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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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券曾经是中国的超级货币!1980年4月1日:中国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

今天的年轻人,压根没有听说过外汇兑换券。

其实,外汇兑换券和侨汇券都是历史的产物,曾经是中国大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

什么是侨汇券?

这是中国鼓励在海外的华裔侨民,将大量外币寄回国内的一种手段。

当时的中国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严格管制外汇,老百姓得到海外亲友的美钞、英镑、港币等于废纸一张。

况且,那个年代的中国大陆不同于今天,任何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单单有钱是没用的。如我买一件作为奢侈品的自行车,可不是我拿着100多元人民币的巨款(!)就能搞定,还需要凑齐足够的轻工业票。这些轻工业票,就是国家对自行车购买数量进行计划的一种手段,普通人是很难大量搞到的。

如果单纯邮寄外币回来没有用处,谁还会寄钱?海外华侨只得将饼干、罐头、黄油等各种实物寄往国内。对于国家来说,这些实物的意义不大。

即便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也需要大量外币进行国际贸易。

所以,侨汇券就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华侨事务委员会决定发行侨汇券。侨眷可以根据所持侨汇的多少,按照官方汇率牌价换取侨汇券;根据侨汇券上记录的数量,供给一定数量的粮、油、糖等属于统购统销的物资。1957年7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指示。1958年,福建省率先发行了侨汇券,随后广东、广西、上海、湖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开始发行侨汇券。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侨眷可凭侨汇券到当地的华侨商店、友谊商店等购买部分生活必需品或紧俏高档商品。通常侨汇券上会附有粮票、布票、棉票、副食品购买券、工业品购买券等各种票证。此外,有些省的侨汇券还印有肥皂票、煤票、油票等稀有票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侨汇券就是外汇券的前身。

到了文革时期的六七十年代,侨汇券被指责为资本主义的遗产,被迫停止使用。

文革期间,侨汇券是不存在的。

到了70年代后期,对中国破坏强于战争的文革终于结束了。

这里要多说一句。

1952年朝鲜战争停战,中国国内有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数据统计。当时中国的GDP总量为302亿美元,而战后损失严重的日本为172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两倍多,随后两国各自发展!

到了1958年胡搞大跃进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平稳,当年GDP总量为503亿美元,日本则为320亿。显然双方差距小了一些,但中国仍然有超过1.5倍的优势。

此时,中国经济政策出现严重错误,导致随后多年出现毁灭性的情况。

1960年中国经济增幅从1958年的22.4%,锐减到1.4%,国内出现严重的饥荒。

袁隆平院士当年看到很多饿死的人:“上世纪60年代,我在湖南安江农校当教师时,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桥下,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田里,还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倒在大路旁。”

随后的1961年,中国经济是负增长11%,1962年为负增长6%,也就是经济倒退了6%。

日本也是在1961年,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越中国。

这样到了1964年,中国GDP总量为597亿美元,日本则始终保持增长势头,一举突破816亿美元,不但彻底反超中国,还拉开了距离。

制止了大跃进的胡闹后,中国经济又开始稳定发展,从1963年到1966年维持8%到18%的增长,势头还算不错的。

到了文革爆发第一年的1966年,中国经济总量为767亿美元,比日本的1053亿美元低了一些,差距还是有限的。

文革开始以后,全国立即陷入大混乱,经济更是一塌糊涂。

10年文革期间,即便相信那些好大喜功的虚假数据,中国经济也有3年是负增长,其余多年只保持很低的增长水平。

到了文革结束1976年,中国GDP总量为1766亿美元,而日本则为5620亿美元,双方已经有了3倍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由于之前几十年的经济大欠账,导致随后几年双方差距还是拉大。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中国经济总量为2777亿,相比几年前已经增加了1000亿,但日本增长更快,以及达到11832亿,是中国的4倍。

这还是总量,如果换算成人均数字,差距就更是惊人,毕竟日本只有1亿人口,中国已经有13亿。

这里再说一说人口问题。

其实,在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是人口大国。

在二战时期,日本人口有8000多万人,仅仅少于中国、美国、苏联三国。

而中美苏三国的领土面积很大,最小的美国也有930万平方公里,而日本只有37万平方公里。

战后80年代的日本,人口数量为1.16亿,增长了大概3000万,数量并不算很多。

相反,中国人口则出现暴增。

在二战期间,中国人口约为4.5亿,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为5.4亿。

由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1980年中国人口总数是9.87亿人,几乎是之前的两倍。

更可怕的是,由于建国后一直大肆鼓励生育,导致人口增长率极高。即便80年代搞了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一时间也减不下来。相比日本人口始终维持1.2亿左右,2000年中国人口高达13亿。

过多的低素质贫困人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灭顶之灾。在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高达8亿,按照世界标准的贫困人口高达4.6亿。

由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中国是非常贫穷的,远远落后世界水平。

由于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巨大的差距,导致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人来中国旅游,大多有一种蔑视的心理,当年的港台人回老家探亲也是如此。

电影《给爸爸的信》中,于荣光有句经典台词:一个月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

这不是于荣光在胡说,在电影拍摄的1995年,中国老百姓平均月薪只有300多块人民币。

同一年,香港老百姓月薪为6000多人民币,差距有20倍之多。虽然香港的生活成本较高,但收入差距还远远超过这些成本差距。

而香港警察的收入比普通市民高,月薪一般都是过万的。即便收入较高,香港警察遇到歹徒一般也是不拼命的,毕竟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罢了。

在于荣光看来,收入只有香港警察三四十分之一的大陆公安这么拼命,就是难以置信的事情。

萨沙最近看了一部台湾老黑帮片《少年吔,安啦》,拍摄时间是1992年,讲的是1990年前后的事情。

电影中,一个猥琐的台湾乡下黑帮老头子,在台湾城里人看来绝对是土的掉渣。

然而,这个台湾黑帮老头子,却在同柯受良饰演的另一个黑帮分子,狂吹在厦门嫖妓的经历。

老头子赞赏来自山东的年轻妓女美貌身材好,比台湾妓女强得多,却又讥笑她来自穷地方,连旅馆的热水器都不会用!

看到这里,萨沙觉得很是心寒,但恐怕这就是实情。试问,在1990年,大陆家庭有多少安装过家用热水器,乡下就更别说了。

今天有不少文革余孽,对改革开放大肆攻击。萨沙记得我在朝鲜曾经看到过一段记录,说是金日成在建国以后特别重视军工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金日成熟读历史,发现每次外敌入侵的时候,朝鲜军队的武器装备都不如敌人,导致国土经常沦陷。

除了朝鲜重文轻武以外,更重要是朝鲜的经济不太好,没钱用来提升军备,导致民族一次次遭受战火蹂躏。

遗憾的是,即便金日成父子如此努力发展军备,由于朝鲜经济仍然不好,目前武器装备都是世界二三流的,同韩国差距很大。如果两国真的全面开战,或者美国突然入侵朝鲜,朝鲜同样要在武器方面吃大亏。

我们再看中国面临的局面。抗战中,中国经济落后,连最基本的子弹生产都有一半缺口,不但步枪制造数量严重不足,甚至绝大部分军工厂连刺刀都不能大量制造。

相反,我们的敌人日本上到航母、大型轰炸机,下到坦克、战斗机、大炮、重机枪什么都有。

当年中国驻印军的士兵,用美制汤姆森冲锋枪射击,是一发发慢慢打。

美国教官就很奇怪,怎么拿冲锋枪单发射击,不去直接扫射?美国人询问以后才知道,由于国军严重缺乏子弹,不要说冲锋枪,就连轻机枪也是需要单发射击,不然就会出现弹药的严重不足。

那么,是中国军队真的打不过日本吗?

并非如此。

以驻印军为例,装备了美式二流武器且弹药充足后,在缅北战场战无不胜攻无,一举消灭了10万日军。

如果1937年的中国,就能拥有后来美国许诺的80万军队的美式装备和大量弹药,我们也能够独自对付日本,至少不会丢失大量领土。

可惜,由于武器装备存在巨大差距,中国人死伤3000多万,国土也有大半沦陷。如果不是美国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中国能否收复东北、台湾等领土还真的是未知数。

今天的日本被美国拴住了脖子,成为一个不具备侵略能力的经济大国。

试问,如果美国控制不住日本,任由日本发展又会如何?

以日本目前的科技力量和国力,最多10年内就可以建造出核武器、航空母舰、洲际导弹以及新一代海陆空三军的各种武器。

如果中国还是像朝鲜那样,只有一些落后陆军武器的国家,试问日本再次大举入侵中国,我们还不是要死很多人吗?国土还是会沦陷的!

所以,对于民族来说,别管什么主义、立场、宗教,发展起来才是硬道理。

我们拿空军武器为例,这玩意根本做不了假,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新中国建国后,歼5、歼6、歼7全部是山寨苏联,没有自研能力。

好了,从70年代开始自力更生搞歼8,试图在歼7米格21基础上研发新一代战机,结果搞到90年代初期,前后差不多20年,只搞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歼8各型号战机。战机的性能很烂,在国际上也没有卖掉一架。

试问,如果依靠这种战机,怎么同美苏这些假想敌争夺制空权?

要知道,苏联研发的米格29是歼7,也就是米格21的下一代战机。

而90年代,米格29尚且被北约的F16打的满地找牙,更别说米格21。

而直到1996年,歼8ⅡM靠引进俄罗斯技术,这才勉强有了作战能力,仍然搞不定F16。

仅仅9年后,2005年美国直接服役了下一代的F22。

以上这些,都是客观技术差距造成的结果,绝非嘴上豪言壮语可以弥补的。

同美国决战如果难以拿到制空权,看看海湾战争伊拉克百万大军的惨败,也就知道战争的结局是什么!

邓小平等人坚持改革开放,本质上是让中国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至少能够具备保卫本民族老百姓的能力,另外是让本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期间或许出现了种种问题,但大方向上是对的,也绝对不能倒退。

扯远了。

我们再说说外汇券。

在70年代末期之前,中国是闭关锁国的。即便有洋人来中国,也是不能随便行动的,通常必须由外事人员陪同,在指定的一些区域旅游。

所以,洋人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用钱的机会,即便用钱也是对国家的商店、饭店、公园之类,不存在什么货币使用问题。

而文革结束后,中国打开国门,洋人开始可以逐步自由行动。此时,就出现了一个货币使用问题。

根据中国的法律,洋人是无法直接使用外币的,国内商店、饭店也不允许接收外币。

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在1979年发行了第一种外汇券。

洋人或者华侨来到中国,入关时需要将所有携带的外币兑换为外汇券,等到离境时再全部从外汇券兑换为相应的外币。

当然,洋人也可以直接带走中国的外汇券,用于下次来中国使用。

简而言之,外汇券就是一种特殊的人民币。

外汇券共有两个版本,分别发行于1979年和1988年,面值为: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均为中国银行发行。

外汇券的文字也很有意思:外汇券正面为中国的风景名胜和中文“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的字样及金额;背面为英文“BANK OF CHINA 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中文“本券的元与人民币等值。本券只限在中国境内指定范围使用,不得挂失”和英文 "The yuan expressed in this certificate is equivalent in valueto the Renminbi yuan. This certificate can only be used within China atdesignated place. No request to register its loss will be accepted theBank." 的字样及金额。

上面扯了这么多,萨沙究竟想说什么?

在八九十年代,有一种很有趣的职业,就是倒外汇券的。

萨沙有个同学是新疆少数民族,他老爸去上海出差时走过徐家汇,就被一群黄牛围着要兑换外汇券。为啥?黄牛以为同学的老爸是外国人。

王朔的小说中,也记载了外汇券的吃香:我跑上地面,站在街上拦出租车,来往的出租车很多,但没一辆停下来。我走过两个街口,看到路边停着几辆出租车就上前问,几个司机是拉包月的,唯一接连散座的说他要收外汇券。我说知道知道坐了上去从兜里拿出一沓外汇券给他看。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路上对我解释他不是歧视人民币,是他今天的外汇任务没完成不得不如此。

现在一些长住北京的外国人也油了,坐车不付外汇券拿外汇去黑市倒,大伙儿又是那么需要外汇买洋货急得都疯了,就差组织义和团砸使馆了。大陆人不得不委屈些。其实他也挺有气挺看不惯。我浮着一脸假笑坐在后座点着头,脑子昏沉沉地只想倒头睡。我知道我这会儿不能糊涂,呆会儿的谈话必须头脑清醒,另外对这慈眉善目的司机也得防着点。我要这会儿睡觉他敢拉着我上八达岭,最后搜走我所有的钱弄不好连大衣也得扒走。

司机还在唠叨,其实人也是不开壶,放着现成的外汇不挣,那么多身强力壮老外在中国素着,同时又有些女青年无所事事,过着毫无贡献的生活是吧?开放嘛搞活嘛旧的束缚人思想的老观念不打破怎么行?你很爱国很有忧患意,你是个异想天开的好人;既然是人你只好认倒霉,我没有外汇券只能给你人民币。车到了我去的饭店门口,我把那沓外汇券的上面一张拿开,露出底下的人民币。你不干不让我走也行,随你把我拉到哪儿,你们车队公安局“五四三”办都可以,反正我没外汇券。唯一的这张也不能给你,因为我还得截长补短地坐出租,我撕票要找钱一样不少,要不我就嚷嚷,你要嫌太亏太不上算受了驴好心没好报——你打我一顿得了。

为什么外汇券这么吃香?

这是因为,外汇券有着特殊性。

为了体现中国的优越性,向老外展示中国的物资充裕,推出了一个政策:用外汇券可以买到一些稀缺紧俏物资的,价格还相对低廉。

一些商店诸如友谊商店这种只收外汇券,然后出售当时市面上很少见的紧俏商品,甚至是奢侈品。

到了1994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进一步开放,计划经济几乎不存在了,外汇券已经没有必要存在。洋人进入中国,只需要直接兑换人民币即可,不需要使用外汇券。

中国银行在1993年12月30日宣布,自1994年1月1日起停止发行外汇券。1995年1月1日,外汇券停止在市面上流通,由中国银行回收,收兑截止日期为1996年6月30日。1996年7月1日起,外汇券丧失价值。

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外汇券曾是一种炙手可热的东西,也是无数普通老百姓向往的东西。

看看杨友先生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工作进入中国银行,没想到接触最多的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叫“外汇券”的票券,从那时起便开启了我与“外汇券”的缘分。对于“外汇券”,现在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可是人人求之的好东西。如果你手上持有一些外汇券,那可是一件特有面子的事。

为什么有面子?只要有了外汇券,可以在大城市一些指定场所,买到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货——进口的洋酒、香烟、彩电、瑞士手表等等,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和丝绸等也只能在友谊商店才能买到,这些可都是人民币无法买到的紧缺商品。

外汇券除了来华的游客、国际友人持有外,来华开办外企公司的老板以及部分当时在外企工作的中国雇员的工资,有的也是以外汇券的形式支付的。渐渐地,拥有外汇券就不再是外国人的专利了。一些国内的居民,也能从他们的海外亲戚那里获得一些外汇券。一旦谁拥有外汇券,他立刻成为了同事、邻居和朋友眼红的对象,就可以出入“友谊商店”“华侨商店”,因为外汇券就是出入这些高档商店的特殊通行证。

理论上,外汇券应该与人民币等值,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市场物资匮乏,很多的物品在官方的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而使用“外汇券”这一“特殊的货币”却可以买到。在当时双轨制的汇率制度下,出现了外汇券兑换的“黑市”,出现了倒卖外汇券、倒卖进口高档商品的商贩。在当时外汇券交易的黑市上,外汇券的价值比同样面值的人民币高出30%以上。

浙江萧山的王先生也有类似的回忆:王先生有个台湾亲戚,1992年回萧探亲。他陪着亲戚去地处心南路的中行兑换外币。当时1000美元可以兑换8000多元的外汇券(与人民币等值)。亲戚回台湾前未用完的外汇兑换券,王先生就用等值人民币换了回来。

当时,萧山西河路有一家友谊商店,有点像现在的免税店,客户凭外汇兑换券或侨汇券可以买到进口商品,比如电视机、电冰箱等,而且价格很便宜。王先生用400多元的外汇券,就购买了一台市场上极难见到的原装日立彩色电视机。这台彩电的市场价1800 多元,差不多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收入。即便如此,这台电视也让王先生全家得意了好几年!“

北京的马老先生的回忆也很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我在核工业部北京仪器厂工作,一位同事常去日本探亲,手里有外汇券,所以同事们就常央求他用外汇券帮着购买一些紧俏商品。那时候,使用外汇券购买商品,是一件很时髦、很让人羡慕的事儿。那时候,建国门外的友谊商店就是专门使用外汇券的地方。友谊商店卖的都是好时巧克力、人头马洋酒、万宝路香烟、瑞士手表等国内市场上尚未出现的进口货,还有茅台酒、丝绸等国内名贵商品,彩电、电冰箱等紧缺商品,在这里也可以找到。

刚开始友谊商店只有外籍人士去逛,中国的普通百姓只能在门口好奇地驻足张望。后来,一些老百姓手头也有了外汇券,友谊商店里有了各种肤色、不同面孔的购物者,穿着得体、烫着卷发的时髦女郎,夹着公文包、皮鞋锃亮的男士,他们拎着大包小包走出友谊商店成了一景。当时,市面上的衣服多是黑灰蓝三色,但友谊商店里的衣服款式、花色让人眼花缭乱,带花边的女士衬衣,褐色暗纹的男士西装,绣着牡丹花的丝绸旗袍,琳琅满目。我记得自己每次和同事一起去逛友谊商店都特别兴奋,就是不买东西也觉得是一种视觉享受。而为了淘换到外汇券,大家更是想尽各种办法,有托人从国外带的,有去学校和留学生兑换的,还有从黄牛手上倒来的,钱包里有外汇券,脸上都有面儿。

文章最后,萨沙放一段记录,这是来中国旅行的美国学者对外汇券的看法:1980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查.罗伯逊的来信,"我是一个对现代中国的成就深为钦佩的人,现在向你们写这封信。最近我在中国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刚刚回到美国。所到之处,中国人民的生气勃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到了2000年,四个现代化一定可以实现。

但是我必须承认,对外国人的优待和对中国公民的歧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使我深感不安。我指的是对非中国公民发行的外汇兑换券。凭这种外汇兑换券,外国人可以在特殊的旅馆住宿,在特殊的餐馆就餐,在特殊的商店购买东西--所有这些特殊的地方一律不接待中国公民。这种制度使人想起19世纪时清政府给予外国人的特权。此外,那些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特殊的等候室等等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这些特殊待遇感到不安,这些特殊待遇会助长并加深优越感和自卑感。我强烈主张对此给予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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