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先生，我们真希望您能接到我们这封信，如果有可能，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就更好了。

我们真心地希望您能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不愿失去幸福的生活，他们同样拥有生存的权力，我们女儿和女婿的血不能白流。

也请记住，中国人是不会任人欺侮的！最后，祝您和您的夫人、女儿合家幸福！”

这是1999年5月11日，朱颖的父母朱福来、郭桂琦在北京写下的一封信。

他们选择的落款是，“被您和您的北约导弹炸死的朱颖、许杏虎的父亲朱福来、母亲郭桂琦”。

3天后，许杏虎的父亲许金荣也致信美国总统克林顿。

许杏虎

“我们这里有一种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村里的乡亲们让我告诉你，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你得给我一个说法，你得给我们中国政府和全中国的老百姓一个答复。”

无尽的悲戚涌现在他们的心头，也充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间。

刹那之间，生离死别

1999年5月8日，对包括朱福来、郭桂琦、许金荣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意味着生离死别。

这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投下了5颗罪恶的导弹。

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以及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朱颖三人不幸遇难。

其中，许杏虎和朱颖是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妻。

当人们从废墟中找到他们时，许杏虎痛苦地蜷缩着手臂，而朱颖则被从二楼砸到了地下室，两人均被炸得面目皆非。

后来，许杏虎夫妻除部分骨灰归葬故乡外，享受国葬，长眠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而中国的声讨，与咽下血泪后的发展壮大，都还在进行中。

许杏虎

1968年，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年近40岁的许金荣、王凤英终于盼来了第一个儿子。

他们给他取名为许杏虎。

因为家境贫寒，许杏虎和前头的姐姐一样没有办上出生的酒席。

但在父母的勉力托举下，许杏虎还是与二姐许琳华一样有了上学的机会，也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许杏虎和二姐许琳华关系最好。

在许琳华离家到城里上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父母身体不好，就由许杏虎接下了照顾父母、做早饭以及早中晚到田里干活的工作，完成之后他才返回学校念书。

但在家里没法同时供两个学生读书的时候，许琳华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将家里微薄的读书资金都给了许杏虎。

这也是后来许杏虎能够一路读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专攻塞尔维亚语的很大的原因。

贫寒的家境，和靠姐姐让来的读书机会，让许杏虎对学习、对成长有了更大的执念，日后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于他而言，都是可以靠毅力撑过的坎。

1993年，顺利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许杏虎被分配到了光明日报国际部当编辑。

后来光明日报国际部退休编辑展舒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出当时他第一次见到许杏虎时的想法。

他称许杏虎是“清瘦而又透着儒雅之气的青年”，并在后来的接触中发现，“瘦弱中透着刚毅，书生意气中透着诚挚与厚道，纯朴腼腆中透着睿智与才气”。

总之，展舒对许杏虎的印象极好。

而与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很多人。

当时光明日报国际部夜班人手不足，就有人打起了这位刚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小伙的主意。

许杏虎清楚夜班编辑责任重大，工作也很辛苦，但他还是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还一做就做了五年。

许杏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同时又谦逊好学，不知疲惫，很快便给光明日报国际报道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因此继1995年报社给了他一个去南斯拉夫短暂进修的机会后，1998年，他又受报社委派，即将赴南联盟担任常驻贝尔格莱德首席记者。

朱颖

而与许杏虎同赴南联盟的人，还有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朱颖。

朱颖出生于1971年，比许杏虎小3岁左右。

她的家境要比许杏虎好上很多，但良好的家庭教育也使她深刻明白了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道理。

1992年，朱颖从天津轻工业学院，也就是如今的天津科技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北京新世纪信息纸厂工作。

因工作表现出色，且得到领导同事的一致好评，1994年，她被调入光明日报广告部工作，任美术编辑。

朱颖

而就在这里，她结识了比她早来一年的许杏虎。

朱颖机智聪颖，活泼开朗又善良好学，自来到光明日报后，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同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原因，朱颖也与许杏虎有了不少接触，彼此有了基本了解，但真正促成他们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的前辈展舒。

展舒因为几乎天天与朱颖同车上下班，很快便与朱颖熟悉了起来，而朱颖热爱生活、工作又严肃认真的性格，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展舒

展舒对许杏虎很有好感，眼见他已二十六七岁，却还无对象，便起了将朱颖介绍给他的想法。

巧合的是，许杏虎早就钟情于朱颖，展舒便更有动力地与朱颖攀谈了起来。

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朱颖说：“你如想要有一个尊重你，爱护你，体贴你的丈夫，那么，许杏虎是个最佳人选。虽然他家在农村，长相一般，但我相信，你同他结合，是会得到幸福的。”

朱颖虽然一开始还没想到婚恋的事情，但还是对展舒的话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后来她在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也给出了“愿意与许杏虎建立恋爱关系”的答复，并声称要“做虎子的‘美容师’把他打扮得更帅些”。

就这样，在展舒的促成下，这对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1997年，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热恋的许杏虎和朱颖，在少数亲友和展舒夫妇的见证下，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

不到一年后，许杏虎受光明日报委派赴南联盟担任常驻贝尔格莱德首席记者，朱颖也受报社派遣，以大无畏的精神随丈夫一同前往。

此后，她便主动承担起了大量工作。

许杏虎和朱颖在南斯拉夫

许杏虎和朱颖夫妻赶赴南斯拉夫联盟后，就面临了科索沃问题。

对此，许杏虎深入了解当地情况，认真研究形势，很快就熟悉了工作环境，并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在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之前，许杏虎已经发表了90多篇有关消息和分析文章，其中，他所撰写的《离轰炸还有多远》一文，可以说是我国新闻媒体中最早对科索沃局势作出准确判断的文章之一。

而在他发出的第二天，北约便对南联盟发起了正式轰炸。

北约轰炸南联盟，许杏虎不顾危险，活跃在了轰炸最集中的地区和破坏最严重的现场。

经他发回的近百篇稿件，更多的人知道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干涉南联盟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行，以及南联盟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和奋起抗击侵略的斗争。

许杏虎说，“我是学塞尔维亚语的，在战地进行报道是我的光荣，更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再危险也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而他也是这么做到的。

后来他还开始撰写以《亲历炮火》为总题目的战地日记，并在光明日报连载。

这篇日记总共43篇，长达3万多字，直至5月8日壮烈牺牲之前，他还将最后一组战地日记进行了登报发表。

而就在许杏虎奔走在战火前线的时候，朱颖也以她的方式做出了贡献。

她积极配合许杏虎的工作，并承担起了开车、传送稿件、购物、加油、战地摄影等大量急难险重的工作，还撰写了不少新闻报道，拍摄了大量的战地照片。

在3月北约轰炸开始的时候，组织还曾出于安全考虑，打算将包括朱颖在内的战地记者家属安排回国。

然而，朱颖以“要与许杏虎一道更好地搞好战地报道”为由，拒绝离开，继续呆在了贝尔格莱德，留在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因此，当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一同在馆内工作的许杏虎、朱颖也相继离开了人世。

许杏虎夫妇牺牲，群情激奋

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导弹袭击，是在1999年5月8日的凌晨。

这一天，北约再次摧毁了南斯拉夫的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便也陷入了一片漆黑。

无奈之下，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大多工作人员只能坐在院子里，通过无线电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控炮火的还击，一边讨论形势。

期间，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特派记者吕岩松还提及，《环球时报》非常关心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现在的生活和工作，计划明天就安排大家每人拍一张头像的照片和写上一段话，赶在下周一发回《环球时报》，做一个整版。

吕岩松

怎料，这个计划很快就永远没有了实现的机会。

不到几个小时后，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栋醒目的五层楼建筑，就连接遭到了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的致命攻击，并出现了3人牺牲，20人受伤的惨烈结果。

这是继北约轰炸南联盟以来发生的无数次“意外失误”中的一例。

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妻子朱颖也成了这一次所谓“意外失误”的牺牲者。

自3月份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后，爆炸声一直是许杏虎最好的采访线索。

每次导弹飞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每一次新闻采访也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

他总是冒着大楼倒塌和被烈火灼伤的危险，左躲右闪地靠近爆炸现场拍照、采访，只为更快将消息传回国内，让北约的恶行为更多人所知。

然而，这样奋不顾身的他也不是全然没有顾虑。

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就一直都是他时刻挂念的对象。

他曾多次在贝尔格莱德寄出家信，最后一封信里还问及母亲受伤胳膊的痊愈情况，嘱咐家人“下次来信一定要告诉我”。

但5月8日之后，他再也没有收到回信的机会了。

朱颖也是如此，尽管她勇敢地拒绝了回国的安排，也敢于去承担最大的风险，但她心中也对未来充满着憧憬。

在5月8日牺牲之前，她还与丈夫许杏虎商量好回国后就生一个聪明漂亮的大胖小子，要做一个幸福的母亲。

她还提到，要买一辆最好是8座的车子，这样可以带着两家的父母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郊游。

然而，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没有了实现的机会。

许杏虎和朱颖是在睡梦中被北约的导弹夺走生命的，死时身上穿着的还是睡衣。

5月9日，朱颖的父亲朱福来紧急从北京赶来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只见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静卧在了贝尔格莱德急救中心太平间的平台上，身上裹着绿色布单，面庞上也遍布着伤痕与血迹。

朱福来不愿让女儿和女婿就这样走了，坚持要到位于市中心的服装店给他们挑上几件体面的衣服，光明日报的记者便随同他去了步行街。

当时恰逢星期天，大部分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最后是一家商店尚未离开的女售货员在知道他们的来意后，重新打开店门接待了他们。

许杏虎和朱颖才能以他们常有的得体穿着，彻底与这个人世做最后的告别。

“我们做错什么事了吗？他们为什么要轰炸我们？”这是南斯拉夫人民含着血泪的质问，也是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无数工作人员、无数中国人民的质询。

曾在我国驻日大使馆工作的朱福来，也基于他对国际常识和形势的了解，写下了《三问克林顿先生》。

其中，他提到了，“你们为什么要袭击中国大使馆？”，“您所主张的‘人权’在哪里？”，“你们所鼓吹的‘新闻自由’在哪里？”每一声质问里，无不饱含着一个失去女儿和女婿的老父亲深深的痛苦。

而许杏虎、朱颖牺牲的当天上午，中国政府也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一事发表了严正声明。

“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中国政府、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无数中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美国霸权主义行径，悼念在轰炸中牺牲的三位烈士。

同天清晨，驻布鲁塞尔6家中国新闻单位的8名记者也纷纷致电北约新闻处和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没有得到任何正面回复的情况下，他们赶往北约总部，决定向北约首席发言人谢伊讨要说法。

但直到下午3点半，他们才在新闻大厅等到了发问的机会。

秘书长索拉纳简单回答了中国记者愤怒地提问。

他说，“我向他们的家属和中国政府表示哀悼”，“这是一个我们并不想犯的错误，因为北约瞄准的只是军事目标。”

清楚自己难以自圆其说，索拉纳在随后的时间都不再给中国记者说话的机会。

但在场的西方记者，同样也对中国使馆被炸一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最后是北约军事发言人耶兹做出了回复。

他表示不清楚中国使馆在哪里，不知道总共投了几个炸弹，但承认至少不是一枚。

这种荒唐的回答得到了全场的耻笑，可是当时处在弱势地位的我国并没有强势反抗的实力。

在这场灾难中牺牲的邵云环及许杏虎夫妻最终被接回了国内，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其中，许杏虎夫妻的部分骨灰归葬在了故乡。

国家对他们的家人和亲属做了一定的补偿，帮助其解决了工作、养老和房子等问题。

他们的家乡也都兴建起了他们的纪念碑、纪念馆，每年有无数的国人来到这里悼念和缅怀他们。

这场灾难与屈辱，以及他们的无辜牺牲，也从此在中国人的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它警醒着每一个中国人，也督促着每一个中国人。

中国自此迎来了更快的成长与蜕变，变得更强大、更具国际话语权，也能够给予人民更好的庇护。

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这是祖国给予邵云环及许杏虎夫妻、他们的家人亲属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