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框架的界定是如何界定的？及其发展历程如何？

       一、货币政策传导
       （一）
       货币政策框架的界定及发展历程
       货币政策框架是指从货币当局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传导至最终目标的完整调控路径，即先直接调节操作目标，再传导至中介目标，进而影响最终目标。具体包括三个环节：首先，央行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直接作用于基础货币、短期利率等操作目标，影响金融市场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而影响银行信贷、贷款利率等中介目标发生变化；


       其次，通过影响银行信贷、贷款利率等中介目标，调节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投资和消费活动；最后，传导至社会各经济变量，实现对最终目标的调控。从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演变的历史来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九八四年-一九九七年：直接调控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八四年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一阶段采用信贷规模管理框架，通过控制信贷及现金规模实施直接调控，发展经济，稳定物价。一九九八年-二〇一二年：向间接调控转型央行开始取消信贷限额管理，不断扩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和定价的自主权，陆续推出了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方式逐步转向以间接型为主。


       这一阶段金融市场和信用体制不断完善，金融资源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有效配置的效果日益增强。二〇一三年-至今：调控方式多元化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呈现，发展目标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旨在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不再成为主要标的。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对货币层次、货币乘数、货币需求的稳定性等都造成了影响，削弱了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二、金融科技
       （一）
       金融科技的界定及发展历程
       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科技的定义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金融科技更加强调技术对于业务的深度交融和赋能作用，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包含了金融服务领域运用新兴科技技术的多种形态。其中，互联网金融是金融科技最主要的应用形态之一，非银机构以其先发优势成为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主体。


       将金融科技界定为非银金融科技机构代表的社会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运用该指数作为本文金融科技的衡量指标，研究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以非银金融科技机构的发展脉络来看，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可以划分为互联网金融、金融和科技深度交融两个阶段：互联网金融阶段：二〇〇四年-二〇一五年二〇〇四年，第一批第三方支付企业如支付宝开始出现，网上购物和电子商务不断繁荣，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我国支付市场中重要性日益凸显。
       二〇〇七年，第一家P2P网贷平台拍拍贷成立。二〇一一年，央行向第三方机构发放首批支付牌照，互联网金融开始飞速发展。二〇一二年，扫码支付开始推广，科技对金融业的渗透逐步扩展至线下零售支付领域。二〇一三年，支付宝联合天弘基金推出首支互联网基金余额宝，开启了互联网理财的新纪元。


       二〇一四年，蚂蚁集团成立，同年P2P平台新成立数达到历年峰值。二〇一五年，“e租宝”事件爆发，国家有关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做出正式定义，同时划定互联网金融的范围，明确其发展的界限，加大监管力度，以促进其良性发展。金融和科技深度交融阶段：二〇一六年-至今二〇一六年，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对金融科技正式做出定义，将其认定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
       二〇一七年，P2P延伸产品现金贷飞速发展，引发行业乱象，国家监管部门正式出台文件提出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要求。同年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二〇一八年，国家对现金贷业务联合进行整治，现金贷业务遭到清退，逐步退出市场，此后，持牌的消费金融机构取代现金贷平台。


       二〇一九年，央行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个阶段，新兴金融科技技术不断赋能传统金融业务，金融科技创新扩充了社会金融服务的供给形式，使普惠金融的可得性显著提高。二〇二〇年疫情爆发加速了社会数字经济运动和金融科技活动，促进了数字化普惠金融的需求。二〇二二年，央行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二〇二二-二〇二五年）》，不断提高金融科技在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不断完善深化金融科技发展的思路、目标、任务和保障。
       （二）
       金融科技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分析
       1.
       金融科技发展增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从影响基础货币的角度看来，金融科技发展催生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第三方支付公司加大了电子货币的普及，对流通中的现金实现有效替代，减少了基础货币的数量。支付宝和微信已推出适用于多种日常生活场景的系统功能，搭建出以支付为中心的生态圈综合服务，多场景下的便利性与生活效率的提升创造了用户粘性，吸引着大量用户持续使用并成为忠诚顾客。


       从影响货币乘数的角度看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对活期存款占比、存款准备金缴纳额、现金比率均存在影响。第一，互联网企业改变了资金的运行轨迹，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例，作为持牌的支付机构，其运转模式是在央行开设备付金账户存放结算资金，为用户创建虚拟户，通过记账的方式管理用户资金流动，分流了原本留存在银行的资金。
       此外，以余额宝为例，其具有高流动性的优势、便捷的第三方支付功能以及高收益性的特质，吸引了原本存入银行活期存款账户的资金转向余额宝，再由余额宝平台以同业存款的形式存入银行。由于相对同业存入的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准备金率更高，因此降低了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缴存额。


       第二，金融科技的普及使银行从外部金融机构获得临时流动性支持更加容易，导致银行预留的超额存款准备金降低。第三，金融科技的发展创造出使用便捷且安全性兼具的信用工具，减少了公众使用现金的频率，降低了现金比率。金融科技通过上述方式，提高货币乘数，扩大了货币供给，导致货币乘数的波动更为剧烈，使得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减弱而受客观经济支配的内生性增强。
       2.
       金融科技发展削弱货币供给的可控性
       由货币乘数理论可知，央行通过调控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从而影响基础货币的派生。传统货币金融理论认为银行在信用创造领域具有垄断性，从而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影响银行放贷行为实现有效调控。但金融科技的发展催生出高流动性和收益性兼具的金融产品，在广义信用范围内创造出了更多的信用，使银行不再是信用创造的唯一主体，影响了货币供给的可控性。


       存款方面，支付宝余额宝、微信零钱通等货币型互联网理财产品，相比于银行存款，更能满足用户随用随取且同时享有存款利息的需求，导致银行表内存款资金被抽离至表外，加剧了利率上涨、资产价格及汇率下跌预期。贷款方面，互联网企业及专业网贷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评判用户的金融行为以及信用信息批量发放小额贷款，或者与银行合作通过联合贷款或助贷模式开展贷款业务。
       此外，部分互联网企业将发放的贷款作为底层资产开展类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实现类似于传统银行的信用倍数扩张，扩大了信用创造的范围。而相比于传统银行的信用创造，互联网企业的信用创造是参与者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实施的市场化行为，且交易利率、资金成本以及边际收益均由市场决定，不受货币乘数、基础货币以及货币政策的限制，由此减弱了货币供给的可控性。
       3.
       金融科技发展影响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金融科技发展改变了货币需求结构，一方面，金融科技创新了支付手段，微信零钱通、支付宝余额宝等多种新型支付形式使人们在随时随地可以支付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货币基金的收益，逐步改变了大众的支付方式和支付习惯，从而对实体货币形成替代，减少了公众的交易性需求。
       另一方面，诸多互联网货币基金利用资金垫付等多种方式，保证用户的赎回请求在当日内即可实现，使其具备实时到账的优势以及兼具投资和流动性的功能，进一步促使部分预防性甚至交易性资金逐步转换为存放在互联网货币基金账户中的投机性资金，促进投机性需求增多。
       此外，投机性需求与利率高度相关，同时金融科技发展催生出的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投资方式进一步增大了投机性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由此削弱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