向东南迁徙，以云南西北部的丽江县为极限；其三，向东北迁徙，为藏族人外移最多之路线，即向川甘边区、河西走廊至黄河流域中、上游等地。

因此，吐蕃之向东方、北方发展，系以攻城掠地的方式进行，并派兵占领。

此与北荒之游牧民族寇略中原朝廷，意在财货粟器等形态，迥然不同。

（2）就吐蕃人对其君长之观念，或吐蕃赞普本人之观念而言，因吐蕃君长号为圣神赞普，具有与其他君主不同之特质，不附属于其他统治者，换句话说，其他统治者就必须附属于吐蕃赞普。

是以，吐蕃碑铭中，常有强调“四方诸王无与伦比”之概念，强调赞普系天神来做人主，此提供了吐蕃向外扩张之强烈诱因。

（3）就吐蕃政治体制而言，基本上，吐蕃未建王朝以前，仅是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支流雅隆河河谷之部落而已，经过长期之兼并，于囊日论赞时期，组成一氏族部落联盟之政体，至松赞干布以后又进展到以贵族官僚及封建混合之君主集权制之王朝政体。

其进展过程就是一连串的征服与兼并，自是吐蕃王室为巩固政权，维持内部团结，必须为官僚贵族寻求更多的采邑及奴隶。

（4）就赤松德赞在吐蕃推行兴佛抑苯政策而言，由于赤松德赞厉行佛法，一些失意的苯教徒与拥苯贵族，只好离开吐蕃王廷，往边区求取军功，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而赤松德赞本人因大规模变革，为转移国人之注意力，及减少反对阻力，亦矢志向外发展，求取更辉煌之武功与勋业，以便国人对其更生崇拜心，且更加拥护其兴佛抑苯政策。

君臣动机虽不一致，但目标相同，各取所需，是以终赤松德赞一朝，向外扩张之活动，始终蓬勃。

综观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不论对内对外，均有极为杰出之表现，唐朝面对此时期之吐蕃，君臣束手无策，甚至不顾天可汗之尊，“年纳绢缯五万匹以为岁赋”，虽然在唐朝历史上并未明载此事，但此乃出自8世纪之吐蕃碑铭。

且纵观当时情势，吐蕃碑铭所云当不致偏离史实过远。赤松德赞于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派4员将领率大军进占长安13天，就是为此问题而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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