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诺奖与院士两大光环，去年刚庆祝过百岁诞辰的杨振宁先生是我国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同为物理界巨擘的丁肇中曾经将杨振宁的规范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量子力学相提并论，并列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三大里程碑。

不过哪怕是这样一位声名远著的院士大家，他的看法也并非一直都与中科院保持一致。最为著名的事例就是关于大型高能粒子对撞机是否应当上马的多年论争。

一次提问背后的论争

两年多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雁栖湖校区，一位参加探讨的高能物理研究生又一次向受邀前来的杨振宁先生提出了这个广受关注的问题。

虽然那场论争的高潮已经过去好几年，杨振宁仍然坚持着他在2014年的看法，对中国建设大型高能粒子对撞机表达了直接的反对态度。

他还补充，当他自己当初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生的时候，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高潮期。然而最迟30年前，对撞机的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走入落寞阶段。他当时说了一句话“the party is over”，并认为以十年为一阶段，高能物理发展的方向已经悄然发生了转移。

他在30年前的这段言论或许知者寥寥，但在2014年时，关于大型高能粒子对撞机究竟该不该建的论争，却早已超越了科学界内部争论的范畴，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大型粒子对撞机是什么？

对社会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位于争论焦点的大型高能粒子对撞机恐怕是个相当陌生的专用名词。

它的原理是什么？用在哪些领域？对于科技发展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很多人恐怕都不清楚，只凭直觉意识到这是一种距离日常生活相当遥远、拥有高科技含量的东西。

然而科学技术作为引领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本来就应当超前于社会大众的平均普遍认知。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各个科技研究领域发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准，力图拥有自己的科技核心实力，大型对撞机自然也成为考量的对象之一。

数十年前，通过完善“标准模型”来反映世界微观真相的研究理念，成为在物理领域风行一时的主流方式。所谓“标准模型”，指的就是包括了微观基本单元及其相互作用在内的一种理论模型。

这一研究方式看似抽象，但是一旦有所突破后，对于天文宇宙学以及物理学科内部各领域而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大型粒子对撞机正是此类研究中承担重要任务的必备装置之一。它的运作原理是将粒子加速到一定程度后，使其发生对撞，探索微观粒子的宏观效应，以达成认识新粒子及其规律的目标。

这种机器的存在能够为科学家的测算提供具体实验数据。通过对撞并观察其结果，可望获得前所未有的新发现。

王贻芳院士：应该建，而且要早建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科学界大牛认为我国应该及时建造自己的大型粒子对撞机，不但能够促进理论物理的进步，同时也能够极大提升我国在物理研究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与杨振宁先生持相反意见，国内以中科院王贻芳院士为代表的一派科学家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建属于自己的大型对撞机。王院士还提出了名为CEPC的对撞机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该方案成为了普通大众对于大型对撞机的基本认知。

王贻芳

面对来自外界的疑问，王院士也曾就自己的看法进行具体相关解释。他认为，关于希格斯粒子的研究虽然已经有所突破，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型对撞机就不具备研究支撑意义了。在当下，粒子物理研究突破的重点方向，仍然需要大型对撞机来提供设备支持。

若是将国内外同类研究方向进行横向对比，我国的研究进度并不吃亏甚至可以说是领先的，更有概率取得阶段性突破。而建设对撞机的经验我国也并不缺乏，若是能够投入一定的预算，一定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建设。

从全球科技生态位的角度来说，王贻芳院士认为我国更应当抢占先机，如果在二三十年间无法建成，将会失去成为高能物理世界中心的机会。

当中国GDP已经“坐二望一”的时候，不可能也不应当继续做着一些二流的、跟风式的研究，应该深入核心位置去参与竞争。

从私人角度来说，王院士表示“中国的粒子物理如果有了CEPC，我就尽到了我的责任”，这是从规划角度而言，但他自己大概是没有机会亲自通过它来做研究了。

在王院士提出的更进一步具体规划中，他认为若以2020年到2030年作为第一阶段，完成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除去土地等问题的费用，工程造价约为400亿人民币。从2040年到2050年为四分之三质子对撞机阶段，工程造价大约为1000亿人民币。

从这个规划不难看出，越往后的阶段，后续的费用会被推高。这就涉及到一个先期投入是否足够值得、沉没成本有多大风险的问题。

站在促进中国实现前沿物理发展突破的角度，王院士将大型对撞机的建设视为关键环节，因此他力主我们不但要建，而且早建比晚建好。

杨振宁的反对理由

而作为旗帜鲜明的反对一方，杨振宁也同样列出了自己的理由。

最早在1972年，杨振宁受邀请参加一场相关学术会议，当时会上就有物理学家主张修建粒子加速器，也就是大型对撞机的前身，杨则当即表示了反对意见。

提出反对的原因主要是该项目耗费的人力和物力过于庞大，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对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做到有效改善提升，也就是说，投入难以实现足够的正向效果。

同时，杨振宁还认为，美国高速发展的核心原因和动力是其与时俱进的计算机技术。两相权衡之下，他认为计算机等学科的人才培养应该享有更高优先级的资源倾斜。

1973年中科院高能所成立时，首任所长就曾经提出要修建足够强大的质子加速器。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更改为一台能量较低的设备，也就是运行多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

多年以后，关于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又一次被提到了台面上，而且双方领军人物仍然坚持着自己之前的看法，没有动摇。在这一波论争中，杨振宁先生再一次深入阐述了自己反对的理由。

列在第一位的反对理由并不单纯因为大型粒子对撞机费用过高，而在于科学目标不明朗。在目标不确定的前提下，200亿或者2000亿的费用投入进去也可能会打水漂。投入巨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否取得真正进展尚是一个未知数，且技术成就短期内无法变现。

其次，在该研究领域，我国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关键技术。一旦上马，极可能在很多技术细节上仍然需要依靠外国支持。采用这样的方式推进研究，不但很可能得不到预期的回馈，还会直接挤压其他基最后是“人”的问题。

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高等级学者严重不足，按比例估算不到全球的1%。即使项目顺利完工、我们拥有了实验器材，这项研究也大概率会被外国人主导把持，核心技术也被外国人带走，最后实际上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得不偿失。

而且如果目前押下重注去研究高能粒子，可预期的、短时间内能够改变人类生活的的东西并不太多，多少类似一种押宝的心态。与其如此，不如将钱投入到医疗、教育、生命科学等更加迫切且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

他还举了美国走过的对撞机之路作为例子。1990年前后，美国决定要修建用来探究基本粒子的世界最大超级对撞机，光是一同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加上工作人员就有数千人之多。

这样的项目当然花费不菲，最初的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屡次增加又花了80亿美元。投进去的钱越来越多，反对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直到1992年国会不得不终止了这个计划。此前已经花掉的钱已经变成沉没成本，自然是没有办法再找回来了。

也有看法认为，美国科学家谋求在本国建对撞机受挫后，这才转向中国，希望中国承担这笔花费来创造研究该课题的条件。

曾有人粗略估算，如果将建造一个大型对撞机的投入估算为200亿美元，那么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半珠港澳大桥，或者三个上海迪士尼乐园。

杨振宁自己也曾经说过，反对这个计划的关键并不在钱上。

有人说别的国家没钱，但这笔钱对于中国来说算不上伤筋动骨，也有同行认为他的反对是要关闭掉那个方向研究的通道。但是要为对撞机花掉至少200亿美元，杨振宁坦言“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他明言反对的是中国建设对撞机，并不是反对投入资源去研究高能物理。他认为，不建对撞机，不花这200亿美元，研究高能物理同样有其他的方式，例如新加速器、几何结构等等。

他向学生发问，20世纪后半高能物理走红，但能够持续走红两个世纪的东西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不考虑一下21世纪真正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呢？

在他看来，科技发展的全局，以及每个领域内部的发展轨迹，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19世纪物理学领域的研究对象，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和态度，与20世纪并不一样；那么21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趋势、研究课题、未来方向，也同样可能存在不同。

共同关注点：高级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院士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在“我国缺乏该领域高级人才”的论断上却出奇地一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论断日渐被证明正确。只不过两人立足于同一个现实，却作出了不同的假设和预期。

杨振宁院士认为，由于中国不具备足够掌控主导权的人才梯队，即使修建好了大型对撞机，进行实验与研究的主导权也不得不落入外国人手中。

而王贻芳院士的看法则近乎完全相反，他认为正是要先有了实验的条件，才能吸引足够的高科技人才流向中国。他甚至进行了初步预估，认为一旦中国成为世界级的物理研究中心，将吸引以数千计的物理研究者来中国工作。

这一动向将对中国的基础科研局面产生深远影响，拉高我国的理论物理水平，并提升中国在世界科研领域的地位。这些益处远远超出了建造粒子对撞机本身，甚至比打造一所全球一流大学更有意义。

两人察觉的现状相似，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其中区别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一类的世纪难题。双方谁都难以说服对方，也并不容易通过简单的实践来论证结果。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我国而言，无论是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还是经营世界一流的大学，都不是什么可以一蹴而就的速成式项目。两者同样需要强有力的统一规划和持续的巨额投入，并且极可能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正面反馈。

如今美国曾经的对撞机项目SSC已经落幕，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仍在运行，有传言称日本也将自己的对撞机项目ILC提上日程。

关于这一领域的各种争论虽然时时发生，但是大多数人都承认，即使这笔费用投入对于我国而言属于“掏得起”的，但也并不表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能够轻易地决定下来。因为这事关国家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因此仍需大量的谨慎论证。

结语

去年9月22日，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物理学会还曾经以杨振宁的百岁诞辰庆典为契机，举办了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研讨的活动。

活动现场，杨老先生在妻子翁帆的陪伴下现身，虽然听力有些减退，但是精神仍旧矍铄清朗。他为会上的来客留下了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也表明他在物理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有媒体将杨振宁关于大型对撞机的反对称为他的“最后一战”，固然含有杨已经进入高龄的含义，但更关键的重点仍然是表述他对此事反对的坚决程度。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少于巴西、墨西哥及马来西亚，这就注定了我国在面临这样费用奇高的项目时不得不谨慎从事。