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王德福举着草帽在村口等，黑黢黢的脸上堆着笑：“城里来的娃娃，往后就把这儿当自家。”

知青点是三间土坯房，墙皮掉了大半，里屋摆着四张木床，我选了靠窗户的那张，刚放下行李，就听见有人喊：“新来的，跟我去割麦子。”

说话的是个姑娘，梳着两条粗辫子，叫李秀莲，比我大两岁，已经在队里干了半年。

我抓起墙角的镰刀跟她走，麦地一眼望不到头，金黄的麦穗压得麦秆直打弯，风一吹，沙沙的响。

“左手抓麦秆，右手镰刀往怀里带，当心别割着手。”李秀莲给我做示范，镰刀起落间，一捆麦子就倒在她脚边。

我学着她的样子试了试，刚割了两把，手心就被麦芒扎得生疼，镰刀还差点划到手腕。

“慢着点，”身后传来个男人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高个子，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腿上沾着泥。

他没等我说话，蹲下来捡起我掉在地上的镰刀，“刃口得朝里，你这样是跟自己过不去。”

我红了脸，想说句谢谢，他已经扛着半捆麦子往地头走，背影看着挺结实。

“那是陈建国，”李秀莲凑过来小声说，“去年从邻村迁来的，听说家里成分不好，爹娘都没了，一个人过。”

太阳爬到头顶时，我已经累得直不起腰，坐在田埂上喘气，草帽往脸上一扣，只想睡觉。

“喝点水。”一只粗瓷碗递到我面前，我掀开草帽，看见陈建国站在跟前，碗里是凉白开，还漂着几片薄荷叶。

我接过来一饮而尽，薄荷的清凉顺着喉咙往下滑，舒服得差点叹气。

“谢了。”

他没说话，蹲在我旁边抽烟，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得他侧脸轮廓忽明忽暗。

割到日头偏西，队长喊收工，我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往回走，镰刀在手里摇摇晃晃。

陈建国从后面赶上来，没头没脑地问：“明天能起得来？”

“能。”我咬着牙说，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他没再说话，走到我前头，脚步迈得很大，麦秆在他脚边噼啪作响。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每天都跟麦子打交道，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后来结成硬茧，倒也不觉得疼了。

陈建国总是跟我前后脚，我割得慢，他就隔一会儿回头看看，有时还会把自己割的麦子往我这边挪挪。

有天傍晚，乌云压得很低，眼看要下雨，队长让大家赶紧把割好的麦子运回去。

我抱着一捆麦子往板车跑，脚下被麦茬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地上，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眼泪差点掉下来。

雨点子噼里啪啦砸下来，我挣扎着想爬起来，陈建国突然跑过来，二话不说把我背起来。

他的后背很宽，隔着湿透的衣服，我能感觉到他温热的体温，还有身上淡淡的麦香。

“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我在他背上扭了扭。

“别动，”他声音有点沉，“膝盖都出血了。”

他把我背回知青点，李秀莲已经烧好了热水，我坐在炕沿上，看着他蹲下来帮我擦膝盖上的泥，动作很轻。

“明天别去地里了，”他把药膏抹在我伤口上，“跟炊事员张婶去择菜。”

我点点头，看着他转身出门，雨已经下得很大，他的身影很快就被雨幕吞没。

第二天我果然去了厨房，张婶是个胖嘟嘟的女人，总爱跟人说笑，见我进来就往我手里塞了个窝头：“陈建国跟我说了，你这孩子实诚，就是太犟。”

我啃着窝头没说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好像欠了他什么。

过了三天，膝盖好得差不多了，我又去了麦地，陈建国正在捆麦子，看见我来，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好了？”

“嗯。”

那天收工早，队长说晚上队里有电影，让大家早点回去吃饭。

我洗完澡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衫，刚走出知青点，就看见陈建国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攥着个纸包。

“给你的。”他把纸包递过来，我打开一看，是几块水果糖，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稀罕物。

“我不能要。”我把纸包推回去。

“拿着吧，”他往我手里一塞，“前几天帮供销社扛麻袋，李主任给的。”

我捏着那几块糖，心里甜丝丝的，看着他往村西头走，突然想起李秀莲说他一个人住，就两间破土房。

电影放的是《地道战》，我没心思看，满脑子都是陈建国蹲在地上帮我擦膝盖的样子。

散场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往知青点走，路过麦地时，听见里面有动静。

“谁？”我壮着胆子喊了一声。

“是我。”陈建国从麦子地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个手电筒。

“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

“看看麦子，怕夜里有牲口进来糟蹋。”他晃了晃手里的手电筒，“你怎么往这边走？知青点在那边。”

我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路，红着脸说：“我没注意。”

“我送你回去。”

我们并排往回走，月光洒在地上，把影子拉得很长，谁都没说话，只能听见彼此的脚步声。

快到知青点的时候，他突然说：“明天我要去县城换粮票，你有东西要带吗？”

“没有，谢谢。”

他点点头，转身往回走，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进屋。

接下来的日子，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总盼着在麦地里看见他，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有天中午，大家都在地头吃饭，我啃着干硬的窝头，陈建国突然坐到我旁边，从布包里掏出个搪瓷缸，里面是炒好的土豆丝。

“张婶给的，我不爱吃这个。”他把搪瓷缸往我面前推了推。

我看着他手里的窝头，上面连点咸菜都没有，心里一热，把自己碗里的半个窝头掰给他：“我吃不了这么多。”

他没推辞，接过去就着土豆丝吃起来，阳光照在他脸上，能看见细细的绒毛。

麦子快割完的时候，队里要评选劳动模范，李秀莲偷偷告诉我，队长想选陈建国，可有人说他成分不好，不合适。

“他干活最卖力，凭什么不能选？”我替他抱不平。

“嘘，小声点，”李秀莲拉了拉我的胳膊，“这话可不能乱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陈建国帮我的点点滴滴，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凌晨的时候，我悄悄起来，想去麦地里给他摘几穗饱满的麦子，听说劳动模范要戴麦秆编的花，我想给他编一个。

月光很亮，麦地里静悄悄的，我弯着腰挑拣着麦穗，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陈建国。

“你怎么来了？”他手里也拿着镰刀，像是刚从地里出来。

“我……”我举着手里的麦穗，脸红得发烫，“想给你编个花。”

他愣了一下，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麦穗，“傻丫头，这有什么用。”

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手，很烫，我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心脏砰砰直跳。

“天快亮了，我送你回去。”他把麦穗往兜里一塞，转身要走。

我不知怎么了，突然拉住他的胳膊，他的肌肉很硬，隔着布褂子都能感觉到。

他回过头，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看着我，像是有话要说。

风突然大起来，吹得麦子哗哗响，把周围的声音都盖住了。

我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和他滚在麦地里，麦穗扎得我脖子疼，可我什么都顾不上了。

他的呼吸很粗，喷在我脸上，带着淡淡的烟草味。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还有风吹麦子的声音。

等一切平息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抓起散落在旁边的衣服，手抖得系不上扣子。

陈建国坐起来，背对着我，没说话。

我穿好衣服，连看都不敢看他，低着头往知青点跑，麦秆在我腿上划出一道道红印，我却感觉不到疼。

回到屋里，姐妹们都睡得正香，我钻进被窝，浑身还在发抖，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打湿了枕巾。

第二天，我没去地里，谎称自己生病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李秀莲中午回来给我带饭，说陈建国今天怪怪的，割麦子的时候差点割到脚。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我故意躲着陈建国，他割麦子，我就去翻地，他去挑水，我就赶紧去喂猪。

有好几次，我看见他想跟我说话，都被我故意转身躲开了。

秋收结束的时候，知青点传来消息，说有一批回城的名额，我赶紧报了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里。

离开的前一天，我去供销社买了块花布，想送给李秀莲，路过村西头的时候，看见陈建国在门口劈柴。

他抬起头，正好看见我，手里的斧头停在半空。

我加快脚步往前走，不敢看他的眼睛，身后传来斧头落地的声音，很响。

回到城里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丈夫是厂里的技术员，叫周明，人很老实，话不多。

我们生了个女儿，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尤其是在麦收的季节，总能想起红旗大队的那片麦地。

1980年夏天，我带着女儿回了趟红旗大队，知青点早就拆了，盖起了砖瓦房。

李秀莲已经成了家，男人是队里的会计，她看见我来，拉着我的手不放，说个不停。

“陈建国前年娶了邻村的王寡妇，生了个儿子，挺可爱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端着茶杯的手有点抖。

“他现在过得挺好，承包了村里的果园，去年还盖了新房。”李秀莲没注意我的异样，还在说。

我没敢去见陈建国，只在村口站了站，就带着女儿回城了。

周明看出我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说没事，夜里却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躺在麦地里，周围全是沙沙的麦响。

2000年，女儿考上了大学，周明也退休了，我们俩在家没事，就整理旧东西。

他翻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是我插队时的东西，有张泛黄的照片，还有几块没吃完的水果糖纸。

“这糖纸还留着？”周明笑着说。

我拿起一张糖纸，突然想起陈建国递给我纸包时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周明吓坏了，赶紧给我递纸巾：“怎么了这是？”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掉眼泪。

2015年，我去参加知青聚会，有人说陈建国前几年得了肺癌，没了。

我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酒洒在桌子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聚会结束后，我一个人打车去了红旗大队，果园还在，果子挂满了枝头，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摘苹果，长得很像陈建国。

“请问，陈建国是在这儿住吗？”我走过去问。

男人回过头，愣了一下：“你是？”

“我是他以前的朋友，从城里来的。”

“我爹前年就没了，”男人低下头，“您要是找他，怕是见不着了。”

我看着他手里的苹果，红通通的，突然想起那年夏天，陈建国蹲在地上帮我擦膝盖，动作很轻。

“他……走的时候安详吗？”

“挺安详的，”男人说，“就是总念叨，说对不起一个人，没跟她说声对不起。”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淌。

男人递给我一块手帕，“您认识我爹？”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转身往村口走，风吹过果园，沙沙的响，像极了当年的麦地里的声音。

回到城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天。

周明什么都没问，只是在门口放了杯热水。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去红旗大队，给陈建国上坟，给他的坟头种上麦子。

麦子发芽的时候是绿的，抽穗的时候是黄的，风一吹，沙沙的响。

我坐在坟前，看着麦子一点点长高，心里总在想，当年要是勇敢一点，跟他说声对不起，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

可世上没有回头路，就像麦子熟了，割了就再也长不回去了。

去年我又去了趟红旗大队，陈建国的儿子给我看了张照片，是陈建国年轻时的样子，穿着蓝布褂子，站在麦地里，笑得很干净。

我把照片揣在兜里，走在麦地里，风吹过，麦穗打在我的脸上，有点疼，又有点暖。

就像那年夏天，他蹲在地上，帮我擦膝盖时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