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迅速败亡的重要因素。 那么,对于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李自成是没发现,还是发现了不愿管,还是不敢管呢? “放飞自我”的刘宗敏 李自成初入北京时候,形势一片大好。 官军一停止抵抗,农民军便宣布“不杀人了”,严明军纪,禁止“淫、夺、斩、杀”,并处决了一些触犯军纪的将士。京城的秩序很快安定了下来。 同时,大明在京师的官僚3000余人,除20多人自杀,其他人都麻溜归顺了大顺。 此外,吴三桂等人也一度接受了招降。

一个新的王朝,似乎正在向李自成招手。可是,以刘宗敏等人的”胡作非为“,使这一形势迅速逆转。 刘宗敏,负责追赃索饷。 为了逼迫官员缴纳款项,他令人赶制夹棍三千,夹木上有棱,用铁钉连在一起,如有不从者,“次日即死”。此外,他又在门外立柱两个,每天都实施凌迟之刑。 刘宗敏府邸,由此每天都是一片哀嚎,如人间地狱。 当然,如果打击对象仅仅是少数大官僚,那么,即便手段残忍,也未必会动摇根基。 可是,刘宗敏的打击范围几乎无限扩大! 明官员、将士,即便是已”降而授官“者,也需要接受审问,一旦有人举报他们”有金“,则又会被拷打逼迫。 如此,明朝旧人,无论是否已经加入农民军政权,都心不自安,畏惧、仇视农民军政权。 同时,“大索”的范围也扩大到民间。 本地乡绅,都会遭到农民军“恣意掠取”,而民间百姓,“青衿白户,稍立门户”,家境看起来稍微不错的,或者“面稍魁肥”,看起来有余粮的,都会被“系颈征贿”。

如此,“满城百姓,家家倾竭”。如此,京城已失去了入城之初的稳定、人心。 而刘宗敏要的,并不仅仅是钱。 刘宗敏入北京之初,就“携二妓”,“携妓欢笑,饮酒为乐”,此后,在追赃过程中,更是对各级皇亲国戚、明官僚府中美女进行掠夺。 此外,一些官僚为免难,以美姬行贿,也为刘宗敏及其亲信所“笑纳”。 更有甚者,刘宗敏不但要美女,连美男子也要。 明一御史,就成了刘宗敏的幕客,通过“歌唱葭匿,独免于祸”,其他“有年少白面者”,也为“戏弄百端”。 可以说,刘宗敏,已是农民军腐化的“首席代表”。 而他对陈圆圆的霸占,更直接导致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灭亡大顺政权! 李自成的反应 对于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李自成有什么反应呢? 史书只记载了两个反应。 一次,李自成经过刘宗敏府邸,见庭院300多人哀号半绝。 李自成对刘宗敏说:天象示警,宋军师(宋献策)说应当省刑,酌情放一些人。 刘宗敏这才释放了一些人。

还有一次,是在吴三桂与大顺军决裂时,李自成“切责宗敏”。看来,对刘宗敏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作为的危害,李自成是知晓的。 可是,除了一次拐弯抹角,借天象示警的阻止和一次没有下文的“切责”外,李自成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李自成派下的“指标” “追赃索饷”项目,由刘宗敏和李牟两人一起实行。 其中,刘宗敏抓得“严”,所进银万万,李牟刑宽,搞到的不及一半,还想方设法把自己的钱搭进去凑钱。 可见:刘宗敏“追赃索饷”,是领了指标的,而由于指标太重,如果“刑宽”,是完成不了指标的。

为争取民心,李自成军实行了“不当差,不纳粮”、“三年免征”等政策。可是,农民军要征战,农民军政权要维持,是需要大量钱粮的。 没有正常的赋税可用,大明留下的国库也不敷使用,庞大的钱粮需求,几乎全部压在“追赃索贿”上。 同时,李自成抱定“即十京师,不如一西安”的想法,一直把西安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想要将京师财富转移到西安,对京师有“竭泽而渔”的倾向。 李自成既需要刘宗敏完成庞大的指标,以维系庞大的开销,又一时拿不出方法来“规范”追赃行为,也就对刘宗敏的行为不便限制了。 最大的“山头” 同时,刘宗敏是李自成军中最大的“山头”,李自成也不敢太管。 李自成是在不断吸纳、吞并各派力量的过程中崛起的。军中出现了各个“山头”,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明节北略》记载:李自成虽然是头,“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下”,“凡事俱众共谋之”。

这些“山头”中,刘宗敏又是最大的一个。刘宗敏,是资历最老的将领之一。当年李自成兵败潼关,只带了刘宗敏等18骑逃走。 由于其资历、战功,刘宗敏成为李自成军中的二号实力人物。 李自成建立农民军政权时,以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仅次于自任元帅的李自成。 两位“权将军”中,田见秀为“提营总督”,刘宗敏统领标营。 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号称数百万,但其实中央直属部队只有五大营,即标营(中权亲军)和左、右、前、后营。五营之上,设一提营总督(由田见秀统)。 其中,标营的实力最强,下辖五营,其余前后左右各营下辖二营。 作战时,标营为中心,其余各营“视中权所向”,“各率偏稗以从”。 所以,李自成的两位“权将军”中,“提营总督”田见秀名义上统领全部中央直属军,但其下有各营统领,上有李自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反而是统领标营的刘宗敏根基深厚,是最大的“山头”。 所以,刘宗敏,李自成是不敢随便动的。 “理亏”的李自成 何况,李自成自己也“理亏”。

李自成进北京前,“不好酒色,脱粟粗粮,与其下共勉之”,“妻妾各一,皆老丑,不蓄奴仆”。在财物分配上,李自成也长期奉行“平均主义”原则,闯王与众将,众将与普通士兵,都“与众共之”。 可是,攻破北京后,李自成变了。“逆闯多拥金帛,自丰积,宗敏凯之不获,心益离”。 李自成“吃独食”,引起了农民军将领们的不满。 李自成“见兵心摇动,先行大赏;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皆大失望”。 显然,由于对李自成“封赏”不满,上到刘宗敏等将领,下到普通将士,都借“追赃索饷”掠夺财物,“私人不得藏金银”的规定无人再遵守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李自成“理亏”,不便再阻止刘宗敏等人了,而同样,刘宗敏,也不便再去阻止夏面的人了··· 表面正值鼎盛的大顺军,实际上已经崩溃。 分崩离析,失败 很快,这种崩溃延续到了作战上。 三月二十七,吴三桂击败李自成派去接收的农民军,正式与农民军决裂。 李自成“躬叩”刘宗敏、李牟,求他们出战。但刘宗敏等人“耽乐已久,殊无斗志”。 无奈之下,李自成只好亲征。 当时,作为最高领袖,李自成在京师仍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以稳固形势。 所以,李秀成拖了半个月才出征,且许多事情(如对明勋戚、官僚的处理)只能以紧急方式解决。 所以,李自成直到半月后才发兵,七日后才到达山海关。

可以说,加入刘宗敏当时领命出征,立刻急攻山海关,吴三桂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勾引清军,清军也赶不及抵达山海关,则山海关之战恐怕又是另一番局面!而即便刘宗敏战败,李自成尤可能在北京阻止起更有效的抵抗,不至于连续败退。然而,崩溃还没有结束。 李自成败走后,采纳牛金星之言,杀了李岩。 与李岩友好的宋献策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刘宗敏大怒,表示要杀牛金星,“由是自成将相离心”。 当时的李自成,表面上依然拥有较大的地盘、兵力,但人心已离,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被杀,九月,刘宗敏战败被俘,也被杀。 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是大顺军走向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然而,他的胡作非为,只是李自成集团缺乏政治素养的一个外在表现而已。 李自成军以“不纳粮”政策争取支持,只能依赖“追赃索饷”维系庞大的开销。 然而,李自成集团缺乏足够的政治才能,“规范”索饷,导致本是打击大官僚的“追赃索饷”弹性极大,很难严格把控。 而大顺军严重的“山头林立”,以及李自成本人的带头腐化,更使李自成对刘宗敏的管理既没有实力基础,也没有道义基础,更没有法律基础。 北京城里的李自成,看起来正值鼎盛。 可是,此时的李自成,既管不住刘宗敏,也管不住其他将士,甚至管不好自己! 李自成失败的命运,此刻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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